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以暴力革命和输出革命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搞暴力革命和输出革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则是必然的选择。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坚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共产党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愿意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愿意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并将社会主义与和平紧密联系起来。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与“战争与革命”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差别。不仅如此，中国还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作为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一项政策原则。这有利于减弱美国推行意识形态外交的动力和效果。冷战后，美国一些政治力量坚持冷思维，强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但却越来越难以得到美国盟国和国内公众的有力支持。这不能说与中国所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无关系。
树立和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弱化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而能否坚持和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和平外交政策，关键在于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如果认为我们仍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那么就必然要“时刻准备打仗”、“打了仗再建设”，而你这边“准备打仗”，就必然会引起周边及西方国家的反弹和紧张。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纷纭复杂、变化多端，特别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有所加强。这种倾向在科索沃战争中得到充分表现。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的国际局势还是相对缓和，制约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相对更多、更强一些。冷战的结束是以非战争的方式实现的，这是自国际体系形成以来，首次未经过战争手段而结束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状态。这一结局本身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深化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时代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虽然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种“冷战”与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和激烈军备竞赛为特征的那种冷战相比，其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为世界大战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尖锐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存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尽管“小的战争不可避免”。诚然，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失去另一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制衡后而恶性膨胀，从而导致干涉他国内政的事情增多，甚至发生类似于北约袭击南联盟这样的局部战争，但这种干涉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与冷战期间相比，国际局势相对缓和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其一，局部热战，如在海湾地区和巴尔干地区，虽然未能避免，但其规模和烈度及对世界和平局面的影响，要比冷战期间某些局部热战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小得多。其二，虽然美、日等国在增加军费预算，并进行高新科技武器的研究与开发，甚至积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但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要比冷战期间缓和得多。
从更宽广的范围看，冷战时期制约战争的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发展。首先，世界人民更加反对战争，要求维护和平。就拿科索沃危机来说，北约一直未敢动用地面部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约国家的人民反对将战争规模扩大，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敢轻易违逆人民的意志。其次，东西矛盾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尖锐。美国虽然坚持“反共主义”的冷战思维，试图遏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日益强大的中国，但是现在的中美关系要比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密切得多。过去，美苏首脑会谈，主要议题就是削减核武器，而现在中美首脑会谈时则更多地是谈论双方在经济、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合作。第三，多极化趋势仍客观存在。虽然科索沃危机表明美国“一超”地位有所加强，但是多极化仍然是大趋势，“单极”格局不可能建立起来，就连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如亨廷顿也承认这一点。美欧、美日虽然有同盟关系，但在更大程度上它们是互相利用，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欧洲和日本也不欢迎美国“单极”独霸世界。多极化趋势有利于大国之间进行合作，互相协调。第四，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本国的发展上。求发展，就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从本质上说，维护世界和平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互相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更需要和平的环境。第五，科技进步的势头不仅未减缓，反而更加迅猛。科技进步的趋势使国际竞争的主战场逐渐由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这无疑有利于减缓利益冲突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有助于削弱战争因素。第六，核军备竞赛虽然比冷战期间减弱，但美、俄等国庞大的核武库仍然存在，仍然能够毁灭整个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而世界大战甚至大规模的地区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引发核大战，这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必须认真对待的。总之，在存在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的冷战期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命题尚能够成立，那么在冷战结束后，这一命题就更有生命力了。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发展，生活要提高，更加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民族战争的状况。在冷战结束初期，民族、种族间的战争确有膨胀趋势，并被许多国际问题专家和一些国家领导人看成是后冷战时期影响国际局势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学者特德·罗伯特·格尔认为：“90年代初民族战争的爆发是从50年代开始的长期大趋势发展的高潮，这种趋势在冷战结束后不久达到顶点。”“从1985年以来的所有新的抗议和反叛活动有2/3是在1989年到1993年开始的”。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整个90年代，采用暴力手段的民族群体的数目稍稍下降。到了90年代末，民族群体采取的最常见的战略不是武装冲突，而是一般的政治斗争。从1993年到2000年初，自决战争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在90年代，16场分离主义战争通过谈判和平协议得到解决，另有10场通过停火和持续的谈判得到控制。”格尔最后认为，这些情况表明民族和解的趋势加强，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关系的新体系正在形成。民族战争的减少与民族和解趋势的加强，无疑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现。
