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人也变了另一个样，过去从学校到学校，没有离开过家门，连老鼠也害怕的人，居然帮着几家朋友处理起家务来了。表叔一生几十年收藏的心爱的书、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由我爱人一个决心，论斤地处理掉了。骑着自行车，这家料理，那家帮忙，简直是一反常态。锻炼得很了不起的精明能干，把几家人的担子全挑在肩膀上，过了这么些年。
我们一有机会就偷偷地见面。也有大半年没有见面的时候，但消息总是非常灵通的。
生活变化多端，有一个规律常常使我产生信仰似的尊敬。那就是真正的痛苦是说不出口的，且往往不愿说。比如，在战场上，身旁的战友突然死去，看谁口头细致地对人描述过这些亲身的经历，那个逐渐走近死亡的战友的痛苦煎熬的过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描述总有个情感能承受的极限。它不牵涉到描述才能问题。
聪明的莱辛把这个道理在艺术理论范畴里阐述得很透彻（见《拉奥孔》）但有一点我还在考虑，照他说：
“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里却哀号？”又说：
“为什么诗不受上文的局限？”
依我看，莱辛和他列举的诸般中外诗人是不是经历过痛苦的极限的生活？我不知道；知道了，肯不肯写到头，那又是一回事。用现实生活印证，雕塑和诗的描写深广度应该是一致的。
从文表叔一家和我们一家在那段年代的生活，我就不想说得太多了。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们两家的事。在太具体、太现实的“考验”面前，往往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抽象，只靠一点点脆弱的信念活下去，既富于哲理，也极端蒙昧。
不久，从文表叔就下乡了。走之前，他把他积留下来的一点点现金，分给所有的孩子们，我们也得到一份。这真是一个悲壮的骊歌。他已经相信，再也不可能回到多年生活过的京华了。
他走得非常糊涂，到了湖北咸宁，才清醒过来，原来机关动员下乡的几十个人，最后成为下乡现实的就只老弱病三个人。几乎是给一种什么迷药糊里糊涂弄到咸宁去的。真用得上“彷徨”两个字。那么大的机关只来一个老高知和另外二老弱病，简直不成气候。吊儿郎当。谁也不去理会他，他也管不着任何人。
幸好，我说幸好是婶婶较早三个月已跟着另一个较齐整的机构到了咸宁，从文表叔作为“家属”被“托”在这个有点慈善劲头的机构里，过了许多离奇的日子。在这多雨泥泞遍地的地方，他写信给我时，居然说：
“……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天晓得！我虽然也在另一个倒霉的地方，倒真想找个机会到他那儿去看一场荷花……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确是受到锻炼，性格上撒开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派他看菜园子，“……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像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还提到史学家唐兰先生在嘉鱼大江边码头守砖，钱锺书先生荣任管仓库钥匙工作，吴世昌先生又如何如何……每封信充满了欢乐情趣，简直令人忌妒。为那些没有下去的人深感惋惜。
这段时间，仅凭记忆，写下了的《中国服装史》稿的补充材料。还为我的家世写了一个近两万余字的“楔子”。《中国服装史》充满着灿烂的文采，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美学价值，以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明艺术的发展和历史趋势（这部巨型图录性的着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不久恐将问世）。那个“楔子”，从文表叔如果在咸宁多待上五年，就会连接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然，留下那个“楔子”就已经很好，我宁愿世界没有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也不希望从文表叔在咸宁多待上一天。在那种强作欢悦的忧郁生活中，对一位具有细腻心地的老年人说来，是不适宜维持过久的。
咸宁有个地方也叫双溪，当然跟金华的那个双溪是两码事，从文表叔待在那里不少日子了。我几次地想在信上提一提李清照的《武陵春词》“……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深感自己可耻的残忍。这不是诗情大发的时候！
几年之后，我们全家在北京站为表叔举行一个充满温暖的归来仪式。“楔子”不必继续写下去了，“要爷爷，不要‘红楼梦！”（孩子们把那部未完成的小说代号为“红楼梦”%，能够健康地回来，比一切都好。
原来的三间房子已经变成一间，当然，比一切都没有要好得多。回忆前几年的生活，谁不珍惜眼前的日子呢？
