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0年，糖果实行定量供应，热量成了应时的新话题。
每人每月凭证购买二两糖果。这二两糖果含有多少热量？每位顾客和每位售货员的理解是并不相同的。
1958年粮食紧张状况加剧。中央提出了全党动员，控制消费，广辟食源，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度过暂时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糖果定量供应，自然也是众多措施中的一项。
张秉贵响应党的号召，决心以实际行动为国分忧。
站柜台虽不是重体力劳动，但每天得走几十里路，论斤论两地售出几百斤糖果，劳动强度不低。张秉贵的饭量比较大，粮食定量原是三十四斤。他主动每月献出十斤，一日三餐只有八两定量。本想多吃点菜可以补上，不料副食品供应困难，连食堂的“无油菜”也实行限量。虽然如此，他一进柜台仍然精力充沛，一如既往，发挥出售货员所能发挥的最大限度的热量。
糖果的销售量控制了，营业额大幅度下降了，但在柜台上比营业忙的时候还要费话和费神。因为他主动挑起了党的宣传员的担子。
“二两糖的热量管什么用？一人一斤也不多呀？”“我的孩子吃惯糖果了，大人们不吃都给他还嫌不够。你们向上级反映反映，多卖点行不行？”“我有钱，你们也有糖，可就是多一两也不卖，这叫什么事？”……柜台上天天听到顾客的各种反映。张秉贵总是耐心地解释：咱们的国家大、人口多，在三年遭灾、外国逼债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是尽了最大努力关心人民生活的。只要大家齐心，暂时困难就会很快克服。他针对顾客的不同说法，亲切而细致地进行宣传解释，在糖果凭证供应中努力做好服务工作。
自然，也有例外。一个小伙子买了二两糖果，连同购货证拿在手上掂来掂去，竟然当众说怪话：“你看看，二大两？这得吃一个月，每天不到一钱。咱们这还是社会主义呐？”张秉贵听了非常生气，但仍然和颜悦色地说：“同志，您别看轻这二两糖果。依我看，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啊？在旧社会，我生活过三十年，糖果店倒是欢迎选购，可是有多少人家每月都能够吃得到二两糖果？那年月，吃不起糖果的人并不算少。你不信，还可以做点调查嘛？现在，咱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国家有困难，就是咱们自己的困难。全市几百万人口，每人二两，每个月的供应量也是数以百万斤计的。你说呢？一小伙子不言语了。他不好意思当面认错，只是把糖揣在大衣兜里连声说：“得，得，您高明，您高明。”红着脸走了。旁听的顾客却啧啧称赞： “这位师傅真会讲话。”
自从百货大楼开幕以来，糖果组柜台前总是顾客不断。实行定量供应后居然也有了“晾柜台”的时刻。这天，恰好柜外没有顾客，张秉贵的老叔突然出现在面前，伸手递过购货证低声说：“证上的定量已经买过了，可家人还想买几斤糖，现在没有顾客，你看着办吧？”说着就往外掏钱。张秉贵连忙拦住说：“老叔，这事我不能办，请您担待点。”老叔说：“我是瞅见这儿没有顾客才过来，买一斤两斤也行，准不能让我白跑吧？”“老叔，这不行。家里要用，我的定量还没买，您就先用我的购货证买二两吧？”老叔发火了：“这点事都不办，你也太死心眼儿啦？我拿钱买，这还犯法不成？”“老叔，这是国家的规定，我是——”没等他说完，老叔便截住说：“好，好？你是六亲不认？”转身走了。
在柜台上，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顾客，也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张秉贵总是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但是，一天下来，他却觉得异常疲倦，头昏眼花，两脚象踩在棉花上。他暗自激励自己：现在是战胜困难的关键时刻，千万不要垮了。
回到宿舍，上床休息。他卷起裤子，腿上一摁一个坑，浮肿得更厉害了。他不愿被人发现，不料老郭正好进来，想掩盖已经来不及了。老郭看了有些诧异。他们两人同住宿舍，却一直没有发现张秉贵也浮肿了。同志们见他的精神劲，称赞他身体特棒、热量特足，他硬撑着不露声色。也有人不知道他每月献出了十斤粮食，甚至说他定量不减、热量照常，当然有劲，他也没有辩解。此时，老郭发现张秉贵浮肿得比自己重得多。
