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很难将不同方面的国家利益分得十分清楚。通常情况下，美国是将各个方面的国家利益加以综合考虑，提出一个总的政策目标，而且当这种目标确定后，便居于外交政策中主导地位，其他一切目标都从属于这个总目标。比如冷战时期，美国将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融合到一起，提出“反共主义”的总目标。尽管这期间“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很多，但是它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是遏制并打败共产主义。当其他目标和利益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时，它们通常都被置于从属地位。”冷战后，美国提出了要“领导世界”的霸权战略目标，这既是美国价值观念的必然要求，也是美国领导人心目中谋求战略利益的最佳途径。维持美国业已形成的“世界霸主”地位正是美国对外战略中价值观念与战略利益的契合点。
在现实外交政策中，很难截然划出一条线，将基本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区分开来。比如对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推行遏制苏联的政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释。杜鲁门政府的重要的政策制定人、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断言，苏联在欧洲的扩张是主要的威胁，美国必须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而杜鲁门政府的另一位重要的政策制定人保罗·尼采则强调，苏联是一个计划将共产主义的侵略扩展到全世界的革命国家，美国除了在世界范围对苏联进行军事遏制外，别无它途。凯南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而尼采则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但二人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要对苏联实行遏制。
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动力作过十分精辟的分析，他的分析模式也完全适用于美国。施密特认为：“长达500多年之久，所有的沙皇都奉行一种以‘积累俄国的土地’著称的政策……俄国的苏联领导集团继续推行，甚至加强了这种谨慎的、但却不断扩张的总战略……莫斯科的总战略3/4由传统的俄国战略、1/4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组成。对于安德烈·葛罗米柯这样的人来说……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推行俄国总战略的一个手段。意识形态的圣杯守护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当然又是另外一种想法。在每一个国家中，关于自己的战略是有意见分歧的。在苏联，传统的和历史的动力总是在支配着意识形态的动力。”可以说，在美国也是这样，只不过与苏联相比，意识形态动力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更大一些。
对意识形态动力的地位，可以归纳如下：第一，意识形态动力在美国外交总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只占一小部分；第二，国内不同的人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把它看得非常重要，有人只把它作为一种手段；第三，意识形态动力最终受基本国家利益动力的支配。
这样一来，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美国外交中许多似乎是十分矛盾的现象，比如在二战中与苏联结盟共同对付德、日法西斯，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总是同苏联搞磨擦。再比如冷战后的对华政策，美国既要遏制共产主义中国的发展，但又感到与中国发展关系符合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所以又要与中国接触。贝茨·吉尔比较恰当地表达了意识形态外交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他一方面强调当中国“继续侵犯政治自由”时，美国政府必须继续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又指出：“人权进步遇到挫折不应妨碍其他方面的进步。”即人权利益不应损害其他方面的利益。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可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意识形态渗透在国家利益中，并影响着决策者及战略家们对国家利益的判定；第二，意识形态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与安全、经济等基本国家利益相比，意识形态属于一般的国家利益，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因此当意识形态利益与基本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决策者往往牺牲前者维护后者；第四，意识形态经常被用来做为维护基本国家利益的手段。
二、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
美国外交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而在各种国际政治理论中，意识形态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这里着重论述对美国外交最有影响力的两种国际政治理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中意识形态的地位，同时简要论述一下孤立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及其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
（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是“人性向善论”，认为人性是趋向于善的，因此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交往与冲突时，应当首先遵循理性原则和道德规范。理想主义的思想萌芽早在18世纪就已产生，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就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19世纪的英国外交也常常显露出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马克思在评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时说，他“继承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说”，“迷恋‘光荣的英国宪制’的奥秘和‘英国自由体制的好处’”，因而“力图在整个大陆上推行这些事物”。
不过，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学派是在一战以后萌生和壮大的，而且它还产生于美国外交中。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这个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所做的一次重要演讲中，提出了“惟一可行的和平纲领”，即“十四点计划”，系统阐述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系列理想主义原则，一时被奉为“世界和平的基石”、“理想主义的纲领”。以后经过一些学者的发挥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历史上称之为“威尔逊主义”或国际政治的理想主义的理论框架，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政治中的主流思想，对美国外交产生极大影响。理想主义的最基本观点就是，认为理想、理性或者说精神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决定一切的，而拯救世界与保障和平的正是那些道德和理性的忠诚和信义原则。理想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它“相信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国际体系能够被改造成一种完全和平的和正义的世界秩序，相信觉醒后的民主主义意识将产生巨大影响，相信国际主义会有越来越多的呼应，相信国联一定能够发展和成功，相信进步人士的和平努力和启蒙工作能够奏效”。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理想主义这里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在威尔逊心目中，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旦时机一到，美国就要将这些价值观发扬光大。基辛格将威尔逊所宣扬的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概括为四条：使美国特殊的使命高于外交常态并使它有义务担任人类自由的模范；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因为其人民天生便爱好和平；对外政策应反映与个人道德相同的标准；国家无权主张不同的道德标准。