三、努力寻求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就应当正确认识两种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定位，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则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认识两国的关系定位和共同利益，对认识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得不如此前平稳，龃龉与磨擦明显增多。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美国从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出发，将中国看成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敌人。“中国威胁”、“遏制中国”的论调在美国经久不衰，并且体现在对华政策中；尤其是美日同盟的加强，明显地有针对中国的战略动机。基于此，有些忧国忧民者惊呼，中国与美日绝不是伙伴，而是敌手，双方必有一战，中国应当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其实，这种认识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没有看到当今世界大趋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当今世界有几大趋势，将有力地制约、影响21世纪至少是前半叶的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当然包括中美关系。
首先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平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和崇高愿望，任何国家的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必须考虑本国和世界人民的这一愿望。在和平这个大潮流下，像20世纪以前的那种殖民战争和20世纪中叶德、日、意法西斯发动的强占他国领土的侵略战争已经没有发生的基础和条件。这正是当今世界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能和平共处于一个地球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很说明问题。并不是美、苏的实力不够强大，而是它们的侵略行为违反了本国和世界人民的意志。当今的美国再强大、霸道，也不敢强占别国领土，至多只能是对那些所谓死硬的“无赖国家”进行某种形式的打击，破坏其军事、经济设施，削弱其力量，仅此而已。而且这种打击也仅仅是针对一些能被它抓住“把柄”的小国，对像中国这样既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威望又具有相当军事实力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它绝不敢轻举妄动。
在发展这个大潮流下，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将发展本国经济作为头等大事，美国也不例外。冷战后，尽管美国处于“一超独霸”的地位，而且经济形势又非常好，但是它也不敢在发展经济上有所怠慢。美国历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将“扩展美国经济”作为首要目标。为此，美国就必须重视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绝不会为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利益而将之拱手让给它的经济竞争对手——欧盟和日本。这正是10年来在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龃龉不断的情况下，经济关系却越来越密切的原因所在。存在强大反华势力的美国国会最终能够通过关于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非常能说明问题。这表明在美国决策层的心目中，经济利益远远高于意识形态及其他方面的利益。此外，世界各国尤其是美、欧、日之间日益激烈的发展竞争还削弱了美国反华势力发动意识形态冷战的基础，遏制中国的政策就一直没有得到欧盟国家的响应，而没有欧盟的响应，对华冷战是搞不起来的。
其次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度增大。这促使国际交往中的“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越来越多。这必定会减弱美国推行对华遏制政策的动力。遏制中国，固然使中国受损，但美国自身也会深受其害；与中国接触、交往，中国受益，美国也得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与中国接触的动力会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全球性问题增多，促使世界各国寻求合作。比如在核扩散、环保等问题上，美国必须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合作。
此外，全球化促进了各国间的交往和了解，这有利于消除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有助于制约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美国反华势力用以蛊惑本国人民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中国威胁论”。这一论调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仍是一个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国家，对内实行“专制独裁”，不尊重人权，对外热衷于搞“世界革命”，将来强大了，必将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其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已经与苏联有本质的区别，和平外交和对外开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和特征。
最后是多极化。多极化是个大趋势，美国的战略家们也承认这一点。中美都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多极世界的一极。谁将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占居有利的位置，关键看21世纪头几十年的发展和综合实力对比。对美国来说，现在虽为“一超”，并极力想阻止其他几强挑战它的地位，但是它并不想与任何一强走向对抗，因为那样既影响自己的发展，又会使其他几强趁势而起。中、俄、欧、日都是美国要防范的对象。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明显地是在挤压俄的战略空间。美国扩大在中亚及蒙古的影响，虽然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但更有争夺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意图。加强北约和美日同盟，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美国要限制欧洲和日本发展自己军事力量的因素。根据常用的综合国力评估方法，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仅相当于美国的50%-60%，而且与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美国的战略家不会无视这一点。“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那些怀有冷战思维的政客们的蓄意编造，是政党用以攻击对手的一张牌。
在上述几个世界大势的影响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将越来越明显和重要，尽管也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正是由于既有利益冲突又有利益重叠，中美关系才定位为“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即非敌非友。在某些方面，是对手甚至敌人；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是朋友；但总体上则是伙伴。伙伴能否演变成敌人，取决于两国各自的外交战略走势和世界大势，也取决双方决策层对共同利益的把握。
克林顿在1997年曾归纳出了需要中国合作的六个方面：促进一个和平、繁荣及稳定的世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避免不稳定地区、流氓国家及恐怖分子持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他精密武器；打击毒品走私及国际集团犯罪；促使全球贸易及投资尽可能自由、公平与开放；确保不以明天的代价来换取今天的进步。这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看两国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需要美国合作的方面更为广泛，共同利益更多。
首先，两国都希望国际局势最起码在近中期内相对稳定。我们要专心搞建设，希望有和平的外部环境；美国要充当世界的领导，不希望看到一个动荡的世界，它想实现霸权控制下的和平。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从某种角度说，也是不想让世界有大的动荡。
其次，两国都不想走向互相对抗。在多极化大趋势下，美国不愿与“多强”中的任何一强走向对抗。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在美中、美俄、美日、美欧等大国关系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处于对抗状态，都会使第三者从中渔利，乘势崛起。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日本和德国的复兴。中国要营造良好的处部环境，更不愿同美国这个“一超”搞对抗。50-60年代同美国对抗，曾给中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单从军事安全上讲，美国曾四次打算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如果这种打算成为现实，那么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的历史恐怕得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