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党两国有着长期往来与友好的关系，苏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给予大力援助。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评价以及对和平过渡、国际共运、民族解放等问题的认识方面，产生了分歧，展开过大辩论，导致两党两国的关系恶化。随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得愈来愈明显，它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一再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被中国拒绝之后，就从政治、经济、外交以至军事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进行威胁。1958年，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由于这有损中国主权，理所当然被中国拒绝了。1959年8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苏联发表《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将中苏分歧暴露在全世界面前。1960年6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会谈中赫鲁晓夫带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7月16日，苏联政府又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份，废止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份，减少对中国供应成套设备及关键部件，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1961年，苏联又逼迫中国连本带息偿还它给中国进行抗美援朝的物资贷款，加重了中国当时的困难。1963年经商定，两党代表团于7月6日至20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苏方于会议期间发表了《致全苏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大肆攻击，挑起了全面、公开的大论战。中共中央为了让全党和全国人民了解真相，对双方的观点作出正确的判断，从1963年9月6日起到1964年7月14日止，《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9篇文章，全面、系统地评论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10月16日，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出于改善关系的诚意，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进行会谈，但是苏联新领导仍然一意孤行。1965年3月1日，苏共举行共产国际会议筹备会，中国、朝鲜、罗马尼亚等七个兄弟党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鉴于苏共领导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立场，中共没有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此断绝。
苏联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通过斗争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地位，这是最本质的方面。但把这场斗争称为反对修正主义，并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日益深入党内，产生了消极影响。
1958年后，中国面临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一起对付中国的险恶局面。中国坚定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执行了广交朋友的方针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外交工作十分活跃，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分别出访了苏联、朝鲜、印度、印尼、阿联（埃及）等2700个国家。同一时期，也邀请和接待了苏联、南斯拉夫、阿联、缅甸、古巴等32个国家的政府、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锡兰7国，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下，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10个非洲国家及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3个亚洲国家，还有阿尔巴尼亚，共14个国家，历时72天，行程5.4万公里。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通过多种方式先后声援和支持过中东人民反对美国出兵黎巴嫩、英国出兵约旦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刚果人民反对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和美国侵略者的斗争，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
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多种渠道同世界各种类型的国家发展国家关系，开展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1960年古巴同中国建交，这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西半球国家。1964年法国同中国建交，这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大国。到196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50个。同中国有着外贸和文化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到1964年已达125个，其中同40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1962年后，中国还从西方国家引进一些化纤、化工、石油、矿山、电子、精密机械等方面的设备和技术，填补了工业中的一些空白。
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但还是向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60年代初，同中国有经济援助关系的国家有30多个。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又一成就是从1960年到1963年分别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5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和边界协定，从而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同这5个国家的边界问题，这表明中国政府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不渝地执行睦邻友好政策的决心。
（第十五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动荡
一、“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局
1966年，正当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政治安定，重新走向繁荣的时候，毛泽东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长达10年之久的社会动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对共产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多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走资派，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明史专家。他写《海瑞罢官》的剧本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多次提倡要学习海瑞的精神，要像海瑞那样刚正不阿，敢于讲真话，应北京京剧团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邀而写的。但江青与康生向毛泽东反映则认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有关”。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焦点。这清楚地表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同1962年以来在国家建设指导方针上极为敏感的政治分歧相联系的，有着更为险恶的政治预谋。毛泽东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并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为当时的政治批判运动定了基调。《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为了纠正已经刮起来的“左”的政治批判风，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实事求是地讨论了批判《海瑞罢官》以后的形势，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工作会议上讲的“放”的原则。不赞成把学术讨论变为政治批判运动，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并指出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历史证明，这些原则是正确的。但毛泽东指责《二月提纲》是错误的，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3月19日，毛泽东修改并同意了江青在上海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随后林彪以军委名义将《纪要》上报中央，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国。《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宣称“在文艺界，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表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的这条黑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内容：（一）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解散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一系列意见。（二）揭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并撤销其职务。（三）5月16日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会》（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明确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号召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的开始。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康生等人策划、由聂元梓等人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份大字报。并同时发表由王力、关锋等人写的评论员文章，诬蔑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竭力进行煽动、颠倒事非，蛊惑人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立即在北京高等院校中引起混乱，北京和全国各地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迅速把斗争矛头指向学校各级党委，乱批乱斗风潮渐渐弥漫全国。面对混乱的局面，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向北京市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期望能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但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认为工作组不支持学生造反，“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工作组随即全部撤销。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把矛头直指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指责刘少奇等人自6月上旬派出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大字报的发表，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错误方向上的急剧发展。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动力、方针、领导形式等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10人扩大为11人，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虽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却不再提及。
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批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完成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所未完成的任务，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和“十六条”的制定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全面发动起来。
就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复杂变化的时候，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秘密组织了“红卫兵”组织，并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北京其他一些中学也效而仿之。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他们的行为表示热烈地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立即公布了毛泽东的这封信，于是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并逐渐影响到全国。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首次接见到11月26日最后一次接见，共计8次。先后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这就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一股被利用的狂热的政治力量。红卫兵运动和红卫兵大串联使全国出现一片大动乱的局面，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陷于瘫痪，许多工厂停产，全国铁路运输受到极大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