不过，重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不重视基本国家利益。有的研究者指出，尽管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表达了某种崇高的理念，但是在那些漂亮的词藻下面却掩盖着美国战略利益的考虑。“十四点计划”一方面是试图抵消俄国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和平法令》在世界各国人民中的影响。这一意图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表现的更为清楚。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迎头反对日本领有南洋群岛的要求。其理由是，如果承认吞并领土，就难以把对苏俄提倡不赔偿、不兼并的媾和条件产生共鸣的各国人民吸引到帝国主义方面来。”另一方面借机排挤英、法、日和其他竞争者，争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在“十四点计划”中，美国只是宣称，“无论平时或战时，必须保持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好像美国关心的只是“自由贸易”。1918年10月27日豪斯上校向英国人说的话则充分表露出了美国要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意图。豪斯说：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心甘情愿地屈从于大不列颠对海洋的独占统治……我们有更多的钱，更多的人，更多的自然资源。”
理想主义的根基是脆弱的，同权力与实力较量的现实国际政治严重不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理想主义的影响迅速下降，现实主义迅即崛起，并在二战后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流思想。约翰·海、沃尔特·李普曼、迪恩·艾奇逊、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被称为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现实主义的思想萌芽可追朔到公元前15世纪古希腊的修昔底德。现实主义思想的关键因素都在他的著作中得以强调。修昔底德有关现实政治的论述后来被马基雅维里、霍布斯、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人发挥。
现实主义把人性及其需要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将权力与利益作为国家之间政治的核心内容，从而把国际关系的原则建立在一个非常实际的基础上。现实主义的要义可以用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名言来表达：“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追求那些利益是我们的职责。”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更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它揭掉了蒙在国际关系上的那层道德的面罩，显现出了国际关系的本来面目。现实主义产生后，一直主导着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
然而，即便如此，现实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道德观念。被公认为现实主义者并且是托马斯·霍布斯的信徒的基辛格说过：“责任心显然是美国历史的遗产。”不过，他认为，理想主义将这种“责任心”过分夸大，进而掩盖了美国的利益，走到了“利他主义”的歧路上去。他还认为，理想主义并不是不能要，而是应该使“我们的理想主义更有现实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承认：在抽象概念和具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现实主义总是摒弃抽象概念而坚持具体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是承认“抽象概念”的，只不过与“具体利益”相比居于次要地位罢了。
其实，在美国的现实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政治与道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正如乔治·布什总统所说的：“一个国家的理想主义观念不一定与它的利益相冲突”。道德原则和价值观本身就寓于国家利益之中，政治本身就包括着道德的内容。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汉斯·摩根索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表明了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如果只是个政治人，别的什么都不是，那他就会成为野兽，因为他会丝毫不受道德的约束。一个人如果只是个道德人，别的什么都不是，那他就会是一个笨蛋，因为他会丝毫不懂深谋远虑。”弗兰西斯·福山也做过相似的论述：“人和动物一样，有饮食住居及保存自己肉体的自然需求与欲望。可是，人在基本上又与动物不同，因为人需要他人的需要，也就是希望获得人‘承认’，尤其希望被承认是‘一个人’，一个有某些价值或尊严的存在。此一价值关系到他乐于冒生命危险纯为声名而斗争。只有人才能克服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本能，追求更高抽象的原理和目标。”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美国外交如果只是为了实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目标，那么美国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强大；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基本国家利益，那么美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西方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影响力。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说过：“规定了美国‘道德’外交内容的民主和人权原则可以不与现实政治的利益相矛盾”，“在人权和现实政治之间做出有效选择的两难处境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基辛格说得更为确切：“权力只有在被看成是合法并与自由的美国人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的。”
历届美国政府都很好地处理了“政治人”与“道德人”的关系，他们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既维护美国眼前和长远的基本国家利益，也尽可能地传播、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个人背景下有所侧重罢了。威尔逊虽是理想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这并未影响他维护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福兰克林·罗斯福虽然自称对汉密尔顿“有很强的认同感”，表现出与“对杰斐逊有很强认同感的威尔逊”有“重要的差别”，而且在他的外交表现中确实体现出了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如给苏联以外交承认，并且宣称这主要是为了给美国商品拓展市场并寻找一个平衡日本的力量，但是与此同时他仍然对“苏联存活下来，而且布尔什维主义似乎在向‘后部’地区扩展，激起了危险的革命骚动”表现出“强烈的焦虑感”。这表明他继承了反共主义政策。他1937年10月的著名“隔离演说”，号召对“世界无法律状态传染病”进行隔离，特别是1941年秋宣称美国已变成“民主的军火库”，则更加体现出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从杜鲁门到约翰逊这几届政府，虽然总体上都是以现实主义为外交指导思想的，但在贯彻反苏反共外交政策上，有些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将过多的精力用来对付中国，使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遭受了损失；而尼克松政府则纠正了这种偏差，与中国缓和关系，使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成份更多了一些。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克林顿政府的“民主外交”都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基辛格认为：“美国的领袖总是把自身的理想视为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他甚至说：“自威尔逊关键性的任期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遵循着他的理想主义方向前进，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都不可能与理想主义完全脱离关系。实际上，任何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早在1821年，当时任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就道出了美国这种外交思想的要点：“凡自由独立的标准得以施展或应该推行之处，美国会寄予关注、祝福及祈祷，但它不致向海外去寻找毒蛇猛兽加以摧毁。它衷心期盼全世界得享独立自由，但它仅拥护自己，只为本自奋斗。”当时美国刚立国不久，国力尚弱，无力与欧洲列强争雄，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孤立主义，但是它并没有放弃维护美国的价值观。特别值得玩味的是，美国参加第一世界大战、正式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方针，却是在威尔逊的利他主义的旗帜下实现的。“号召美国参战时他不提自私的国家利益，而是表明美国别无所求，只是为维护原则而战。”而此前，西奥多·罗斯福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旗帜，号召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却没能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