再过半年，婶婶作为退休也回来了，和从文表叔得到一些关心，在另一条两里远的胡同里，为他们增加了一个房间。要知道，当时关心人的人，自己的生活也是颇不稳定的，所以这种微薄的照顾是颇显得具有相濡以沫的道义的勇气和美感的。于是，表叔婶一家就有了一块“飞地”了，像以前的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一样。从文表叔在原来剩下的那间房间里为所欲为，写他的有关服装史和其他一些专题性的文章，会见他那批无止无休的不认识的客人。把那小小的房间搅得天翻地覆，无一处不是书，不是图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纸条。任何人不能移动，乱中有致，心里明白，物我混为一体。床已经不是睡觉的床，一半堆随手应用的图书。桌子只有稍微用月寸子推一推才有地方与字。夜晚，书躺在躺椅上，从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这一切都极好，十分自然。恩格斯说过“……除了真实的细节之外，还应注意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在这里，创作的三个重要元素都具备了。
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五点钟，认识这位“飞地”总督的人，都有机会见到他提着一个南方的带盖的竹篮子，兴冲冲地到他的另一个“飞地”去。他必须到婶婶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们担；已、他吃了会害病。他说：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
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好的小说。我不行，愤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北京找他的舅舅一我的祖父。那位老人家当时在帮熊希龄搞香山慈幼院的基本建设工作住在香山，论照顾，恐怕也没有多大的能力。从文表叔据说就住在城里的湖南会馆面西的一间十分潮湿长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那当然是更加凉快透顶的了。
下着大雪，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说。
敲门进来的是一位清瘦个子而穿着不十分讲究的，下巴略尖而眯缝着眼睛的中年人。
“找谁？”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
“我就是。”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
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你可吃包饭？”
邀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谈。
郁达夫走了，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表叔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从文表叔有时也画画，那是一种极有韵致的妙物，但竟然不承认那是正式的作品，很快地收藏起来，但有时又很豪爽地告诉我，哪一天找一些好纸给你画些画。我知道，这种允诺是不容易兑现的。他自然是极懂画的。他提到某些画，某些工艺品高妙之处，我用了许多年才醒悟过来。
他也谈音乐，我怀疑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他清不清楚？但是明显地他理解音乐的深度用文学的语言却阐述得非常透彻。
“音乐、时间空间的关系。”
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义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地笑爷爷吹牛，他们说：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肉气，我就大。
孩子们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气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个杰出的智慧的大力士。
契诃夫说过写小说的极好的话：
“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
这几乎是搞文学的基本规律和诀窍，也标志了文学的深广度和难度。
从文表叔的书里从来没有——美丽呀！雄伟呀！壮观呀！幽雅呀！悲伤呀！……这些词藻的泛滥，但在他的文章里，你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恰如其分的存在。
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
“……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
跟表叔的第三次见面是最令人难忘的了。经历的生活是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那么彩色斑斓；谁也没有料，而恰好就把我们这两代表亲拴在一根小小的文化绳子上，像两只可笑的蚂蚱，在崎岖的道路上作着一种逗人的跳跃。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茹志鹃
