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介入股票交易的各方—经理人、交易商和交易所，都必须诚信和公正地对待投资者，把投资者利益置于首位。
尽管相关法律在每个州，每个国家都会不同，但任何一个上市公司股东都被公认拥有如下权利：
·对公司重大事项的投票权。包括选举产生董事，对诸如并购这样的公司重大变革提出建议等。选举权的行使是在股东大会上，或是代表不能出席的股东。
·对公司拥有与股票相应的股权。在公司清盘时，投资者可以分割清算资产，虽然普通股股东的受偿顺序在债券持有人和优先股股东之后。一个兴盛的企业，它的股权收益来自收益的合理使用和所带动的股价上涨。
·在证券交易所卖出股票的权利。这个特权保障了投资者在认为必要时将股票套现的权利。流动性使股票区别于不动产和应收账款等其他类型的投资，它们变现需要更长的时间。
·普通股股东在公司分红时有申领的权利。不是所有公司都会派发股息，有的公司只是偶尔为之。未分配的利润常常以利润再投资的方式又回到企业中，促使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查阅公司财务报表和财务记录的权利。这是通过公司的文件公开实现的，包括季度报表、年度报表和其他报告。大多数的报表和报告都可以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网络服务获得。
·股东对公司及其领导层的不良行为有起诉的权利。通常是以股东集体诉讼的形式。在知道了世界通讯公司夸大了2002年的收益，并向投资者和股东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的情况之后，股东们以集体诉讼的方式应对世界通讯公司。目前，这个权利因为侵权责任相关的改革而受到一些影响，机构提起诉讼的权利得以保证，而个人投资者的诉讼权有了一些限制。有人鼓吹要对集体诉讼的权利加以限制，可这难道不是为缺乏诚信的管理层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吗？
不幸的是，严格的法律虽然不断出台却未能阻止欺诈的发生。更糟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府放松管制的趋势使大萧条之后已经成型的一些保护性措施消失得无影无踪。《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成功地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划定了严格界限，但最终被废除，这是多么令人震惊！商业机构要求废除的理由是，放松管制将会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商界反对该法案是因为害怕成本增加，害怕各种不确定性。结果，金融危机不仅使商业陷入困境，也使整个社会难以幸免。因此，公正和严厉的法律可以给予股东一定保护。
股东的责任
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股东也有自己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约翰·伯格称，近些年来，职业基金经理并没有对受托资金进行谨慎管理。“简而言之。”他写道，“我们有太多的公司和金融代理商未能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委托人就是代理人负有受托责任的共同基金投资者和年金的受益人。普遍的后果就是基金经理未能履行受托人的义务，公司的经理人也把自己的利益置于股东利益之上。”
伯格呼吁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应有更多的责任感。作为股东，你的责任是：
·明白你在和谁一起投资。
·随时了解你所购买的股票的最新情况。
·清楚投资者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
·在必要时，成为股东中的激进分子。“大家对最近这些事件的原因进行分析时，”伯格说，“我没有发现有人站出来说公司的股东很在意公司的经营。其实，我们持有股票，但我们什么都不做。”
股东在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很多股东还是选择不行使自己的权利，因为在面对公司管理层、机构投资者的经理人和其他大型股东团体时，个人投资者总是很无助。然而，股东中也有一些激进分子引发了变化。
伊芙林·戴维斯是美国股民中最出名的激进分子之一，她常被那些认为她是无聊闹事者的人称为“讨厌鬼”股东。
戴维斯是为投资者办的通讯的出版商，也是大约80家公司的股东。她从1960年开始就在全美国参加不同公司的股东大会。
的确，戴维斯是咄咄逼人的，她常常用很难回答或令人难堪的问题追问管理层。然而，她非常严肃地对待财务报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各种报告，她的判断和不满往往都被证明是对的。例如，2007年她曾经向高盛集团公司提交一份股东建议书，建议禁止将股票期权作为高管的激励措施。她坚持说，期权激励会变相鼓励管理层，通过取得期权时人为压低价格，执行期权时又人为拉高价格的方法来操纵公司的收益。她还认为，股票期权“近些年来已经变得很难控制了，有的分析员可能会夸大公司的收益情况，仅仅因为公司收益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股价和期权”。她坚持有更好的对高管的激励措施，包括最简单的措施，就是给他们股票而不是期权。
然而，戴维斯未能获得高盛集团的机构投资者和其他一些大股东的支持，最后她的建议未能通过，路透社、《纽约时报》和其他新闻机构都进行了大幅报道。她成功地使自己关心的问题，在股东大会上得以讨论。
的确，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基于个人或社会目的的股东激进分子，他们不足以引起其他股东的关注，但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股东往往很多次被证明判断正确，他们充当了高管滥用职权的早期预警体系。
参加一些年会：成为一个挑剔的股东
股东有很多理由去参加持有股票的公司举办的年会，尽管只是一部分公司而已。
在判断公司的管理水平时，没有比亲自进行实地考察更好的方法了，你在实地考察中可以获得很多。公司管理者是脚踏实地地经营公司，还是自命不凡地吹嘘自己？他们面对提问时的态度是镇定，还是慌张的？他们面对问题的态度是坦然，还是回避？
如果你参加通用电气公司的年会时，你会看到一个盛气凌人、精力充沛而又坐立不安的高管，他一直以来都在不断改进公司的经营。
有的小公司在工厂的地板上或仓库里召开自己简陋的年会，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会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在2009年有3.5万个股东、分析员、家庭、朋友和新团队参加。地下室变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购物中心，很多商品都向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雇员提供折扣。一件Loom 的T恤只需2美元，DQ 的圣代只要1美元，你甚至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非常便宜的组合式房间呢！
