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午夜十二点，两姐妹和她们的丈夫由剧院回到家里之前，离开了这幢位于莫伊卡大街的花岗石楼房。我很清醒，我可以走独木桥过河，可是我觉得还是迈着醉步好得多，于是我一面东摇西晃地走，一面用我刚杜撰出来的语言引吭高歌。大街两旁路灯林立，致使街道形同隧道，迷雾似波浪般成对翻搅向前，夜行人如妖魔嗥叫于随雾浪沸腾的道壁之间，马路截去了雾中。
行人的双月
在家里，卡赞采夫已经睡着了。卡赞采夫是坐在那里睡着的，一双穿着毡靴的枯腿伸得笔直。他坐在炉边，头倚在1624年出版的《堂吉诃德》上睡着了。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有献给德布罗伊公爵的字样。为了不惊醒卡赞采夫，我蹑手蹑脚地躺到铺位上，把灯挪到我眼前，打开爱德华·德米尼埃尔写的《吉·德·莫泊桑的生平和创作》来看。
卡赞采夫的嘴唇翁动了几下，他的头越垂越低。
这天夜里，我从爱德华·德米尼埃尔的书里得知莫泊桑于1850年生于诺曼底，其母是该地贵族女子，名叫劳拉·德普埃杰文，是福楼拜的堂姐妹。莫泊桑二十五岁上，遗传性梅毒第一次对他发动突然袭击。他以天生的生命力与乐天精神同疾病展开抗争。起初他头痛欲裂，疑病频频发作，后来出现了幻盲症，他视力衰退。后来又发展为狂躁症，疑重重，孤僻，喜好无端兴讼。他奋力与病魔搏斗，驾快艇狂驰于地中海，跑往突尼斯、摩洛哥、中非，而且夜以继日地写作。他声誉日隆，于四十之年自刎喉咙，血流如注，却活了下来。他被关入疯人院。他在疯人院内用手足爬行……在他病历的最后一页上写着：
“MonsieurdeMaupassantva，animaliser(德.莫、白桑先生已变为畜类）”。他于四十二岁去世，他母亲比他活得长。我读完这本书后起床。大雾遮天蔽日，直涌至窗前。我的心抽紧了。我已感觉到真相的预兆。
(戴骢译）
威廉·福
(1897-1962)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新阿尔巴尼，不久随家迁至密州大学所在地牛津镇。成为小说家前曾做过银行职员、军人、木匠、邮政局长及其他一些零碎工作。主要作品有“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包括《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堂》、《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等、《斯诺普斯》三部曲及《去吧，摩西》、《寓言》等。他的卓越工作使他成为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并于194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阿尔贝·加缪
加缪说过，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他说过，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迹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尽止地忍受寒冷。
因此他反抗了。他就是不能忍受永无尽止的寒冷。他就是不愿沿着一条仅仅通向死亡的路走下去。他所走的是唯一的一条可能不光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他们遵循的道路通向阳光，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之后才有的。
他说过“我不愿相信死亡能通向另一个生命。对我来说，那是一扇关闭的门。”那就是说，他努力要做到相信这一点。可是他失败了。像一切艺术家那样，他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寻求自己和让自己回答只有上帝能解答的问题上；当他成为他那一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打电报给他说“向永恒地自我追求、自我寻找答案的灵魂致敬”；如果他不想相信上帝，那他当时为什么不中止追求呢？
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自我追求与自我寻找答案；我不相信在那光明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相信答案能给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人类荒谬的某个脆弱的成员。这样的成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人们会说，他太年轻了；他没有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可是这不是“多久”的问题，也不是“多少”的问题，而仅仅是“什么”的问题。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的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个艺术家所希望做的事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当时，他正在做这件事，也许在光明灿烂的那一瞬间他甚至都明白他已经成功了。他能有求呢？
(佚名译）
欧内斯特·海明威
