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改革学制。主要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三项内容。为了使近代教育真正得到发展，清政府逐步改革废除了科举制度。1901年后，清政府开始对科举制进行改革，一方面，修改科举考试内容，增加了历史、地理、军事等科目，另一方面逐渐减少科举名额，使学堂与科举最终合流。1906年，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被废除了。同时清政府还奖励出洋留学，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先派学生出洋留学，后又命选派八旗子弟出洋。1901年，清政府下诏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者一律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为中学堂，各州县均设为小学堂，各地设蒙养学堂。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类型比较齐全，体制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初步建立，在新政的推动下，新式学堂在各地大量兴办。
第四，奖励工商。主要是为工商业的振兴立法和给予兴办实业卓有成效者以奖励。1905年，商部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开办户部银行。1906年，商部扩展为农工商部，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商部成立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商法商律。《奖励公司章程》后经修订，还公布了《奖给商勋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及奖牌章程》等，这对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清政府还发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命令。
清末“新政”的启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推动着改革思想和改革实践的进一步深入。资产阶级立宪思想迅速兴起，立宪运动逐步展开，进一步推动了清末改革开始趋向政治体制改革。
三、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及影响
新政改革，既不能笼络各派政治势力，也无法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一方面，资产阶级上层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扩大改革范围，特别是希望模仿欧美和日本实行立宪政治，以利于他们的参政活动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们把立宪政治看成最完美的政治。时人解释说：所谓立宪就是立法；所谓立宪国就是法治国。“以所立之法，为一国最高之主权之机关。一国之事皆归法以范围之，一国之人皆归法以统治之”，而无贵贱尊卑。那时，为数众多的改良派（也称维新派）更是立宪政治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逃亡海外的改良派也积极鼓吹“保皇”“立宪”。日俄战争的结局使他们普遍认为，日本由立宪而胜利，俄国由专制而失败。于是大张实行“立宪”政治的主张和要求，汇合成一股颇有生气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有实力的洋务派地方督抚为扩大自己的权势也要求实行宪政，他们和驻外使节左右清政府的决策，这些人有近代化意识和务实精神，并频频上书清政府仿行立宪以顺应潮流。
1903年，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之一的张謇东游日本后，羡慕日本的立宪政体，遂于次年劝说张之洞奏请立宪，并以自刻的《日本宪法》转呈清政府。1904年，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上书政务处，介绍立宪政体。7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12年之后正式实行立宪。立宪派和洋务派的彼此呼应与合作，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发展。由此可见，推动立宪运动的基本力量是由改良派演化而成的立宪派，支持者则是地方督抚中的洋务派。
清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1905年7月16日，颁布拟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左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侍郎绍英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9月24日，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被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出访被迫推迟。11月，命政务处五大臣筹订立宪大纲，设立考究政治馆。12月，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正式出洋考察宪政。此时徐世昌已授巡警部尚书，绍英被炸伤，故改派尚其亨、李盛铎随行出访。次年春，戴鸿慈晋为礼部尚书，端方升为闽浙总督，旋调任两江总督。五大臣先至日本东京，请梁启超、杨度代为草拟考察报告及奏折，陈述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并建议以5年为期改为立宪政体。五大臣转赴欧美考察宪政。1906年8月归国后，载泽上奏密称实行君主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并解释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是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慈禧太后遂于1906年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宣布预备立宪。其实质内容是要求臣民俯首帖耳地服从君主的统治。1907年7月，清政府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成为筹备宪政的中枢机关，并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各省筹设咨议局，准备将来改为国会和地方议会。
从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到辛亥革命爆发（1906年11月至1911年10月）的5年间，清政府着重进行政府机构的调整与增设、官制改革、制订宪法、组建内阁和编练新军。预备立宪时期各项改革的关键及其实质是政体改革。
1.调整和增设中央与地方机构、厘定官制。1911年5月8日，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内阁成员13人中，满族占9人，其中皇族占5人（一说7人），汉人占4人，故称“皇族内阁”。说明内阁是一个对君主负有责任而又不能牵制君主行使军政大权，但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的中央行政机关。与此同时，还设立了弼德院和军咨府。弼德院是“为皇帝亲临顾问国务之所”，其权限与“内阁相维系，所关重要，必须同时并设，用备顾问”。军咨处成立于1906年，性质相当于国家的参谋部，隶属于陆军部，设正使、副使等官。1909年军咨处与陆军部分开，1911年改为军咨府。关于地方官制的改革，1906年，改各省学政为提学使司，掌管一省的教育行政，稽核学校规程等。
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当选议员中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立宪派占据多数，许多立宪派头面人物被选为咨议局议长。咨议局的成立为立宪派提供了合法的阵地。官制改革拟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方案，虽没有付诸实行，但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的合法性，而且试办了司法独立的方案。作为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和咨议局的设立，在议决国家预算、决算、税法、法典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这对君权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2.进行法制改革。1902年，清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主持修订法律。1904年至辛亥革命前夕，先后修订、制订和颁行了商法、刑法、法院组织法等几种重要的法典、法规和律例。1909年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是一部刑法法典，共30门，389条，附例文1327条。1911年1月颁行的《大清新刑律》，也是一部刑法法典，由沈家本和日本法学家罔田朝太郎等拟订，定总则17章，分则36章，共411条，附《暂行章程》5条。它形式上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内容上却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例如保护皇室利益、维护封建礼教等等。
