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运动的迅猛发展还表现在，工人阶级同北伐战争紧密配合，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乃至武装起义。1926年10月至1927年3、4月，武汉地区工人罢工斗争达300多次，参加人数达150多个工会的数十万工人，形成了空前的罢工浪潮。在湖南，1926年7月至1927年1月，有20多万工人参加罢工。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迎接北伐军进占上海，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其中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的两次起义均因准备不周，敌我力量悬殊而告失败。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前锋抵达上海近郊之时，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上海工人阶级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在总结前两次起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组成了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人为成员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特委”下设特别军委，以周恩来（时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负责，直接领导起义的军事行动，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第三次起义的总指挥。由于这次起义在思想上、组织上，特别是军事上作了周密的准备，起义开始后，经过30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到22日下午6时，上海工人阶级占领了除租界外的整个上海，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随后，国民革命军顺利进驻上海。
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同时，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力量，有力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全力领导和发动全国各地农民运动以支援和配合北伐战争。1926年11月，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农委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农民运动的发展应该采取集中的原则，强调全国农运除广东之外，还应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为重点，同时应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全面展开。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计划。随着北伐军攻占两湖，北伐战争向长江流域的发展以及国民革命中心的北移，农民运动的中心也开始转移到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和全国其他地区。中共关于农民运动的计划得以付诸实现，广大农村出现了千百年来不曾有的革命景象，其中湖南省的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速和发达，成为全国农运的一面旗帜。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农民在中共领导下在长沙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湖南省农民协会成立，毛泽东应邀回湘出席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参与起草大会议案。会议最后通过了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卫武装、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等决议。这次会议进一步促进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1月，湖南全省农会会员发展到200万人，成为全国农会会员人数最多的省份。湖南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鼓舞和推动了湖北及其他各省农运的发展。在湖北，北伐前仅有农会会员7万多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到1926年年底，全省农会会员就发展到28万多人，1927年4月，又增加到100万人。在江西，1927年2月，农民协会由北伐前的4个县发展到54个县，农会会员由1926年10月的6000余人增加到30余万人。1927年2月20~28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省农协正式成立。此外，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农民运动发展也比较快，都建立了省农会。
到1927年3月，农民协会已遍及湖南、湖北、广东、江西、河南、陕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山东等18省，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达900多万，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与北伐前相比，农民运动不仅在广度上大大增加，由以前的数省发展到十几省，更重要的是在深度上，组织起来的千百万农民，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前所未闻，前所未有的农村大革命，猛烈地动摇和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制度的根基。农村大革命的兴起，使阶级斗争出现空前激烈复杂的形势。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又怕又恨，诬蔑和谩骂农民运动“糟得很”，是“惰农运动”、“痞子运动”。与此同时，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搞糟了”。
共产党内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彭湃等人为了驳斥对农民运动的种种非难和攻击，清除共产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错误认识，更好地总结农村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把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引向高潮，毛泽东在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后，与1927年1月到2月，在湖南省委的帮助和支持下，亲赴湖南省的湘潭、衡山、醴陵、长沙、湘乡五县实地考察，大量搜集有关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功绩，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农民运动建立了中国几千年来不曾成就过的奇勋大功，农村大革命是实现乃至完成国民革命的重要因素，亿万农民发动起来，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都将被葬入坟墓。农民运动并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毛泽东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做“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由农民协会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
毛泽东的报告，热情地赞颂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勋，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是共产党指导农民斗争的重要文献。这个报告于1927年4月在汉口用《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公开出版。当时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为该书写了序言，赞扬说：“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三、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民革命的失败
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政治权欲逐步膨胀，开始树立个人权威，培植派系势力，网罗军校右派分子，以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及左派力量。1925年的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使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委，随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样，蒋介石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政大权的重要人物，这就为他篡夺更大的权力提供了方便。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通过自己的亲信，传达一道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李之龙立即派出“中山”、“宝壁”二舰开往黄埔。但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之命令，经请示蒋介石后“中山”舰调回广州。蒋介石以“中山”舰往返开动，系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国民政府为由，于3月20日凌晨，擅自宣布广州戒严，并调动军队占领“中山”舰和海军局，逮捕了李之龙，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在第一军中担任党代表以及做政治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团住宅。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坚决主张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但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害怕对蒋介石的斗争会招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力主对蒋妥协让步，甚至错误地认为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共产党过分包揽了国民党的一切工作及蒋介石误信“谣言”所致。“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关键的一步。