(1898-1961)着名美国作家，着有《太阳照样升起》、《告另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书。1952年出版的《老人与海》为他赢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死后出版的《不散的筵席》一书是对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美国作家们的生活期间的怀念。《塞纳河畔人》一文即选自此书，文字利、素而优美。
塞纳河畔人
从勒莫安主教路的顶端到塞纳河边，有好几条路可走。最近的走法就是径直沿这条街而下，但路很陡，而且当你到达平地，穿过圣日曼大街尽头处不息的车流后，来到的这段河岸萧索无味，是一片荒凉的风口地。右手是“葡萄酒市”，这可跟巴黎的其他市场不一样，它是个关栈，就是纳税以前存货的仓库，外观像军火库或者俘虏营一样地死气沉沉。
塞纳河支流的对岸是圣路易岛，岛上街巷窄小，的房子古老而漂。你可以去那里看看，或者左转弯，沿着岸一直走，走完了圣路易岛，对面就是巴黎圣母院和市心岛了。
在沿岸的那些书摊上，有时候你可以找到一些美国书，这些书刚刚出版不久，价钱都很便宜。那个时候，银楼饭店楼上有几个房间出租，房客在饭店吃饭可以打折扣。如果住客留下了什么书，服务员就拿去卖给岸边不远处的一个书摊，而你花很少几个法自卩，就可以从女摊主手中买得。女摊主对英文书没有多少信心，收购时花的钱极少，赶紧脱手得点薄利。
我交上朋友以后，她问我：“这些书还有点价值吗？”
“有时候有一两本好的。”
“怎么知道呢？”
“我读了就知道。”
“可这等于是押宝。再说，有多少人能读英文呢？”
“给我留着，让我帮你挑。”
“不行。我不能把书留着。你又不常来。你隔好久才来一次。我得把它们尽快卖出去。谁也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有价值。要是知道它们没价值，我就永远卖不出去了。”
“可你怎样识别一本法文书有没有价值呢？”
“先看有没有插图，然后看插图的质量怎么样。再就是装订，如果是一本好书，书主就会将它装订得很好。所有的英文书都是硬面的，可装订很差。没有法子识别它们。”
过了银楼饭店附近的那个书摊以后，别的书摊都不卖美国书和英文书。一直要到大奥古斯坦码头才再有，从那里一直到了伏尔泰码头，这一段岸边有几家书摊卖英文书。这些书摊上的书是从左岸那些旅馆，特别是伏尔泰旅馆的服务员那里买来的。伏尔泰旅馆的顾客比旁的旅馆的顾客更有钱。有一天我问另外一个女摊主一她是我的朋友一书主卖不卖书？
她说：“不，全是扔掉的书。所以知道这些书没有价值。”
“这些书是朋友送给他们在船上看的。”
她说：“没错，船上肯定也扔了好多。”
我说：“对，轮船公司收着，把它们装订起来，就成了船上的图书馆了。”
她说：“聪明的办法，至少它们好好装订起来了。像这样的书就有价值了。”
我在工作做完或是思考什么问题的时候，总是沿河岸走走。一边走着路，手里做着什么，或是瞧人家做着他们内行的事情时，我的思路就要容易些。在市心岛头上，新桥下边，是亨利四世的雕像。这里，岛的头尖尖的像个船头，水边有个小公园，长了些挺好看的栗树，干粗叶茂，树冠极大。塞纳河在这里流过时形成急流和平静的洄流区，这是钓鱼的好去处。你可以从台阶走下去，到公园里大桥底下看人钓鱼。钓鱼的好地点随着河水的高度变换。钓鱼的人用的是一节一节接起来的很长的藤杆，钓丝很细，转轮和浮子很轻巧，他们熟练地在下钩的那块水面上布饵。他们总是有所获的，时常能钓到不少和鲦鱼相仿的鱼。这些鱼整条地煎了，味道极好，我可以吃一盘。这些鱼肥且肉味鲜，甚至比新鲜的沙丁鱼味道还要好。而且一点都不油，我们连刺带肉。
吃这种鱼最好的一个地方，是在巴莫东河边的那家水上露天餐厅，我们有了钱的时候，就离开住区出游到那里去。那家餐厅名字叫“神奇渔夫”，供应一种上品的白葡萄酒，那是一种麝香葡萄酒。这个地方就像莫泊桑短篇小说描写过的，河上的景色正如西斯里的一幅画，不过要吃鱼，你没必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在圣路易岛上你就可以吃上一客很好的油炸鱼。
从圣路易岛到“绿林广场”这一段塞纳河上鱼很多，在这里钓鱼的人我认得几个。有时，碰上风和日丽，我会买上一升葡萄酒、一块面包、一些香肠，坐在太阳底下，一边读着一本刚买的书，一边看他鱼。
在游记作家们写来，似乎在塞纳河畔钓鱼的人有些神经不正常，而且什么也钓不到。实际上他们钓鱼是认真的，而且总有所获。大多数钓鱼的都是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的人，那时他们不知道随着通货膨胀，他们的退休金会变得一文不值；也有的是钓鱼爱好者，他们用工作之余的一天半天来此垂钓。在马纳河流入塞纳河的夏朗东，更是钓鱼的好地方，巴黎城的两边郊外也一样，不过就是在巴黎境内也有很好的钓鱼处所。我不钓鱼，因为我没有渔具，而且我宁可省下钱来到西班牙去钓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干完工作，也不知道何时就得开路，我也不愿陷入钓鱼的习惯，而钓鱼是有它的旺季和淡季的。但我总是注意着钓鱼的情况，能够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总是好的，也挺有趣。我总感到很高兴。想到在巴黎城区有人在钓鱼，在正经而认真地钓，而且能带些供油炸的小鱼回家。
