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家村的衰落，自然是事出有因：换了头儿。那年，艰苦创业、勤俭持家、率领群众奔富的老支部书记陆永才“卸了担子”，让位给据说是“年轻、有活力”的村委会副主任周海根。这位周海根上台后的18个月内，欲壑难填，变着法儿“吃”公家，肆无忌惮地贪污，先后侵吞公款12万多元。头儿走邪、糜烂了，别的人也都手痒，眼红，亦步亦趋地“见贤思齐”起来，党支部副书记、会计、出纳、轿车配件厂厂长等，一个个都“烂”了。这伙蛀虫先后单独或合伙侵吞公款35．23万元。群众无不痛心地说：“艰苦创业十几年，好端端的戴家村就这样被这窝蛀虫给毁了。”
用人不当，事业败矣。这是戴家村的兴衰给人们的一条深刻的启示。政策和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你头儿都腐烂了，那事业当然要颓败。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断了下梁毁”也。那戴家村，领导班子腐败，挫伤了广大村民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人心浮动，劳动纪律涣散松弛，不少骨干、人才外流，产品质量下降，产品积压，且人人都想“吃”“阿公”，亏损就成为必然。
没个章法，制度不严，权力得不到制约、监督，事业败矣。这是戴家村给人们的又一启示。这戴家村，书记、村长有帝王式的权力，不受任何章法、制度制约，于是想怎样挥霍就怎样挥霍，想咋个报销就昨个报销，为所欲为。如此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除了滋生腐败，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据报上说，这阵子戴家村的经济状况又有了好转，那原因也是明摆着的：原党支部书记陆永才官复原职，重新回村工作。“上梁”正了，“下梁”也就不“歪”了。戴家村依然有希望。
戴家村的兴衰告诉人们：抓头儿，抓“吏治”，抓法规，抓制度，抓民主管理，抓监督，对咱们的治国理政是何等的重要。而在这方面，咱们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凝聚》，1995，第4期
竞争与霸气
《水浒》中那位耍武艺的洪教头的竞争意识是够强的了。一个劲儿要与林冲比个高低。无奈武艺不济，三五回合，被林冲轻轻一撩，弄个倒栽葱，爬起来满面通红而去。竞争就是这样公平、无情，你不行就是不行，不行就得认输。
水有波澜，人有竞争。有竞争，就必有洪教头式的人物。然而当今生活中不少人连洪教头都不如。自己功夫比不上人家，不好好想法子去赶上人家，却要给人家“好看的”。古代打擂台比武输了便给人家暗刀暗箭者便是一种。在今时，使法子整倒他人好让自己平步青云者就属于这一种。不过这是见不得人的路数，早已为人深恶痛绝，其境遇也往往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另一类则凭着来头重，明火执仗，气大咧咧，霸道十足这一类，如日常生活中常看到的欺行霸市，倒也吃得开，行得通。譬如发展蔗糖生产吧，你办糖厂，人家也办糖厂，你在管理、效益、价格上输了一着，比不上人家有优势，却使出“霸气”来强行阻挠蔗农将蔗卖给人家而强迫蔗农卖蔗给自己，强行对蔗农和外地糖厂的收购车进行罚款，收“过路费”、“买路费”，实行块块割据。又如某埠发展印刷业，大家都在起跑线上平等竞争，可就偏偏出有这样或那样的凭“尚方宝剑”吃饭者。原来，他手里有这类的红头文件：我是这里的老大，这个系统、这条战线的印刷事务由本系统指定的厂家来“独家承理”，他人莫沾。想来这拿文件的和发文件的都有点“霸气”。眼下的经济生活，这样的“霸气”怕远不止此二例。一些产业，本来可以多种体制“竞争”，以促发展，然而往往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霸气”者也总有“霸气”的理：此地属我辖，此山系我开，此路系我修，若要车儿过，留下买路钱。几十年来，吃惯了计划经济，画地为牢、独占一方、养尊处优的饭，“肥水”绝对不能往别人的“田”流。说到底，这是一种不平等竞争的传统思维定势。在我的辖区，我就是天经地义的“霸主”，永远是赢家。
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特征是打破区域封锁，合理配置资源，实行平等竞争。谁的质好价低就与谁买，谁的价钱合理就卖给谁，买卖双方协商自愿，决不是像洪教头式的人士那样画地为牢，称王称霸。
《三亚晨报》，1995．9．2
作家兼当企业家
专业作家H兼起总经理来了，当得红红火火不亦乐乎。那名片上的总经理的数目先是一个，后来陆续增加到2个、3个，林林总总一大串。腰挂BB机，手携大哥大，出入乘闪光放亮的小轿车，神神威威好生令人眼热。尽管同行将之视为“经济动物”、“经济人”什么的。
有人问H干吗要兼当企业家。答曰：“不是赶时髦，是为了生存，为了发展。”盖时下经济大潮汹涌，各经济部门车水马龙胜闹市，惟有作协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这冷板凳好生难坐哪。若论作家们爬格子的收入无不令人寒怆，别说与夜夜享得起总统包厢消费的“老总”们相比未免要实实在在矮他一大截，就连想出本书也付不起出版管理费，更甭谈付印刷费和包销多少册了。人是感情动物，心理的不平衡是人生的最大折磨，如此这般长此以往不是个路子。为自下而上和发展“打基础”，“抓落实”，倒不如一边拥书面壁爬格子，一边投身于经济大潮干一番事业。况且兼企业家，心理平衡，经历丰富，感受深刻，多一种思维，写出来的东西会更棒呢。何况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作家是“家”，企业家也是“家”，多一个“家”比少一个“家”更好。
