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际政治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两种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同一个地球上对立并存。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既有激烈斗争，又需要和平共处。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以后，中国等十几个国家也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地球上铲除资本主义，使人类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十月革命后曾有过种种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国际资产阶级也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洪水猛兽，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于是有了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张伯伦的祸水东引，丘吉尔的“铁幕”政策，凯南的“遏制”战略等等。然而，半个多世纪的较量、对峙，其结果是谁都没有如愿以偿。从国际资本主义这方面来看，当初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直接武装干涉的“扼杀”战略转为实行“冷战”和“遏制”战略，这本身就表明它对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无可奈何。后来，尽管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以至于国际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他们“冷战”的胜利，但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站稳了脚跟，尤其是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从社会主义这方面来看，能给资本主义以毁灭性打击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未发生，而且资本主义还表现出了相当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其生命力还远未丧失。在两种社会制度力量的对比中，资本主义还占着较大的优势。全世界的物质生产能力和产品大半在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上，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居领先地位。就目前来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其生产水平还会有所提高。从总体来看，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具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取代资本主义，取得全球性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两种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最后由人民来选择，谁也不要企图用武力扼杀、消灭对方，也不应用“冷战”的方式来“遏制”对方。实践证明，任何企图消灭对方的努力，其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不但不能达到自已的目的，反而使自己也受到损害。近百年两种制度较量的历史表明，处理两种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好、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两种制度在同一个地球上和平共处，即“一球两制”。由此可见，“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下去。
然而，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就不存在斗争了。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斗争的方式有所变化罢了。对美国来说，通过外交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西化、分化的战略并没有改变。可以说，只要两种制度还存在，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就会存在。
（二）美国的“一超”地位
美国“一超”地位是美国国力强盛的表现，这种状况会促使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外交的作用。
虽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其国民生产总值由战后初期占世界的一半以上降到现在只占28%左右，而且美国自己也承认多极化是个大趋势，但是，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取得了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随着两极格局的结束，取而代之的并不是多极格局，而是“一超”加“多强”的“一超多强”格局。预计这种状况将保持一段时间，按美国人自己的说法，至少要保持到2015年。得出这种判断的主要根据有如下几点：
第一，虽然多强的总体经济实力已超过美国，并且某些国家如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还正在缩小，但在1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可能超过美国。多强中惟一在经济实力上可与美国抗衡的欧盟，在综合实力的其他方面却无法与美国比拟，就连欧洲人自己也承认，欧洲“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还要等许多年。”其他国家恐怕要等更长的时间，甚至根本就没有可能性。现在美国与世界“第二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差距远大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差距。
第二，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不是绝对的。如果同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相比，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反而有所上升，由25%左右上升到28%左右。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与日、德、俄等国的差距反而拉大。
第三，美国在军事、科技、教育和人才等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单拿军事力量来说，按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的说法：“美国当今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名列第二的是哪个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冷战后，美国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军，乔治·布什总统批准裁军50万人，克林顿总统又批准裁军25万人，这使美军人数减少到145万人；裁军计划在两届政府中都得到了逐步实施。与此同时，国防部的文职部门也做了相应的削减，裁去了大约40万人。此外，从1988年开始，根据《基地重新调整和关闭法案》，有100多个基地被关闭。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拥有第一流的军事实力。与大幅度裁军相适应，美国对军费开支也进行了削减。冷战期间，美国的军费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6%。冷战后，美国对军费曾一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削减，从1990年的3000亿美元左右（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4%）减到1995年的2706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7%）。美国还计划将这个比例降到3%以下。不过，到了90年代后半期，由于美国经济总量在扩大，再加美国又有意识地增加军费开支，美国军费的总量又出现上升的势头。2000年的美国国防开支计划就达3100亿美元，超过1990年的数量。目前，美国的军费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是其北约盟国军费总和的近两倍，俄罗斯的20多倍，中国的几十倍。按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的说法：“尽管美国每年的国防支出（按目前的美元比价看）比冷战时期的水平大约减少了1000亿美元，但仍高于俄罗斯、中国、德国和法国的预算总和。”在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上，多强与美国的差距更大。就拿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相对较有优势的欧洲来与美国对比：美国目前拥有64颗侦察卫星，欧洲只有5颗；美国有80架大型战略轰炸机，欧洲一架也没有；在巡航导弹、海军力量方面，美国的优势更明显；美国每年的军事科研开支超过300亿美元，欧洲则仅为120亿美元。此外，美国在全球军事战略上也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美国在世界各地重要的战略地区都驻扎着军队，其中欧洲10万，亚洲10万，中东2.5万，波斯尼亚2万。总之，不仅目前，而且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够赶上美国。正如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亚当斯所认为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军费、军队、武器装备能与美国相比。