年会后的提问环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公司总裁沃伦·巴菲特和副总裁查尔斯·芒格在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里回答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涉及公司、整体经济和全球的未来。
米歇尔·莱德写Footnoted博客，也承认股东要推动变革并不容易，但她鼓励股东作更多尝试。她曾经报道过摩根士丹利公司于2008年举办的年会，在冲销了95亿美元的次级贷款之后，公司公布的2007年第三季度的损失就高达30亿美元。可是让她吃惊的是，在年会上向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们提出的问题少之又少。她说她应该向管理层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公司遭受损失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开车的时候睡着了吗？为什么不早一点警告大家？如此平庸的业绩，你们还要花那么多的钱？”
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股东从来不提问题，管理层永远都不用为答案而担心。
“参与制资本主义”是令人激动的，但要牢牢记住—美国国税局不允许把参加年会的旅费作为投资费用进行税务冲销。所以不要为了旅行的梦想去购买夏威夷电力公司的股票，也不要为了到奥兰多免费旅行而去买迪士尼的股票。
政府监管的利弊
很多公司的领导人都对政府的监管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政府的监管是一种压制，守法成本高到使他们在全球丧失竞争优势。“尽管执行良好的公司治理会产生很多额外的成本，”豪尔赫于2004年在《财务成本管理》杂志上写道：“我要强调的是，如果要保护股东的权益，良好的公司治理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必需的义务。与由于公司治理不善而使股票变得一文不值的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相比，守法的成本只占到很小的比重。比如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讯公司的股东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而遵守《萨班斯法案》的成本，最高预测损失也不过50亿美元而已。”
除了对公司有比过去更高的要求以外，伯格说政府还应该对机构型资金经理颁布受托责任的联邦标准。这将迫使持有大量股票的共同基金、年金和其他机构的经理人使用他们手中的股票份额，要求公司的董事和高管履行他们对股东的义务。
“我们需要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来建立基金经理服务于股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伯格说，“第二个要求就是，资金的受托人应尽勤勉和拥有较高专业水准的义务。这些要求似乎都不算过分。”
伯格还呼吁公司的高管更加诚信。“单靠监管已经远远不够了，基于代理人自身的利益，在金钱的诱惑和强烈攻势下，最后倒霉的还是股东。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做到完美无缺，自我约束显得愈加重要。
在金融领域应该坚持严格的诚信和公正，另一个意义在于，它能让美国继续成为资金的安全地点。几百年以来，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愿意购买美国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因为大家都信任美国的监管体系，而美国的整个经济也从中受益匪浅。
高管的薪酬水平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前，华尔街职员的薪水和奖金已经开始变得极不正常，对此，很多投资者感到吃惊却又无能为力。1980年，美国公司一个普通高管的薪酬已经达到普通工人薪酬的42倍。到2010年时，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已经达到普通工人的400倍。
在投资者的退休金和其他账户遭受巨大损失，失业率达很高水平的时候，华尔街的奖金计划仍在继续，这让投资者费解不已。“尽管最近金融危机期间，公司收益都急剧下降。”伯格写道，“但没有多少迹象表明高管的薪酬受到很大的影响。”
华尔街的薪酬水平在上涨。奖金在 2009 年增长了17%，总额达203 亿美元，很多由纳税人出资进行挽救的投资银行，薪酬都在上涨。
公众质疑这样的薪酬水平是否合理，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却坚持说为了留住优秀员工，较高的薪酬水平是必要的。但它们从来没有解释过，这些所谓的优秀员工在经济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在哪里还能找到工作。让我们计算一下有多少公司已经倒闭，又有多少公司的经营已经举步维艰。整个行业的就业机会已经不多了。找工作的人比合适的工作多得多。
要搞清楚高管的薪酬水平和确定高管合适的薪酬水平都很困难。当然，有能力、有智慧、遵循道德准则的管理层是可以支付高薪的。但薪酬委员会和薪酬顾问也无计可施，他们总是去分析行业薪酬和福利的平均水平，但平均水平往往被普遍和过分的薪酬要求所操控。
2009年后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那些从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中获得资金的上市公司把高管薪酬的决定权交给股东。委员会还通过投票的方式提出了上市公司应在股东委托书中更多披露高管薪酬的建议，并通过了一项改变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则的决定，禁止经纪人在无客户授权的情况下，在公司选举中行使代理权。
经济学家拉维·纳加拉占强调了管理层“可靠”的重要性。“投资者常会仔细检查10k报告，但往往会忽略详细说明高管薪酬的股东委托书。这在分析公司情况时是个危险信号，特别是在流动资产净值的分析中。”
隐藏的经营信息
关于公司经营的隐藏信息主要来源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的附注部分。通过附注，你可以了解到以自己命名或自己创建公司的高管们以保留费的名义付给自己数百万美元。换句话说，高管们为把自己留在公司而付给自己巨额奖金。你还能发现，一个首席执行官使用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和直升机享受个人旅行，包括送孩子上学等。比如，在2008年，阿贝克隆比和费奇公司的股价下跌了约70%，但首席执行官的个人旅行费用比2007年上涨了60%。这一切显得格格不入。
很多公司对薪酬、奖金和津贴的信息是全部披露的，但这些信息往往存在于复杂的公式里，隐藏在附注或公司基本材料的补充说明里。关于薪酬的所有信息应该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简明扼要地说明。就像纳税人一样，投资者最需要的就是简单易懂、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