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帝国主义国家由美国发起，于1921年11月12日至次年2月6日召开华盛顿会议，以协调美、英、日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演愈烈，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纷争也进步扩大，混战规模愈加升级，人民生活更趋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强烈愿望，促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逐渐走上联合战线的道路。
中共二大所作的关于组织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中就已经提出，要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党派，而联合的方式是实行“党外合作”。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以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建立联合战线，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着重讨论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正式形成。
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虽然一直坚持着民主革命的立场，但在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找不到革命成功的真正出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转向以俄国为师，开始把中国革命“同遥远的俄罗斯的斗争结合起来”。1921年8月，孙中山写信向苏俄政府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并向“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这表明孙中山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产生了联俄的愿望。
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和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联合地方军阀势力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路线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政府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8月下旬，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会谈，正式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孙中山立即接受这一建议。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等也多次与孙中山会晤，讨论改组国民党和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在困难的环境中“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1923年1月，苏俄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表明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和欢迎社会主义苏俄政府的帮助。至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正式确立。
孙中山在确立联俄联共政策的同时，从1922年9月起，采取切实步骤开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的会议，1923年1月1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8月，孙中山派出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和党务。10月，苏联政府派出的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此后，大批苏联政治、军事顾问来广州协助工作，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参加了国民党改组工作。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讨论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计划。孙中山指派廖仲恺、谭平山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2月，李大钊应孙中山邀请到达广州，帮助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对，邓泽如等11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攻击共产党，反对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批示说：“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孙中山严厉批驳了国民党右派，毫不动摇地将国民党改组工作进行下去。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对内反对民族压迫，“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主张民主权利，为“一切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关于民生主义，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以使“耕者有其田”，“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新三民主义把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三大革命政策结合起来，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方面是一致的。新三民主义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国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委员和候补委员，接着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随后，全国大部分省市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重新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改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二、国民革命
孙中山在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经过多次挫折和失败，逐渐认识到革命不能依靠旧军队。中国革命如果“只有国民党的奋斗，没有国民军的奋斗”，“便不能完全成功”。革命要胜利必须创建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设在广州黄埔长洲岛，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派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
黄埔军校由总理、党代表、校长组成校本部，下设政治部、教授部、教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军医部六部（后名称及机构有变化）。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曾分别担任过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邓演达曾任教育长，何应钦曾任军事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熊雄等先后在军校任教。苏联政府为黄埔军校提供经费200万元，运来大批军械，并派优秀军事干部来校任教和担任顾问。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来此学习，在第一期学员中就有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等。
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实行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注重培养学员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黄埔军校的特点，也使黄埔军校同以往旧的军官学校有着本质的区别。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约500人，其中由中国共产党选派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有50~60人。黄埔军校对学员实行严格的政治、军事教育和训练。政治课程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军队政治工作》等。军事方面，采用当时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由40余名苏联军事顾问指导、讲授和训练。1924年10月到12月，军校以毕业的学生为骨干，建立了两个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懋功，每团均1000余人。
除黄埔本校外，还先后增设了潮州、南宁、长沙和武汉等学校。本校及分校从1924年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招收了六期学员，计12000多人，其中国共两党合作培养的前五期共毕业7399人。国共合作为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国民党中央设立工人部，廖仲恺任部长，共产党员冯菊坡任秘书，廖仲恺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首先在湖南、上海、广东得到恢复，并重新高涨起来。192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湘潭的锰矿工人首先举行罢工；6月，上海10多家丝厂15000多名女工罢工；7月，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为抗议英法帝国主义制订《新警律》，妨碍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举行政治大罢工，罢工坚持一个多月，迫使英法帝国主义宣布取消《新警律》，罢工取得完全胜利。这是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涨的起点。
在北方地区，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恢复了铁路工会的工作，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接着，胶济铁路、北京、沈阳、汉口等地相继爆发工人罢工。这一切表明，中国工人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共合作建立后，在广东革命政府辖区内，农民运动有了公开进行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广东革命政府，派遣农民特派员到广东省各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一度被陈炯明镇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到1925年5月，广东全省各地有2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在此基础上，当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并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彭湃当选为委员长，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广东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成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先导和中心。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韶山，经过努力，在韶山20多个乡建立了秘密农会，6月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领导农民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同一时期，江西、广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得到了发展。
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到192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先后举办了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分别由共产党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主办。五届共招收学员400多人，其中80%以上来自广东。1926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规模很大的第六届农讲所，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的300多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农讲所的学员毕业后，一部分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特派员，前往广东各地指导农民运动工作，大部分则回原籍从事农民运动。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农民运动的领导干部和骨干，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
广东是孙中山历次北伐的基地和后方。1923年3月，孙中山重回广东，建立了广州大元帅府。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曾多次东征盘踞在东江地区、对广东革命政府构成重大威胁的军阀陈炯明，但都未能如愿。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特别是工农运动的高涨和全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时机逐渐成熟。当时广东革命政府面临的形势是，盘踞着广东省大部分地区的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时刻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权。
1924年冬，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依靠英帝国主义及段祺瑞政府的支持，准备率部进攻广州。1925年初，陈炯明部分三路向广州进犯。彻底消灭军阀陈炯明，已是势在必行。1925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作出了东征陈炯明的决定。以粤军许崇智部、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湘军谭延恺部及黄埔军校3000名学生军组成东征联军，任命杨希闵为东征军总司令。东征部队分左、中、右三路，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负责军中政治工作。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右路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的支持下，英勇作战，先后于2月攻占淡水、海丰，接着乘胜东进，于3月初占领了普宁、潮州、汕头。右路军实现了预期作战计划，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重大胜利。但是，担任左、中两路东征任务的滇军和桂军却按兵不动，并暗中和陈炯明、唐继尧、段祺瑞等军阀串通，乘东征主力部队远征东江，广州空虚之际，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叛军占领了公安局、电报局、火车站等广州市的重要地方。在此危急关头，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调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叛乱。6月10日，东征军回师抵达广州市郊。广九、广三、粤汉各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断绝了叛军的运输。在广州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的支持下，6月11日夜，革命军发动总攻，经过一夜激战，歼灭叛军两万余人，杨希闵、刘震寰逃往沙面租界。杨、刘叛乱终被平定，稳定了广州局势，消除了隐患，为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军的组建创造了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