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与其他有关推进民主的理论比较起来，“文明冲突论”中的反共主义内容更隐晦一些。而且，这一理论与美国近期的外交目标更加吻合。美国政府想要重点收拾的几个“无赖国家”多数都被摆入了“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联盟中。正因为这样，“文明冲突论”出世后，虽然遭到学界的批评，但却深受美国决策层的欢迎。
三、历史终结论
如果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对未来世界和平持悲观态度的思想，那么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是一种持乐观态度的思想。还在苏联东欧剧变刚刚开始的时候，出身于哈佛的政治学博士、在美国国务院思想库当副主任的福山就在新保守主义的期刊《国家利益》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之终结？》的文章。此文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多国的报刊转载。以后，福山又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更为系统、详尽的阐述。
福山的核心观点是：苏联东欧的剧变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战胜包括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内的各种极权主义，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形式。福山这样表述他的观点：“关于做为一个统治体系的自由民主的正统性，一个值得注意的共识这几年已在世界出现，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可是，我更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后阶段和形式。当然，福山承认，这个最后阶段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历史的终结“并不是说，美国、法国、瑞士这些今日已安定的民主国家没有不公正或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且人类达到这一理想境地的进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目前一些国家也许不能达成安定的自由民主；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回到神权政治或军事独裁这一类更原始的支配形态。”但是，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大方向，“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
福山继承了“民主和平论”的思想。按照福山的逻辑，将来人类都实现自由民主了，那么世界和平也就有了可靠保障。因为“自由民主会把希望自己国家被认为比其他国家优秀的合理欲望，改变为希望被认为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合理欲望。在自由民主构成的世界中，因为所有国家都互相承认对方的正统性，引发战争的原因才减少。”
这里不想对“历史终结论”做详细介绍，只是要指出这个理论中所渗透着的反共主义因素。首先，福山将自由民主作为“人类统治的终点”，实际上是否定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最高形态的地位。福山认为：马克思也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即“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苏联东欧的剧变表明，共产主义不会成为“历史的终结”。他还反驳一些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全面的胜利，正是为下一阶段社会主义做准备；而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在整个世界都进入资本主义的时候才有可能成功”的观点，指出：“过去几十年，只是为了实现那种‘可能’，世界上的某些国家已经尝到恶果，我想，没有那种可能！”福山的这种武断说法，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偏见。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之下”是“恒常的贫穷”。
其次，“历史终结论”为西方国家推行意识形态外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既然自由民主是人类的“理念”，那么那些“已经安定的民主国家”自然有义务和责任去促进人类“理念”的实现。而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就是需要促进的对象。尤其是从实现永久世界和平的目标出发，更应该大力推进自由民主。
§§§第三节反共主义外交个案分析
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提出有四个“强硬派共产党国家”，即中国、越南、古巴和北朝鲜。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有必要对美国对这四个国家的政策进行个案分析。
一、对华政策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受“反共主义”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之所以推行反华政策，主要是因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同苏联结为盟友。70年代初，出于全球战略利益，尼克松政府缓和了与中国的关系，联华抗苏。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美国开始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正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的《1999年：不战而胜》一书中说：“今天，美中两国人民在中国的发展事业中已结为伙伴。”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称中国是区别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业共产主义”，断言“共产党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将继续改变国家以及贴在它身上的共产主义标签的性质。”“现代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可能仍由共产党统治，但它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国家。”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在8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对中国实行比较温和的政策，期望中国会演变成他们心目中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当然，这期间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
然而，1989年的“六·四风波”使美国人的幻想破灭。他们感到，改革开放并没有使中国发生性质的变化，而只是使中国更加强大，这与他们的初衷是完全不符的。于是乎对中国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国一下子由最开明的改革者变成了最保守的国家。美国以保护人权为名对中国实行制裁。按说，此时美苏之间的竞争尚未结束，而中苏关系刚刚实现了正常化，美国更应该注意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以牵制苏联。可是美国却不能容忍中国的行为，宁可使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当然，中美之间毕竟还存在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并不想使两国关系完全破裂，在制裁的同时，美国也在寻找改善中美关系的转机。
从1989年10月起，东欧国家开始发生剧变。这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增添了新的因素。美国决策层以为，国际局势还会有重大变化，中国也有可能重蹈东欧国家的覆辙。据此，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又加强了施压的一面，试图以压促变。刚刚有了一点转机的中美关系又面临严峻考验。
不过，由于此时苏联尚未解体，美国在战略上仍有求于中国，美国的对华政策仍存在着两面性。1990年8月13日，布什总统向国会递交了《1991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对话与接触”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特点。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美国在冷战中完全“不战而胜”后，维系中美合作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战略上对付苏联——不复存在。许多美国人认为，随着苏联解体，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消失，中国对美国来说不再重要，对中国的特殊待遇也应被收回。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顾问理查德·布什指出：“从我们的利益来看，美国的政治在地缘政治和价值上，我们已经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所以在选择伙伴时，也更有发言权。”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基础的丧失，使得两国关系的基础变得非常薄弱，从而使意识形态、价值观上的差异凸显出来。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这个让美国畏惧了40多年的战略对手的消失，使得美国在欢呼胜利之后，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正是反苏反共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国国内各种力量高度统一起来，现在这种对手没有了，靠什么来维系美国社会的统一性。胜利之后的美国反而烦恼起来。正如科林·鲍威尔将军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所说：“我已失去了杀敌的力量，因为我已经没有了敌人。我被削减到只剩北韩和古巴。”于是乎美国的战略家们开始为美国寻找对手。日本，俄罗斯，伊斯兰国家，都曾被作为考虑对象，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未来的日美战争》这样的书。正当美国在为寻找新的对手而烦恼的时候，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高涨，美国战略家们于是把目光转向了中国，随之，“中国威胁论”出笼并甚嚣尘上。