3.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实施政体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和预备立宪的重要组成部分。1908年1月~1910年2月，相继颁布城镇乡和府厅州县上下两级自治章程，各省依章筹办地方自治。1909年，各省相继完成调查选举，成立了城镇乡自治公所，至辛亥革命前夕，各省大都建立了府厅州县自治公所。
地方自治的广泛开展，主要依靠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方士绅和商人。他们通过参与地方自治活动，促进工商实业、新式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自身增强近代化的意识，提高兴办实业的能力而最终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成员。
从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到1911年皇族内阁的成立，清政府为了抵制革命，维护统治，被迫进行了一系列政体改革。但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不仅不能满足立宪派速开国会的要求，而且试图通过改革将权力集中到贵族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和地方督抚的不满，使他们逐渐对清政府的改革失去了希望。皇族内阁的成立和铁路的国有化运动政策的出台，最终使社会各阶层认识到，清政府的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大多数立宪派采取了从权应变的手段，陆续转向了革命方面，清政府陷入极其孤立的困境。
（第四讲）辛亥革命与清朝的终结
一、孙中山——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代表和领袖，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
孙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号逸仙，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为佃农兼更夫。兄早年去檀香山夏威夷群岛的火奴鲁鲁岛做雇工，成为华侨资本家。孙中山在家乡读3年私塾，12岁到檀香山，在其兄资助下，先后入英、美教会学校读书，完成中学学业。后到香港就学，接受西方教育，涉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书籍如哲学、历史、政治、军事等，打下西学基础，眼界大开，“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1894年11月，孙中山离国再赴檀香山，在华侨中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并联合二十多名爱国侨胞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在会员的入会誓词中明确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号召会员为推翻清朝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革命纲领。第二年年初，孙中山在香港同当地的社会团体辅仁文社合作，组成了兴中会总部，增订章程，还把誓词中的“中国”改为“中华”，并号召人民以革命手段救亡图存。
兴中会成立后，为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孙中山联合广东各地的会党、新军，准备1895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但由于各路人员步调不一，不能按原计划进行，加上叛徒告密，事机泄露，起义未举行即被清政府捕去七十多人，兴中会重要成员陆皓东等英勇牺牲，孙中山被迫逃往日本。
孙中山东渡日本后，在横滨建立了兴中会分会，继而前往欧美从事反清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旅欧美期间，孙中山认真研读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经济书籍，接触到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仔细考察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社会风貌。他目睹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弊病和阶级斗争的现实，使他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了旧三民主义思想：民族、民权、民生。
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乘机起义，派郑士良等到惠州联络会党，派史坚如等到广州，组织起事机关，以资策应，派陈少白在香港筹备接济。孙中山原拟经香港潜入内地领导起义，因受香港英国当局阻挠不得登岸，遂折回日本转换台湾，准备渡海转回内地。1900年10月，郑士良率会党在惠州三洲田起义后，虽多次击败清军，占领了惠州周围地区，起义队伍发展到两万多人，但由于日本政府禁止军火出口，破坏了孙中山自海外接济起义军的计划。起义军血战半月后，因外无援军、内缺弹药，被迫解散，惠州起义失败。
惠州起义虽失败，但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博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据孙中山回忆，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美国皆骂其为乱臣逆子，而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惋惜事之不成。表明20世纪初的革命事业已获得更多的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呈现出新的局面。
二、辛亥革命
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因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有所壮大的同时，随着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派游学等“新政”的实行，全国各地的学堂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出国留学的风气也盛行起来，到1906年，留学生已由1900年的161人增至13000多人，到1911年全国举办的各类学校达5万多所，学生达100多万人，形成了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群。本来清政府“兴学堂”“派游学”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推行“新政”、维护其封建统治的人才，但结果事与愿违，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和熏陶，眼界大开，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而成为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断摸索振兴中华的途径，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通过翻译西书，把欧美各种哲学、社会经济学、历史、人物传记和文学作品介绍和传播到中国，并把这些书中包含的进化论、天赋人权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图案，作为提倡民主政治反对专制政体鼓吹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不断地开展爱国运动和革命宣传运动。20世纪初，日本的东京和我国上海是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的两个中心。
1900年春，留日学生成立了第一个爱国团体——励志会，并创办《译书汇编》和《国民报》，宣传革命思想。1902年4月，章炳麟、秦力山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激发传统的反动情绪，号召人民投入反清斗争，此举得到了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的支持，各地爱国者和留学生闻之无不感奋。1902年~1903年间，文化界爱国人士蔡元培和刚从日本回国的章炳麟先后发起建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以兴办教育为名，聚集革命力量，宣传革命思想。1903年上半年，在中国留学生中和国内一些地方，爆发了“拒法”“拒俄”运动。1901年~1905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了大量书刊，翻译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在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少卓越的宣传家、进步的思想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