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八月，伏天的北平又闷又热，没有一丝儿风。马路两旁的宫槐叶片一动不动，商店门前的高大幌旗也是一动不动。令人窒息的空气，与走在东单牌楼街头的张秉贵的开朗心情很不协调。
张秉贵少年英俊，身穿崭新的月白细布长衫，头戴巴拿马式草帽，脚下白线袜、鹿皮底圆口便鞋，走起来精神、潇洒。这是当时中产阶级的打扮，张秉贵是平生第一次。因为他今天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他希望有人注意自己，但路人行色匆匆，各自奔波，没有人理会他。他并不介意，而且蛮有兴趣地观察街上的各色人物，有光膀子拉排子车的，有穿着带号码的坎肩拉洋车的，有肩挑小贩，也有闲游散逛的，有穿着长裙剪着短发的女学生，也有口衔雪茄手拿文明棍的绅士，间或还有西服革履的西洋人、和服木屐的东洋人。平时，他并不关心这些，今天不同了。他想自己将要和他们打交道，因为谁都可以成为顾客。此刻，他还留意观察着马路两旁的商店：粮食店、油盐店、百货店、鞋店、洋服店、绸缎庄、颜料庄、煤油庄、烟铺、肉铺、盒子铺、二荤铺、茶叶铺、古玩铺、花边行、五金行、汽车行，拍卖行，还有面包房、洋药房和从门面上看不出卖什么的洋行。东单一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一个典型地区。但当时的张秉贵还不能做出这样的分析，他只知道这些店铺都是做买卖的，而自己也将要迈进栏柜学做买卖了。
走在张秉贵前面的是他的介绍人周月卿——一家烟卷公司的跑外，穿一件夏布长衫，手拿一把竹骨白纸折扇，他们走过新开路，周月卿忽然收住脚步对张秉贵说：快到了。两人都擦擦汗、整整衣领，又继续向北走去。
周月卿领着张秉贵走进了坐落在西总部胡同西口外的一家商店德昌厚。
这是一家经营煤油纸烟和洋广杂货的综合性商店，临街三间门面，一字栏柜。门上高悬黑漆金字牌匾，门外支起遮阳挡雨的帆布檐帐，下面整齐地摆放着商品，一卷卷凉席，戳在特制的木架上；一摞摞肥皂，码成塔式的花朵。店堂里高大的玻璃货架和擦拭锃亮的玻璃货柜里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香烟和化妆品、搪瓷品、时髦的针织品。店堂里刺鼻的煤油味，和这一切似乎不怎么协调。
周月卿迈进店门，收起折扇，向站在栏柜前的了事掌柜王雨田抱拳拱手：“辛苦您哪，王掌柜的？”“您早儿？”对方也很客气。周月卿回头一指张秉贵：“我上次说的那个徒弟今儿个给您领来啦，您多多照应？”张秉贵一时不知道该作揖还是该鞠躬，只是很不自然地笑笑站在那里没动。王雨田上下打量了一眼说：“好，好，今儿个正好掌柜的没出门，您请柜房坐吧？”说着前边带路，把二位领向柜房。
德昌厚的店堂进深三间，柜房在最后边。房间不大，放下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和一张床铺，就没有多少空间了。资本家于子寿既是东家又是掌柜，这间柜房是他办理柜事的地方，也是他的起居室。
于子寿听得王雨田招呼，便迎了出来。
“周兄来啦，请屋里坐？”两人略作谦让，周月卿和于子寿一前一后走进柜房。王雨田向张秉贵努努嘴低声说：“进去吧？”然后转身到前柜去了。
于子寿和周月卿分宾主坐下。有个小学徒进来斟上茶就退出去了。张秉贵见这个学徒一身短打扮，油脂麻花，不觉一愣。他是学徒吗？怎么穿得这么脏？不是说都得穿长袍短褂吗？但他没有功夫细想这些。自己现在是进考场。他在介绍人身旁垂手站立，眼睛紧盯着可以决定他的命运的于子寿。这位掌柜的身材魁梧，穿着雪白的杭纺裤褂，半敞着怀，露出腰间的丝绦，大腹便便，面色红润，眉宇间透出精明和威严。
柜房里也很闷热，于子寿和周月卿各自挥扇。两人寒暄几句使入正题。
“这是我给您送来的小徒弟。”周月卿转脸对张秉贵说：“见过掌柜的？”张秉贵赶紧上前一步摘下草帽，鞠了个大躬。
“他哥哥是明兴煤油烟卷行的伙计，和我多年至交，没有说的。这个年轻人机灵、听话、靠得住。要不是知根知底，我也不敢给您举荐。”张秉贵听周月卿这番话，心里很感激。他看到于子寿手中的纸烟快尽了，马上去递烟，于掌柜一挥手说：“不用”，随手自己取出一支烟，在桌上蹴了两下，把烟头接上去继续抽着，并且从头到脚打量着张秉贵。片刻才喷出一口烟雾，慢悠悠地问道：“你今年多大啦？”
“十七，属马的。”
“上过学吗？”
“上过两年多私塾，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六言杂字？刚念四书就转到了平民学校。念了两年多常识、国语、算术。十二岁就学徒了。”