不仅如此，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又积极发展导弹防御计划，试图使它与“多强”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进一步拉大。其中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是保护美国本土免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攻击的武器系统，预计到2006年基本建成；战区导弹防御计划（TMD）是保护美国本土之外某一个地区免遭远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攻击的武器系统，用以保护美国的海外驻军和盟国，预计在2008年前后基本建成。香港《亚洲周刊》的文章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评论道：如果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得以实现并且在技术上真的无懈可击，全球的远程导弹及核武器都将对美国无用武之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成为全球秩序的新上帝，随时可用任何理由干预别国或其他地区的事务，而无虑报复。”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加紧发展核武器。1994年9月，克林顿总统批准了《核态势评估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美国要保持核力量的重组能力；此后，美国进行了多次亚临界核试验，大力研发新一代核武器系统；1999年10月，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美国恢复完全的核试验制造法律依据。
第四，美国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发展优势。首先是自然条件：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适度的人口。这些是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会越来越突出。其次，美国率先进入信息时代，信息高速公路正在给美国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扩大美国同其他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差距。
第五，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使美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中占有明显的战略性的优势。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在旧金山向美国政界和商界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21世纪的外交战略构想，其中特别强调了全球化对美国所带来的好处。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使美国深受其益，更加繁荣强大，而且更具有信心，成为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的国家。全球化是客观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回避，而美国在这个进程中却占居着非常有利的位置。
第六，美国拥有相当强的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支配能力。北约东扩和战略新概念出台、科索沃战争、美日新安保体系等事件表明，美国对国际秩序具有相当强的支配能力，可以做到“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西欧和日本作为多强的成员，甘愿接受美国的领导，至少是不想成为美国的对手。中国、俄罗斯虽然能利用联合国对美国形成制约，但机会和效果是相当有限的。此外，美国在许多国际组织中，如西方八国首脑会议、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都发挥着相当大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许多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以及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具操作性的国际规则，如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尊重知识产权、核不扩散、军备透明，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的，对美国有利，这可以部分弥补美国实力的缺陷。
第七，美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保罗·肯尼迪曾在80年代预言美国要相对衰落，其主要依据是“帝国过分扩张”的危险，即庞大的军事开支和过多的海外义务耗费了美国的资源和能力。然而，十多年过去了，美国不仅未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被日本、德国超过，反而一扫70-80年代经济发展缓慢的景象。这表明美国具有很强的自身调节能力。90年代以来，美国最有长远意义的调整有两点：一是在内外政策上，将国家目标定位于重点发展经济，开拓市场，与之相应的是在海外实行有限度的收缩，从而减小了“帝国过分扩张”的危险性；二是领导层的年龄结构实现了更新换代，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的平均年龄只有49岁。
（三）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形势
冷战结束，惟一具有摧毁美国实力的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国家安全形势大为改观。一方面，俄罗斯与苏联相比，实力已大为减弱，已经由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降为二流国家，而且其经济、军事实力还在继续减弱。另一方面，俄罗斯已完全放弃了原苏联所奉行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已没有对抗性，虽然俄罗斯在外交上不肯追随美国，不愿甘当美国的小伙伴，但在意识形态上，俄罗斯与美国已属同一类国家。正是因为这样，尽管俄罗斯仍然拥有足可以摧毁美国的核武器，但美国却宣布了冷战的结束，不再明确将俄罗斯作为敌人。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家们一直想为美国寻找一个对手。开始选中了日本，于是有了《下一次日美战争》这类书的出版；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的矛头又指向了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将主要矛头指向了伊斯兰国家和东亚的“儒教国家”。战略对手的不固定，也表明美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比较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真正对美国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正因为这样，冷战后美国的安全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安全战略的出发点逐渐从防范某个大国的进攻转移到对付那些所谓“无赖国家”发动的某种形式的打击和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所造成的威胁上。后者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已经非常有限，不可能威胁到美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至多是对美国的个别城市造成破坏，或者是危及一些美国人的人身安全。
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威廉姆·佩里和艾什顿·卡特，在他们所提出的“预防性防御战略”中提出了美国安全所面临的三类威胁。这三类威胁按严重程度依次排序是：甲类威胁，其性质和规模相当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生存的威胁，这类威胁今天并不存在；乙类威胁，就是波斯湾和朝鲜半岛的两处“重大地区性潜在危机”，它们对美国利益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是五角大楼计划和预算的重点，但并没有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丙类威胁，就是像科索沃、波黑、索马里、卢旺达、海地等发生的事件，它们对美国的安全有着间接的影响，但并不直接威胁美国的利益。佩里和卡特进而又提出了五项在21世纪有可能升级为威胁到美国生存的甲类威胁：（1）俄罗斯有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陷入混乱和孤立，走上侵略的道路；（2）俄罗斯及其他从前苏联分裂出去的国家有可能丧失对前苏联核武器的控制；（3）中国有可能走向敌对，而不是国际体系中以合作的精神发挥作用；（4）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可能扩散，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5）美国境内有可能发生规模和能量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活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今的美国并不存在直接的生存性的威胁，就是威胁美国利益的第二类威胁，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也大为减弱。在那些潜在的甲类威胁中，只有二项是来自于国家，而且这些威胁是“可以避免的”。
由于美国的安全形势非常好，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扩展美国经济、维护美国及盟国的安全和推进民主，并不是针对某一两个国家的，而是面向全球。将国家安全战略定名为“参与和扩展战略”也反映出这一战略的特点，它不是寻求同某个国家的对抗，而是寻求同各国合作。与安全战略的变化相应，冷战后美国外交的侧重点也逐渐从国家间关系领域转向功能性的“问题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