(1925-1998)上海人，中国当代女作家。着有小说散文集《高高的白杨树》；短篇小说集《百合花》、《草原上的小路》、《茹志鹃小说选》；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以及散文集《惜花人巳去》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那些不惜万里迢迢而来寻根的人，有了一种同感。这是一种捉摸不住，讲说不清，难以言传，而又排遣不开的感情。
它好像很巨大，又好像很琐细。具体得如一撮土，一滴水。但要说它只是一撮土一滴水，又似乎绝非如此，它又大得无从搬移，无法传递，不可替代。它是天，它是地，它是山，它是水。然而它又非一般的天、地、山、水，它和民族，和祖先，和各人逝去的童年或青年时代的岁月，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个人的经历镶嵌在一起，盘艮错节地联在一起的那个天、那个地、那个山、那个水，还有那种对别人毫无意味，对自己却无比亲切的乡音。
说实在话，世上有着许许多多比乡土更加美妙，更加怡人的地方。但独有故乡却是“我的”，它像母亲一样，无可选择。美的，不够美的，都一样，是亲爱的，是“我的”。它不会让人时时挂念，却能令人终生难以忘怀。这就是故乡，人人都有的故土之情。
绍兴是我的祖籍，我没有在这里住过，对它并不熟稔。绍兴话亦只是小时候听祖母说过，但不知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都使我向往。为了探望故土，为了聆听乡音，我来到了绍兴。
坐着蚱似的乌篷船，沿着小河，沙沙地擦着野生花草，经过一道一道圆拱的、半菱形的石头小桥，经过林边的埠头，那里，着青布衫的姑娘在洗衣裳，穿红球衣的小伙子在挑水。在一圈一圈的水晕里，他们好像飘动在纡青拖蓝的白云之间。
坐在船尾摇肖的老倌，一面用脚蹬着桨，用手里的划子点拨着船的方向，一面嘴里热闹地说着话。说着路途如何地远，到的所在又是如何地偏僻，回程的生意又是如何难找，等等。当听到我们同意加他一点船钱的时候，他又大声地发出一连串的感叹词：“哦唷！啧啧，这位师母真是……啊！真是……”随着那汩汩而进的小船，那乡音在故乡的水上跳着，笑着，滑着，热热闹闹地送得老远老远……
这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但又觉很熟悉，是见过的。在哪里见的呢？说不出，也许是在梦里。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梦么？
我提着小竹篮，两只脚踏踏实实地走在故土上了。沿着晚稻田畈当中的石板小道，浴着刚升起的太阳光，向小镇慢慢走去。在镇上一所校办的尼龙袜厂里做工的姑娘们，下了夜班回村来了。穿得山青水绿，手里提一个小竹篮，篮上盖一块新的花手帕，手帕边上伸出一双筷子，穿着布底鞋儿的脚，迈得轻轻地，迈得急急地，赶回家来了。家里的小鹅儿等她们回去切萝卜菜哩！那挑了一半的花边，也要赶紧完工；那河埠头正等她们去淘米；那太阳光也正等着她们去晒草呢！多少事啊！脚步儿更加匆匆起来。我站在路边让着道，目送走了三个，又迎来了五个，故乡的姑娘们走远了，苍黄的稻田上面增加了几只鲜艳的蝴蝶。稻篷上面断断续续地传来了脆松松的声音……懊煞哉！真当是顶了石白做戏文……”
“……伊屋里灶司菩萨。还是伊大……”
风把声音吹远了，剩下面前一条寂寂的石板路。两旁的田畈把它挤得窄窄的，细细的一条，迤逦地牵引着人向镇上而去。
这情这景，我觉得新颖，然而我熟悉，我见过的。在哪里见的呢，也许在梦里。……
小路引我走过一个小村尾，一团绿雾似的小竹园，掩映着一排白灰墙乌板门。一个五六岁的女孩，不知哪里受了委屈来，抹着眼睛。裤脚吊到小腿上，散了半边的辫子，遮着她有一点点脏的半边红脸蛋，独自寂寞地走在竹园后面。我猜，在那紧闭着的黑板门中，总有一扇是她家的。
啊！家，是了，是家。哦，故乡。没有我的家的故乡！从前，当我也像这女孩这么大的时候，你不曾好待我过。记得么，你让我走在那矻噔矻噔的石板路的深巷里，两边偌高的风火墙把我隔在外面，连想象的翅膀都无法飞越。那幼稚的想象，无非只是想到里面有一张眠床，有一碗热饭，有一点点不那么冷的暖意。这就是我心目中“家”的全体，这就是我所能有的、最美妙的想象。故乡，故乡，我在你身边做过多少次“家”的梦，多少次问过我唯一的亲人，说：“嗯奶，我们什么时候也能有一个‘窝呢？……”
没有我的“窝”的故乡啊！你未曾好好待我过，然而却在梦中无数次地使我萦回。我梦见故乡的天，故乡的地，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因为，你给我的就是这些，因为，我把这些就当做我的家。我的家啊，总是席卷了所有的荒漠，贫瘠，顶着一片黄苍苍的穹苍，四周围垂着灰蒙蒙的暮霭，当中缀着一弯淡淡的孤月，反复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多么冷啊！你冰醒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我走了，我不能总看着你那凄恻的面容。
我也做过好的梦。那是在后来，在巍峨的孟良崮上，在马衔嚼、人轻装的陇海路旁，在济南解放的捷报声里，在白雪皑皑的淮海平原上。在那冷的北方，我梦见了温暖的故乡，梦见一个青山郁郁，绿水悠悠的故乡。那里有白米饭乌干菜，有自家的冬笋，有野生的蘑菇，有鲜红的杨梅，有金黄的蜜橘，有青布蓝衫的姑娘，有母亲般的温柔关注。没有我的家的故乡，却给了远来的战士暖和和的床，热腾腾的饭。多么好的故乡，多么美的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