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有：（1）各项税收。包括关税、常关税、盐税、田赋、统捐、厘金、工商税、各项杂税及附加税等。（2）交通部上缴的铁路、航运和邮电营业收入。（3）国内银行垫款。（4）举借内外债。由于入不敷出，北京政府主要靠举借巨额内外债以穷于应付。据统计，1912年~1925年共举借内债近8亿元，1912年~1926年共举借外债近10亿元。举借内外债不仅要偿付巨额的本息，而且举借外债需以关税、盐税作抵押担保，损害国家主权。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使北京政府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在金融领域，北京政府着手国家银行和专业银行的组建。早在袁世凯篡权之前，南京临时政府已经决定将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以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1912年3月，袁世凯篡权之后，决定重新筹建中国银行，8月1日，在北京正式开业。其后，经过几次调整，至1915年，中国银行完成了作为北京政府中央银行的职能。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对交通银行进行改组。成立于1908年的交通银行，由于取得经营铁路、邮政、电报、轮船四个系统的存款业务专权，资本雄厚，影响很大，北京政府对它十分重视。1913年5月，财政部委托该行代理金库，使之取得了与中国银行共同经理国库的权力。1914年4月。以大总统名义颁布的《交通银行则例》，使交通银行成为北京政府控制下的又一家中央银行。袁世凯死后，该行为北洋军阀交通系控制。这些银行大多由财政、实业、农林、工商各部发起呈准开设，但资金大部靠发行股票，实收数不足，具有官商合营性质。而商股中之资金又大部分来自军阀或官僚，实权均操在他们手中。
在北京政府组建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同时，各省先后将清政府设立的官银号改组成省级地方银行。私营银行这期间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全国有10家私营银行。1912年~1927年间，全国新增私营银行186家，其中135家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或被兼并，但仍有51家站稳脚跟并获发展。其中较大的银行如1915年~1921年在北京、天津等地成立的盐业、大陆、金城和中南银行，被称为“北四行”，并成立了联合组织“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所”，在全国各地主要城市均设有分支机构，成为国内最大的私营银行集团。而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1912年成立的浙江实业银行，加上中国最早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被称为“南四行”，在南方各省设有分支机构，是仅次于“北四行”的另一银行资本集团。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国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投资者渐多，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应运而生。1918年，北京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1920年7月，由华商组织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此后，又成立了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杂粮油饼交易所等，到1921年仅上海一地就有140家之多。同时期，信托公司率先出现于上海，1921年出现12家信托公司。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出现，为社会游资和商品销售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
民国初期产生了许多商埠，原有的城市市场进一步扩大，并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商业经济区域。这些商业经济区域，各以一个大城市为中心，环绕其周围分布着若干中小商业城市。如南方的闽广经济区域，以广州为中心城市，东有汕头、厦门，西有佛山、肇庆、梧州等城市，闽广的特产经西江、东江和海上到广州集中，而广州进口的商品百货，通过上述城市扩散到农村。华中经济区域以汉口为中心城市，南有长沙，东有南昌、九江，北有郑州、开封，西有宜昌等中等城市。至于长江中下游的上海，更是一个特大中心城市，南有杭州、宁波，西有苏州、无锡、南京，北有南通、徐州等城市，通过长江、铁路、海运，联结各地，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华北经济区域则以天津为中心，西有北京、太原、保定、石家庄，南有济南、青岛，北有唐山、秦皇岛，使华北商业形成一个基本网络。相比较而言，西南、西北、东北由于交通落后，经济欠发达，尚未形成统一的商业经济区域。
辛亥革命以后，一些重要沿海城市或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新式商业。如当时的广州、上海、天津、武汉、青岛等地出现了一批新式的百货商店，其经营范围已不是传统的商品，而主要是来自国内各地以至国外生产的工业产品。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新式商店一条街的新闹市，如上海的棋盘街形成了小百货市场；南京路和浙江路口形成了几家大百货商店集中之地；广州的西堤、天津的滨江道等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影响所及江苏的无锡、南京，浙江的杭州，广东的佛山等地，都出现了一批新式商业。
在民国初期新式商业兴起的同时，出现了一批大型商业资本集团。1911年，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在广州兴建五层大楼，开设先施公司分公司（总部在香港），1917年，又在上海开设先施分公司，经营环球百货和娱乐场所，资本30万元。1918年，澳大利亚郭氏兄弟在上海设立永安分公司（总部于1907年创设于香港），资本40万元。随后又有人在上海开设了新新百货公司、丽华百货公司和专营国产工业品的中国国货公司等商业资本集团。在天津则出现了如劝业场、中原公司等商业资本集团。在棉布行业中比较著名的有“八大祥”，其中以1911年在上海开业的协大祥绸布店为最大，其余如宝大祥、信太样，这三家棉布资本集团垄断了上海的大部分棉布市场。在北方创办于清末的山东孟家瑞蚨祥绸布店进入民国以后业务发达，在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均设有商号，兼营批零，并与一批外国洋行建立了直接进出口关系。这些新式商业资本集团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商业的近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国内投资环境得到空前改善，市场有了进一步扩大，近代银行金融业的兴起与发展，这就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1912年~1927年期间，中国的工矿交通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按其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12年~1920年，为稳步发展阶段。这期间，新登记的工厂数为418家，新增资本额为15858万元，平均每年增加26家，增加资本991万元。工厂数和投资额增加较多的部门有纺织、面粉、采矿、卷烟等行业。1921年~1927年，为缓慢发展阶段。这期间，工厂数虽有增加，但资本总额增加不多，许多工厂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倒闭。
北洋军阀兼有地主和军阀的双重身份，他们不仅占有土地，进行地租、高利贷剥削，更重要的是直接掌握政权。田赋是军阀榨取农业剩余劳动的主要形式。辛亥革命后，中国在北京政府的统治下，农村的经济状况更为恶化了，不但原有的地主封建势力未被触动，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军阀、官僚地主。这种军阀利用政治特权大量掠夺土地的状况，就构成了“五四”前夕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组成部分。地的占有，内战的扩大，赋税、公债的增加，都给人民以沉重的负担。封建军阀掠夺和占有大量土地，更加重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剥削。
北洋政府时期，地权进一步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造成大量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破产以至无立锥之地。虽然北京政府统治以来，某些地区的近代工业有所发展，但仍然容纳不了这个日益庞大的劳动后备军。这在客观上为地主阶级加重剥削提供了极好的机会，除了高额田租以外，地主还有多种额外剥削，出租耕牛以牟取暴利，也是北洋时期的新现象。地主、商人、高利贷主三位一体，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也是普遍现象。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洋货倾销进一步冲击了家庭手工业，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许多地区从城市到农村，逐渐形成了服务于帝国主义的买办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各地军阀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造成了农村经济的凋敝与农村市场的萎缩。据统计，1914~1918年，耕地减少2.6387亿余亩，荒地则大量增加。