美国对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反应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有些失望，感到“以压促变”的图谋破产了；另一方面又重新燃起了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希望。尼克松在1994年写的《超越和平》一书中宣称：“‘第三世界’的说法已经过时了。由于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中国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现在只存在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由发达国家组成……另一个世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他还说：“中国已经永远被抛入了世界市场。再回到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经济隔绝状态已不可能。甚至最保守的强硬派共产党人，一面反对一切政治改革，一面也不得不支持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中国已不再是美国的敌人，它正在运用资本主义的工具去实现共产主义目标。”他还建议西方国家，要“把中国拉回到世界大家庭中来——但要作为一个伟大进步的国家，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然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产生另一种效应，就是使一些美国战略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疑虑。布热津斯基在1993年著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提出了中国面临的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表现出了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疑虑。他说：“经济蓬勃发展、军事力量强大而又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目标的中国，面前可能摆着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
1、中国即使非常务实，实行可以称为‘商业共产主义’的政策，但仍称自己属于共产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非常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与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现状的联盟相对抗。
2、中国把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执意在亚洲繁荣区扩大影响，向日本的政治权势提出挑战。
3、中国更明确地放弃其残留的信条，决定成为全球现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假定它被欢迎加入这一俱乐部的话。”
布热津斯基进一步指出，上述三种选择中，最受美国欢迎的是第三种选择，而前两种选择则会造成“全球混乱”，尤其是第一种选择，而“中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即使是第二种选择，也是同第一种选择密切相关的，中国“更大的可能是把意识形态挑战与军事挑战结合起来”。
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三种选择都与意识形态相关。如果中国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不会引起“全球混乱”，如果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哪怕是“商业共产主义”，它就会引起“全球混乱”，威胁美国的利益。而前两种选择正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根据。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盟与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而且经常与美国发生“经济战”，但美国并未将它们作为主要威胁。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导致中国在很多事情上与美国的立场处于对立状态。正如美国学者贝茨·吉尔所说的：“美国与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比如全球化、民主化、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人道主义干预等。尽管这些意见分歧不应夸大，但也不能忽视。”
除了“反共主义”外，“民主和平论”与“文明冲突论”也是“中国威胁论”的重要依据。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强大了会成为“威胁”，还在于中国不仅不是美国标准的“民主国家”，而且还是与西方文明相对立的“儒教文明”的核心国家。
进入90年代后，美国国内出现了对华政策的两派：遏制派和接触派。前者根据“中国威胁论”，提出要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就像当年对待苏联那样。遏制派一反冷战刚结束时轻视中国的态度，转而过分夸大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进而简单地推断出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和对外政策走向。他们认为，预计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将以年增长8%-10%的速度迅速发展，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用不了20年就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那时它将成为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者。而且中国还是有核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军事力量还在不断增强，今后一二十年内将成为地球上第二大军事强国。他们的逻辑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然要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就像当年的德国一样。而中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明上与西方的差异，更使这种挑战不可避免。正如《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所说的：“人们看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行事。”这反映出了这些人的另一个逻辑：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从未有过真正容纳一个非西方强国的经历和经验，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接受中国变得强大的思想准备和气度，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遏制派的冷战思维和“反共主义”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要遏制中国的理由是：中国不仅是美国战略上的对手，而且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手。
接触派认为，中国虽然对美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但并不是现实的威胁，中美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美国应该同中国接触，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转变。美国学者迈克尔·考克斯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遵循三个目标：一是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使之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二是在国际事务中与中国合作，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有很大发展潜力，在外交上有影响力，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有核国家；三是为了保持地区力量均衡，特别是在应付来自俄罗斯、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挑战上，美国需要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然而，接触派也并未完全脱离开意识形态的影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方面已经取了很大的进展；其政策目标现在更多地是由全球市场、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确定。”这表明在他看来，只要中国越来越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就等于越来越接近美国的目标。他还建议美国政府不能对中国放弃人权外交：“鼓励中国改善人权状况虽然不是美中关系中惟一重要问题，但仍然应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美国人大会”会长丹尼尔·夏普说：“中国将日益强大。对美国来说，就是要鼓励中国将它的制度与世界其他部分接轨，与世界其他强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以此来维持全球秩序。”可见，改变中国，正是接触派的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