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了《苏维埃土地法》，共4章31条，明确规定了土地没收与分配的各项政策与原则，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无条件分青，废除封建债务，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以后也同样分给其一份田地等等。这个土地法的主要缺点是，仍然规定没收的土地“归苏维埃政府公有”。
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把“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作为主要的中心口号之一。特别指出在目前革命阶段中，“不禁止土地买卖和在苏维埃法律内的租佃制度”。各根据地在实践中认识到“农民现时要分土地的私有要求”。于是根据地的土地政策作了土地私有的规定，并发给“分田证”，写上准其出租和出卖。地权的规定，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与革命的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经过多年的土地革命实践，在同“左”的和右的思想斗争中，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于1930年冬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赣南闽西、湘赣、闽浙赣、洪湖、湘鄂西和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都进行了分田分地。经过伟大的土地革命斗争，摧毁了几千年来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剥削制度，根本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面貌。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积极参军和踊跃支前，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对巩固根据地，支援长期战争，起了重大的作用，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获得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
三、红色区域的各项建设及新型社会体制的萌芽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1个县，约5万平方公里，250万人口的红色区域。与此同时，其他各地红军也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发展起来的各红色区域都已分别成立了各级地方工农民主政权。但是，就全国红色区域来说，还没有一个中央政权机关。于是，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5月开始积极筹备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的决定等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接着还组成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它的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苏维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此外还规定了共和国的各项基本政策和工农劳苦群众的权利和义务。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蓬勃开展起来。
在经济建设方面，各级苏维埃政府围绕着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工作，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头等重要任务，通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生产竞赛等途径，以增加粮食产量和日用品的供给。由于措施得当，各地农业生产都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发展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建立了军械厂、兵工厂、被服厂等公营的军需工业和采矿、农具、印刷、造纸、纺织等厂矿企业。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对根据地的金融和商业的破坏，苏维埃政府努力发展内外贸易，设置公营商店和公卖处，开办粮食调剂局，并由政府直接经营若干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等。这样，不但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抵制了奸商的盘剥，而且改善了人民生活，增加了政府财政的收入。此外，财政、金融、交通、邮电等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经济建设的胜利开展，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革命战争，进一步巩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在政权建设方面，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后，从中央到省、县、区、乡各级政府均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选举制度。1931年11月至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了3次民主选举。广大工农群众积极行使民主权利，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沙坝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700多人，毛泽东为大会作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修正宪法大纲、工农代表会议建设、红军建设、经济建设等重要议案。根据《宪法大纲》规定，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人民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群众，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人民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年满16岁以上的人都享有公民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根据地人民享受到了真正独立、民主的幸福。
在文化建设方面，红色政权建立后，根据地的人民由于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经济上翻了身，所以，迫切要求学习文化。工农民主政府兴办了各种文化教育事业来满足人民的要求。首先，广泛开办了列宁小学，从村到区、乡都设有列宁小学，小学教育最为发达。据1934年江西、福建、粤赣三个地区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25所，学生89710人。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也有所发展，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中央列宁师范学院、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进行红军教育和干部教育，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通过建立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形式，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创办和出版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红星》和《苏区工人》等大小报刊34种，建立和发展了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
苏维埃管辖的区域同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区域比较起来，不论在地域或人口上，都相差很远，然而，它却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它摧毁了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起“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因而在苏区农村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结构的变动，并且成为苏区社会结构性变动的基础。在苏区，消灭了中世纪的高利贷制度，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给劳动人民以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工人、农民、手工业工人以及革命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主体。建立了最廉洁的政府机关，一切工作人员，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到技术工作人员，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纪律对于一切人是平等的。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在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上，组织了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借贷合作社，实行了消灭文盲的运动，并开始普及免费教育。广大人民投入到苏区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成立了工会、贫民团、妇女代表会、少年先锋队等组织，建立了当时全中国最有秩序、最为平等和朝气蓬勃的社会。
（第十讲）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
一、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迅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成为中国人民的紧迫任务和普遍要求。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决定“对外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申诉，获得公平的判断”，并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外交的决策机构。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是不抵抗，而依靠国联的力量抑制日本的侵略。9月21日中国政府正式向国联递交声明书，22日国联理事会开会讨论，要求日本10月14日以前撤兵，日本表面接受国联理事会的决议，但又以“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理由拒绝撤兵。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又通过决议，要求日本于11月6日以前撤兵，日本投了反对票，否决了决议。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陷入不抵抗、不交涉的状态。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了“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上海、北平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反日罢工。9月24日首先有3.5万名上海码头工人爆发了反日大罢工。9月26日，上海各界市民1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9月底，北平邮电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邮工宣传队和邮工义勇队，进行抗日活动。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广州与香港之日商纱厂所有的中国工人，一律自动辞工，宁肯失业挨饿，以抗议日本侵略。
全国学生群众的抗日热潮也迅速地沸腾起来。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首先发动，立即向中小城市展开，从大专学校到中小学，成千上万的学生纷纷罢课、抗议、游行、宣传。各地学生请愿团专程赴南京请愿，11月25日，各地到南京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达2万多人。
在民族危机加深和工农学生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27年退出了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停止反共内战政策。
“九一八”事变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同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苏、美、英等大国政府基于各自的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苏联政府在道义上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但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则采取不干涉的“中立主义”态度。美国政府在开始时对事变采取消极观望态度，直至日本侵占锦州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才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不承认主义”照会，宣布美国不承认被改变了的中国东北地区的现状。英法政府的态度是消极观望。在日本拒绝撤兵并继续扩大战争的情况下，国联于12月10日通过了组织调查团的决议。1932年1月，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英国代表李顿任团长。该团于3月至6月在中国活动数月后，于10月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而这一报告却是用国际共管的名义来寻求妥协的“公平分赃”的强盗方案。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不仅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爱国情绪极为高涨，其他阶层的爱国人士也积极主张抗日，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一部分人违背国民党中央的意志起来抗日。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兴起，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日本在占领东三省后，便把矛头指向热河，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塘沽协定》的签订，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本又加紧策划“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五省即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从中国分离出去。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局势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华北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各政治力量的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1935年8月1日，尚在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立即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一宣言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针对华北严重的形势，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着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和政策问题，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地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亡国阴霾笼罩华北。北平爱国青年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于是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1935年11月18日，北平一些大学学生自治会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北平学联成立后，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和冀察政治委员会的成立。12月9日，北平各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请愿学生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6项要求，而国民党当局无理拒绝了学生们的爱国民主要求。于是义愤填膺的青年学生立即举行大游行，当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遇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和野蛮镇压，武装军警先以高压水龙向示威队伍冲射，随即用木棍、皮鞭、大刀砍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当场有百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第二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