三、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
自民国成立以来，各种政治团体不断建立。据统计，大小政团共有三百多个。同盟会、立宪派、旧官僚等各派政治力量，在新形势下围绕权力分配问题，纷纷开展组党活动，政党、政团多时竟达三百余个。1912年1月，章大炎与张謇、程德全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孙武、刘成禹等与湖北籍的立宪派和旧官僚，组成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4月，章太炎与张謇、汤寿潜等组织统一党。5月，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民社等联合织成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是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人物袁世凯的御用党，实以拥袁为己任，它的成员包括立宪党人、旧官僚军阀以及同盟会中的变节分子。8月，汤化龙、林长民联合共和促进会等组成民主党，梁启超回国后被拥为民主党领袖。与此同时，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它是民国初年政党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大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为理事，宋教仁实际上代理孙中山主持党务。国民党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力行种族同等，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为政纲，比之同盟会的纲领有所倒退。这些政党团体，为争夺临时参议院的席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到1913年3月，在袁世凯的策动下，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在国会中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同国民党对抗。袁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解散了国民党，波及到进步党及其他小党派，进步党及其他小党派实际等于解散。
民国时期家庭、婚姻状况发生变迁。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婚姻，纯粹是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因此，婚姻带有宗族主义色彩，自然要由家长包办，青年男女根本没有自己的婚姻决定权，这是一种牺牲个人服从家庭和家族的婚姻制度，它和传统封建家庭制度共同维护着宗法一体化的封建统治。
中国传统家庭与社会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共同体，封闭的农业社会和传统家庭共处于超稳定状态，因此，这种维系家族而存在的婚姻制度能够绵延长存。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继续，使人们活动的社会空间不断拓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化更加明显，这就为传统婚姻制度的变动提供了社会环境，尤其是城市工业化冲击着传统家庭制度，工业化带来了社会分工的多元化，青年纷纷走上社会谋生，经济独立性增强，对家庭依赖性日益减少，家长难以对青年进行强制控制，一些青年要求婚姻自主，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制度开始面临挑战，就使其婚姻制度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婚姻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对旧家庭制度批判的深入，人们对传统婚姻制度也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批判，不少人指责妻妾制度是变形的一夫多妻制，致使男女不平等，演绎出妇女节烈等腐朽观念，呼吁人们起来革除这吃人的畸形道德，争取婚姻自由。随着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开化，在追求个人幸福为目的的自由婚姻逐渐取代父权家长制下的包办婚姻的同时，人们更注重婚姻本身的内容，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其形式，婚礼习俗也随之变化，反对具有迷信色彩、繁文缛节的婚俗，追求西方式的“文明结婚”，同时也提倡晚婚。
随着婚姻自主权的扩大，家庭的成立不再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同时也是为了维系爱情，因此婚姻关系日趋平等，传统婚姻中夫为妻纲的观念已在淡化，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正常的夫妻爱情生活，夫妻感情日臻浓厚。
民国婚姻制度的变迁，从一个角度折射出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在深隐层面发生的变异，展示了人们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变化，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推动了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第六讲）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辛亥革命时期，民主思想曾经广为传播，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凯为其反动统治和复辟帝制做准备，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又沉渣泛起，这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容忍的。一些先进分子迎着这股逆流前进，发动了一场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青年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时，改名《新青年》，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全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相继问世。《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和核心。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宣传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青年杂志》在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当时所宣传的民主，就是倡导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以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科学是提倡学习近代自然科学，反对落后的鬼神迷信，宣传无神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识到要使整个国民从封建意识中觉醒，必须首先唤醒青年。他们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未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今》等文章，号召青年以天下为己任，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
批判封建的儒家思想和旧道德，是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儒家思想及封建旧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斗争锋芒直指孔孟之道，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李大钊指出，孔子是“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是“专制政治之灵魂”。吴虞深刻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家族制度和孔子学说，指出儒家学说用孝悌把封建专制主义与家长制结合起来，造成专制主义在中国长期存在的现象。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小说，以文学的形式揭露了封建礼教和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