“学什么来着？”
“学过织地毯和织布，三次都没呆住。”
“怎么？让人家给散啦？”
“不是。地毯厂关门了。织布厂一年有半年没活干，我怕失业，所以……”
“你怎么想学买卖啦？”于子寿打断了他的答话，眼光逼人。张秉贵不敢对视，但他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大哥是学买卖的。学买卖比耍手艺好，不失业。”
“那倒是？”于子寿颇有几分得意地点点头，转而对周月卿说：“在我这里只要好好干就失不了业。你说是啵？”周月卿连忙接过话茬对张秉贵说： “还不谢掌柜的赏饭吃？”
张秉贵又鞠了个躬说：“我一定好好干？”
于子寿说：“你念过书，写个名字我看看。”在门外听着的小徒弟马上取过纸笔墨砚。张秉贵有点紧张。几年不拿笔。手都生疏了，但他还是站在桌边恭楷地写好自己的名字，双手递给于子寿。纸上竟落上了一颗豆大的汗珠。
于子寿点点头说“明天来吧？”然后又像自言自语：这个岁数还行，再大就不好使唤了。
张秉贵如释重负。他听得于子寿对周月卿说：“明儿个秉贵搬铺盖来，您就不必陪他了。”
“那就多谢您啦？这个年轻人挺实在，不周到的地方，您就多劳神指拨着点。不好好干我找他哥哥去？”。
“这您放心。只要好好干，用谁都是用。”他手抚茶杯，站起身来送客了。
走出店堂，张秉贵觉得衣服不大舒展，才发现汗水已经把小褂和长衫都贴在脊梁上了。
张秉贵满怀兴奋地步行回家，二十几里路一点也不觉得远。进村天已过午，远远望见妈妈站在门口等他，立刻触动了童年的记忆。
七岁，进私塾念书的头一天，妈妈就是这样等他的。八岁开始，隔长不短地去“打执事”，挣点零钱补贴家用。每次都得过午才能回家，妈妈也总是这样等他的。
“十年消息上心来”。八岁那年，他跟着本村的穷人去打执事——给婚丧嫁娶的人家当仪仗队。有的打着旗、锣、伞、扇，有的扛着“肃静”“回避”牌，有的举着牛角灯或者金瓜钺斧朝天镫之类。早上，天麻麻亮，妈妈就喊醒秉贵，让他早一点去，以免人家发完了执事。家里没有饭，妈妈就给他个贴饼子揣在怀里上路。八岁的秉贵，穿不得成人的号衣，只好在腰间系一条带子把褂子折起一截才能勉强走路。这次喜轿从东乐园出村，八抬大轿改成了四抬“大顺杆”，一溜小跑，秉贵个子小、号衣长，他把举着的金瓜扛在肩上跟着跑，仍然追不上。一位好心的大叔替他拿了“执事”，空跑紧跟，直到西乐园村口整队时才还给他。“亮轿”了，人们坐下休息“打尖”，张秉贵往怀里一摸，贴饼子不见了，大概是在路上摆弄号衣的时候丢掉的。他一声不言语，勒勒裤带，默默地蹲在一边。别人见他没吃东西想分点给他。他说“我早上吃过饭了。”他挨着饿打起执事硬挺下来。把执事送回杠房，赶紧往家跑。一进村口便看见妈妈在门前等他。“天都过晌了，你只吃了一个饼子，饿了吧？”张秉贵嗫嚅地说：“饼子丢了。”说着把刚挣下的一吊钱（十枚铜元）如数交给妈妈。妈妈听了，一面心疼地掉泪，一面急忙抱柴火给儿子做饭。
这件事深深地刻在张秉贵的记忆里。他想，以后一定要带回让妈妈高兴的消息来。但是，头一次出门学徒，从地毯厂带回来的是失业的消息。第二次出门学织布，赶上作坊失火，又带回了失业的消息，而且连自己的行李都没有抢出来。妈妈都是含着眼泪听他诉说的。而今天，张秉贵真的带回了好消息：从明儿个起我就是东单牌楼德昌厚的徒弟了。
饭后，张秉贵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妈妈在一旁看着，回忆着往事。前几次出门，都是她替儿子拆洗缝补，收拾行李的，虽然尽量拿出家里最好的衣服被褥，也没有一件像点样的。这次，她没有动手，儿子的全身打扮和全副铺盖都是用他自己织布挣的工钱置办的。不容易呵？
妈妈最清楚，秉贵从小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总是穿哥哥们剩下来的。上私塾的时候，是借了件大褂穿着去见先生的。到地毯厂学徒，穿的是旧衣服，干了一年多，失业回来，衣服穿烂了，身上却留下了挨打的血印和疤痕。后来儿子学会了织布，仍然穿着破衣短衫。那时手艺人只能挣到微薄的工钱，他便想学买卖改变现状。听哥哥说，市面上最讲究衣帽取人，进商店学徒也必须穿长衫，于是省吃俭用，积攒了一年多，才置办齐备。“人配衣着马配鞍”，秉贵今天一身新装显得格外精神。妈妈欣赏儿子的志气：到底从手艺地升到买卖地了。
哥哥是幸运的，虽然也受过苦、受过气，可现在已经当上伙计了。看来，学买卖是比学手艺强。如今，秉贵改行学徒，将会像他哥哥那样一去又得三年。妈妈既是惜别，又抱着很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