老郭捺着张秉贵的腿呆了半晌，才说：“你怎么不早说？…‘现在也不能说。咱俩住一个宿舍，你可千万替我保密。我能坚持，请你放心。”张秉贵说得那么自然，又那么轻松，好像他根本没有浮肿；同时又显得那么认真，那么自信，使老郭不能置疑。但他不能不问：“你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头？难道你真有办法获得比旁人多的热量？”张秉贵笑笑说：“保密？”老郭更加迷惑，却又不好再问。片刻，张秉贵开怀大笑，一回手从枕下抽出一本书来递过去说：“这里有秘方，热量取之不尽，请你自己看吧？”
老郭一看是吴运铎著的《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他曾读过，也深受感动，但没有像张秉贵那样找到克服困难的力量。他下意识地翻着书页，接着问：“下了班你走路都费劲，昨天我看你上楼时扶着栏杆直打晃，怎么一上岗位就那么大的精神劲？”“你说得很对。下班和上岗当然不一样。咱们的岗位是首都的门面。各地来北京的人，从这里看首都人民战胜困难的精神面貌，外国来北京的人，从这里看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精神面貌，特别是那些对社会主义怀有敌意的人，更希望看到我们被困难压倒。让他们看个清楚吧？当然我们眼下的困难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但是战斗岗位是相同的。所以我一读这本书就从中国的保尔身上汲取到无穷的热量。”老郭深有感触地点头。
一九六。年底，经过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伙食有所改善，浮肿现象基本被控制住了。张秉贵的体质也有所好转。
一九六一年一月，百货大楼按上级指示：在保证平价定量供应的同时供应高价糖果。酸三色每斤五元，奶糖七元、八元、十元，含有银耳、人参等营养补品的各种巧克力每斤十六元到二十八元。当时曾组织售货员学习政策，使大家弄清在物资不足情况下实行平均分配的必要性和缺欠，明确实行部分商品高价供应是为了“平衡差额，安定人心，增加热量，回笼货币。”
高价糖销路不错。柜台前重又热闹起来。张秉贵的柜台宣传更加活跃，讲解政策周到细致，能使一些抱怨价钱太贵、质价不符的顾客心平气和地离去。惟独问到各种高价糖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热量差别时，他的解释就不能令人满意了。
本来，张秉贵的商品知识是丰富的。他熟悉各种糖果的质量特点，可以针对顾客的不同需求主动介绍，甚至能够用糖果“对症下药”。顾客说消化不良，他介绍柠檬糖或咖啡糖；如果患肝炎，他就介绍水果糖；患气管炎，他便建议买冰糖或薄荷糖。……但现在高价糖新上市，有些品种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人参巧克力”有什么功能呢？张秉贵想起了同仁堂国药店的宋相如。老宋也是市劳模，他们是在北戴河休养时相识的。老宋比张秉贵大十几岁，在同仁堂已干过四十多年，他在询问台专做问病售药的工作，被誉为不用挂号的“坐堂大夫”。张秉贵来访，老宋热情地把他邀到后柜，细致地向他讲解了有关人参的产地、品种、药性、滋补作用等知识，并且称赞了他的服务精神。
宋相如讲得够丰富、够透彻了，但没有解决张秉贵的问题。因为人参糖毕竟不同于人参，要给顾客个满意的回答，光讲药用价值还是不行。于是，张秉贵又来到了协和
在商品供应暂时困难时期，张秉贵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店内店外一致好评。在店内，有的售货员服务不主动，还振振有辞： “我吃不饱，没力气多说话”，只要一提“瞧瞧张秉贵去”，便心服口服了。百货大楼的竞赛办公室还组织部分标兵到各组巡回表演。张秉贵就先后到杂品组、皮鞋组、五金组、收音机组作过表演，发挥着榜样作用。
有一位顾客，时常在离柜台较远的地方从不同角度凝望张秉贵售货。张秉贵早已注意到了他，这天，趁他走近柜台时，赶忙迎上去问：“同志，您是要买糖吗？如果您有特殊需要想买的糖暂时缺货的话，请告诉我，帮您想想办法。”张秉贵看出这位顾客面带病容，估计可能有什么特需但又不便直接问顾客是否有病。果然，顾客是位全日休养的病号，但并不是来买糖的。他告诉张秉贵：“我是用您的精神来治病的。只要战胜病痛的劲头一松下来，我就想起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看您。看到您站柜台的那股精神劲，接待顾客的那份热情劲，我就受感动、受教育，浑身长劲儿啊？”张秉贵听了十分感动，他说： “可别那么说。您来就是给我们售货员送支持、送鼓励的。我们应当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