作家不甘寂寞，不忍“空虚”和清贫，毅然下海经商，参加经济建设，细想开来，也实在是经济文化发达的社会的正常现象。在外国，几乎没有拿国家工资的专业作家。难怪有人说一个作家，首先是银行家、教育家、企业家或什么家。在美国，靠自己发自己的工资的作家是全社会收入最低的阶层之一。不少作家只能靠写通俗小说或电视剧维持温饱或靠团体赞助，靠配偶的支持、接济而写作。作家亦是人，也需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阮囊羞涩者不想点儿门路不振作点儿不行。前年有篇报告文学叫《诗城的陷落》，写的是某省一城市有诗人上千，改革开放大潮一冲击，诗人们就被冲得七零八落，各自去干三百六十行去了。有什么奇怪，经济建设是时代主旋律。当然，在主旋律中，诗人们还总是要写诗的。“诗城”终究是不会陷落的。生活哪能没有诗？！
十八世纪法国人氏博马舍，写出了《费加罗的的婚礼》这样伟大的作品，是伟大的戏剧家。然而此公又爱做生意，搞贸易，腰缠万贯，是个实力雄厚的企业家。一边写作，一边做生意，写作经商两不误，而且相得益彰，生存和发展达到了最完美的结合。走了一回新加坡香港泰国，在文人作家名片上十有八九是印有董事长、总经理头衔的，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看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当代作家或什么“家”在内的人类的一条永恒的规律和真理。拿这条规律和真理去审视当今社会，也就不必为广大作家兼当企业家，文人“下海”、“闹海”之类的事而大惊小怪了。
当然，倘若“兼当”企业家的作家们，“人在商潮身不由己”，专营商务而放弃写作，实实在在改了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干厌了便改行，不也是正常的吗？
《三亚晨报》，1995．10．7
口号与广告
在人类口头呼喊和公共场所招贴的短句中，最具大众化且最能鼓动人情绪的大概要算口号或标语了，它具有一种特殊的神圣的号召力和教化力。
与口号不同，广告是通过报纸、招贴等介绍商品或事物的一种广泛性的宣传方式。一则刊在报上的商品广告，一组矗立在街道高大建筑物上的户外广告牌，能够招来成千上万的客户，增长上百万、千万乃至上亿元的销售额，这都是很自然的市场经济现象。广告作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一种宣传、介绍和促销手段已普遍被经营型的企事业单位所认可并已打入企业的生产成本。很难想象，现代市场或社会生活倘若没有了广告，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口号和广告的共同之处无外乎广泛性和宣传性，两者都可以在报刊或公共场所刊登或张贴。所不同的是，前者多具备政治性、教育性和鼓动性，而后者则多具备生产性、商品性、经营性和流通性。前者大多与党政机关或有关职能部门联系，后者则多与公司或事业单位的经营活动和产品购销攀亲。
口号与广告对人类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两者的运用也与任何事物一样，总有个“度”的问题。少了，难达到预期目的；太多，则有泛滥之嫌。喊口号、贴标语固然能教育和鼓舞人心，但倘若像“文革”时那样，连到厕所解手也要接受政治口号的洗礼和教育，那就成了对人的精神上的折磨。相对来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广告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经营手段应多多益善，而咱们眼下尚未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广告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尚未“够威”、“够力”。
忽然想起了这么一则新闻：新华社记者跑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不少地方，看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南方路边多广告，北方街头多口号。华北一些城市广告寥寥无几，而标语口号却丰富多彩，引人注目；相反，南方城市的马路广告居多，弥漫着浓厚的商品气息。上海的南京路、广州的北京路，是一片广告的海洋，一到晚上，霓虹灯齐放，令人眼花缭乱。
看来国家大了，必然有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南方马路上广告多，不仅展示着市场繁荣百业兴旺，更展示了南方人浓郁的商品意识；北方大街口号多，自然展现了北方人注重法制、“治民”（政治、思想品德，公共行为规范）等，“软环境”的气氛和意识相对较浓，个中之距离和落差很值得深思。我不希望南方人多一些口号、标语，而倒希望他们的广告继续地做，继续“多”下去；同时我也希望北方大街的广告也像南方一样多起来再多起来。要知道，如今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南方周末》，1993．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