接着国民党又于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打着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幌子，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了一个旨在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任职和活动的所谓“整理党务案”的提案。规定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担任执行委员的人数，其名额不能超过该党部执委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等。“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后策划的又一打击共产党，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阴谋。鲍罗廷为了贯彻共产国际提出的要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并促使蒋介石北伐的方针，对蒋介石作出让步，同意了他的要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采取了妥协态度，致使“整理党务案”顺利通过。随着北伐军事行动的进展，蒋介石凭借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相继在江西、安徽制造了一系列摧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员的反革命暴行。1927年1月，他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把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许多县党部的大权，并派其爪牙段锡朋等在南昌秘密组织了反革命团体“AB团”，破坏革命团体，枪杀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接着，捣毁了赣州总工会。3月，他先是密令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接着，又组织流氓打手先后以武力解散和捣毁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九江市党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等。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为了继续维护在中国的特权，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并积极寻求在华利益的新代表。北伐战争向长江流域的推进直接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帝国主义成了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1926年9月初，当北伐军兵临武汉时，英国兵舰公然援助吴佩孚，炮击北伐军。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县城，炸死炸伤中国军民1000多人，制造了“万县惨案”。1927年1月，英国又制造了枪杀中国人民的汉口“一·三”惨案和九江“一·六”惨案。1927年年初，当北伐军向南京、上海进军之际，英、美、日、法等国都增派军队、调集军舰来华。到1927年3月，帝国主义停泊在中国领水的军舰共计170余艘，其中在上海附近的达60艘，军队增加到3万多人。
在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帝国主义采取分化瓦解革命统一战线的手法，积极从革命阵营中寻找新的代理人。他们打着“和平”、“中立”、“不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幌子，千方百计地勾结反革命力量，而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国民党新右派代表蒋介石，就成为他们破坏中国革命、维护在华特权的理想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竭力设法取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和支持。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对如何进一步反共“清党”和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了部署，迫不及待地要求帝国主义直接予以支持。为此他密令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向帝国主义各国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帝国主义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答应可以通过租界为其提供一切反共便利，驻上海的3万多人的外国军队可以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同时，蒋介石力争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和“青帮”的支持。4月1日，上海大资产阶级为蒋介石提供经费300万元，“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则决定建立反动组织“中华共进会”协助蒋介石发动政变。
在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大资产阶级、“青帮”的许诺后，蒋介石加紧部署政变。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同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古应芬等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连续举行秘密会议，商议反共“清党”等问题。4月8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12条，严禁集会、罢工和游行，对所有新闻报纸实行严密的检查和控制，并限制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活动。同日，吴稚晖、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大肆攻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部署已经完成。
尽管如此，共产国际对蒋介石仍然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向共产党内发出一信，提出“要缓和反蒋”。接着，陈独秀又和汪精卫会谈，并于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千方百计地为蒋介石开脱。宣言竟然把蒋介石的反共行为说成是误会，要求革命群众不要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都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致使蒋介石突然发动政变时，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处在毫无防御的地位。
1927年4月12日凌晨，由“中华共进会”组织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身穿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符号，冒充工人纠察队，从租界出发，向闸北上海工人总工会和南市、沪西、吴湘、虹口等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反抗时，蒋介石借口调解“工人内讧”，调来大批反动军队收缴“双方枪械”。工人纠察队的1700支枪全部被缴，队员死伤300多人。13日，上海20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总工会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要求发还工人纠察队武装，惩办肇事凶手。会后，群众冒雨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事先接到屠杀命令、早就埋伏于此的蒋介石反动军队的袭击，当场打死工人、市民100多人，很多人受伤。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封闭所有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禁止罢工和示威游行。许多共产党员、工人、进步青年被捕杀，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12日到15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300多人被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4月6日，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悍然派兵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使馆，逮捕了在苏联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80余人。4月28日，张作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在北京绞杀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时遇难的还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2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