我在河畔从来不感到寂寞，因为河畔有钓鱼的人；有活泼的生活；有美丽的平底货船及其船户的生活，有拖船和它们能够向后折起以便从桥下驶过的烟囱，后面拖一串货船；有沿河石岸上高大的榆树；有法国梧桐；有些地方还有白杨。巴黎城里有那么多树，你可以看着春天一天天临近，直到某一天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夜来刮的暖风已经将春天送到。有时候，连绵的冷雨也会将春天打回去，似乎春天再也不会回来，生活中就要缺掉一个季节了。那是巴黎唯一真正凄凉的时候，因为这不正常。秋天凄凉才是意料之中的事。每年树叶飘落，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和薄日中哆嗦的时候，我们中的有些人就会死去。但是你知道，春天总是会有的，就像你知道河水解冻以后又会流淌一样。当冷雨连绵，要扼死春天的时候，就像一个年轻人无故夭折一样。
不过，在那种时候，最后春天总还是会来的，但它几乎不来，确实让人害怕。
(刘继华译）
作家和战争
(在第二次美国作家大会上的发言)
作家的任务是不会改变的。作家本身可以发生变化，但他的任务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得真实，并在理解真理何在的前提下把真理表现出来，并且使之作为他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深入读者的意识。
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正因如此，所以无论早晚，作家总会得到极大的奖赏。如果奖赏来得太快，这常常会毁掉一个作家。如果奖赏迟迟不至，这也常常会使作家愤懑。有时奖赏直到作家去世后才来，这时对作家来说，一切都已无所谓了。正因为创作真实、永恒的作品是这么困难，所以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迟早都会得到承认。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世界上有所谓“无名大师”。
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可以忍受的任何一种现有统治形式下，几乎都能得到承认。只有一种政治制度不会产生优秀作家，这种制度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强盗们所说出的谎言。一个不愿意撒谎的作家是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
法西斯主义是谎言，因此它在文学上必然是不育的。就是到它灭亡时，除了血腥屠杀史，也不会有历史。而这部血腥屠杀史现在就已尽人皆知，并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最近几个月所亲眼目睹。
一个作家如果知道发生战争的原因，以及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他对战争就会习惯。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一想到自己对战争已经习惯了，你简直会感到吃惊。当你每天都在前线，并且看到阵地战、运动战、冲锋和反攻，如果你知道人们为何而战，知道他们战得有理，无论我们有多少人为此牺牲和负伤，这一切就都有意义。当人们为把祖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战，当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而你知道他们如何受5U进攻，如何一开始几乎是手无寸铁地起来斗争的，那么，当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死亡时，你就会开始懂得，有比战争更坏的东西。胆怯就更坏，背叛就更坏，自私自利就更坏。
在马德里，上个月我们这些战地记者一连十九天目睹了大屠杀。那是德国炮兵干的，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我说过，对战争是会习惯的。如果对战争科学真正感兴趣（而这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对人们在危急时刻如何表现的问题真正感兴趣，那么，这会使人专心致志，以至于考虑一下个人的命运就会像是一种卑鄙的自爱。
但是，对屠杀是无法习惯的。而我们在马德里整整目睹了十九天的大屠杀。
法西斯国家是相信总体战的。每当他们在战场上遭到一次打击，他们就将自己的失败发泄在和平居民身上。在这场战争中，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起，他们在西部公园受到打击，在帕尔多受到打击，在卡拉班切尔受到打击，在哈拉玛受到了击，在布里韦加城下和科尔瓦城下受到打击。每一次在战场遭到失败之后，他们都以屠杀和平居民来挽回不知由何说起的自己的荣誉。
我开始描述这一切，很可能只会引起你们的厌恶。我也许会唤起他们的仇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和如何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屠杀！只是一个强盗、一个危险的强盗一法西斯主义所做的一些姿态。要征服这个强盗，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给它以迎头痛击。现在在西班牙，正给这个法西斯强盗以痛击，像一百三十年以前在这个半岛上痛击拿破仑一样。法西斯国家知道这一点，并且决心蛮干到底。意大利知道，它的士兵们不愿意到国外去作战，他们尽管有精良的装备，却不能同西班牙人民军相比，更不能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