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美国的工人阶级更缺少革命性和团结性，阶级意识淡薄，许多工人并不承认他们自己属于无产阶级。造成这状况的原因首先是上面提到的两个因素。土地多且低廉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给工人带来各种机会这一现实，使工人很容易产生只要个人努力奋斗就可以摆脱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处境这种意识。在很多工人看来，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都是不必要的。布莱克曾分析过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在美国失败的原因，指出：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维持时间最长的卡贝的伊加利亚公社也不过47年，这“表明这种做法是不顺应19世纪美国生活的基本潮流的。新边疆的开拓和经济的迅速增长有利于无情的个人主义而不利于无私的合作。”马克思主义传入美国后也同样遇到了这种情况。其次，美国劳动力缺乏，使工人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欧洲大陆的工人。19世纪初，一个旅游者曾计算过美国工人工资的购买力，并同欧洲一些国家做了对比。“一个美国农场工人的年收入，可以买222蒲式耳小麦或5000镑牛肉”，这个购买力是英格兰工人的3倍多，苏格兰工人的近4倍，爱尔兰工人的7倍。较高的工资使工人的生活状况相对较好，因此“妨害了他们具有充分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恩格斯在1892年3月30日写给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中就指出：“美国本地工人的特殊地位是你们美国的一大障碍”，这个特殊地位就是“贵族式的地位，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把不需要掌握专门技术的低工资工作给移民去做”。第三，工人种族构成的多样性阻碍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美国历史学家戴维·香农认为：美国工人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族集团的成员，而非看作是某阶级的一员。移民的不断流入使组织美国工人的工作更难了。此外，不同种族移民的不断流入更强化了种族意识，冲淡了阶级意识。恩格斯对此论述道：“这些移民分属于许多个民族，他们之间语言不通，大部分人连美国话也不懂。”而美国的“资产阶级比奥地利政府又更善于挑拨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挑拨犹太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等等去反对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挑拨每个民族的人去反对所有其他民族的人”。奴隶制一度在美国的存在以及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使得黑人与白人工人之间存在隔阂，对黑人与白人来说，种族差异远远大于阶级差异。黑人的反抗运动大多是以种族意识而非以阶级意识为基础的。最后，美国的清教传统不利于培养阶级团结意识。美国学者约翰·拉斯莱特认为：美国清教徒传统有助于解释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和经济的自救。清教徒都看重个人奋斗，而不崇尚集体协作。
美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使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缺少物质基础。虽然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传入美国，但发展并不迅猛，在美国始终未形成较强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美国社会党最辉煌的时候是1912年，这一年大选中，社会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获得了全部选票的6%，但是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衰落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工党正是在这段时间崛起的，取代自由党而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成立于1919年的美国共产党也没有发展成美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其党员队伍最多时为7.5万人（1938年纽约“十大”时的登记党员数），参加议会选举的成绩最好时是1932年大选，美共总书记威廉·福斯特作为共产党的候选人得了102999张选票，还不够一个选举人，而民主党的当选总统罗斯福则得了创纪录的700万张选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正值经济大危机期间，是共产主义力量发展的大好时机。社会主义力量薄弱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相对有限，因此难以影响美国决策层的决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力量作为选民和压力集团的作用也相对微小。社会主义力量薄弱的间接后果就是使反共主义思潮在美国可以畅行无阻。在这方面，美国与欧洲又形成鲜明对照。比如在十月革命后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时，英国和美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反对本国政府干涉苏俄，但是由于英国工党在议会中有相当数量的席位，工党与工会在议会内外相互配合，对劳合·乔治的自由党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而由于没有议会内的力量，美国工人的斗争对政府形成的压力就小得多。再比如，1924年，英国工党政府率先承认苏联，带动了20多个国家同苏联建交，实现了列宁的愿望，而美国直到1933年才正式承认苏联。英国工党之所以能走出这一步，是与它的阶级基础和纲领密切相关的。在像英国这样有较强大的左翼政党的国家，反共主义就会受到较有力的遏制。
三、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失误
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的失误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美国反共主义的发展：其一是影响美国决策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其二是影响社会主义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上，苏联的实践最为丰富，最为典型，同时失误及其对美国反共主义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所以这里仅以苏联的情况为例进行阐述。这并不等于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对反共主义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失误主要有三点：
第一，在外交上过于强调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从而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相应的回应。苏联外交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冷战的原因，是莫斯科教条主义地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发表演说，指出：马列主义的原理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这将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进而打起仗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对30年代的往事重演有所准备，即必须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的生产……和平是不会有的，国内的和平国外的和平都不会有了。这番话讲的虽然是众所周知的马列主义原理，无可非议，但是在刚结束了战争浩劫的世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好像苏联好战。美国自由派领导人物之一，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说，斯大林的话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这虽然有点耸人听闻，但却有很大煽动性。不到一个月，3月5日，丘吉尔就发表了富尔顿冷战演说，这被看作是对斯大林讲话的回敬。
第二，苏联的扩张主义使美国公众对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产生扭曲的认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一直到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苏联存在着严重的领土扩张活动。在大战初期，苏联先是根据苏德秘密条约占领了波兰东部，这被西方看成是近代史上三次瓜分波兰的继续；以后又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继而进行了对芬战争，夺取了大片领土；继而又吞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在大战中、后期，苏联又利用各种机会在东欧和东亚获得大片领土和利益，比如在中国，苏联就重新取得沙皇俄国从中国夺取的，并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基地和租界，而这时西方大国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以前在中国的租界；战后，苏联一度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企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等战略要地；干涉伊朗内政，对中东有领土野心；斯大林还曾有过控制利比亚的想法。虽然苏联的这些行为是和社会主义的宗旨不相符的，但在美国公众看来，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因此当美国统治者宣扬反共主义时，就很容易得到公众的响应。特别是冷战爆发时，美国的反苏、反共政策得到了西欧国家的积极响应与配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冷战爆发时是英国等西欧国家发挥主动精神拉美国与它们一起来对抗苏联。西欧国家之所以奉行这样的对苏及对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担心苏联扩张主义的威胁。
第三，苏联在内政外交中的许多作法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十月革命和新社会制度在俄国的诞生，曾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很多人特别是那些不满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知识分子感到世界有了新的希望。正如资中筠教授所说的：“十月革命后，一大批有着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和向往平等社会理想的西方知识分子热情欢呼一个新制度的诞生，美国也不例外。”在十月革命后的几十年间，有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与美国共产党也关系密切，有些人还加入过共产党，在1932年大选时支持福斯特竞选总统。然而，苏联的许多作法损害了它在这些人心目中的形象。全盘集体化运动、党内的残酷斗争和大清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战前与法西斯德国的秘密外交等给美国公众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这些事情是与美国人的价值观严重相悖的，促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官方和媒体对苏联进行的攻击性宣传。二战后，许多东欧国家都按苏联模式建立了政权，美国公众认为这是苏联在强制推行它的制度，是在践踏民主和其他民族的自由。因此，当美国政府高举起维护世界民主和自由的旗帜，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时，在国内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