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各省协饷都汇到上海，供两江总督衙门所用。这些钱都先汇到上海道衙门，再由上海衙门交给两江总督衙门。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则代理总督衙门公库。所以邵小椿应该将各省协饷，汇入阜康。邵小椿却刻意扣下应该解交阜康的协饷。阜康钱庄的大伙宓本常也搞鬼，挪用钱庄资金另作生意，结果发生亏空（无法归垫。
阜康钱庄上海分号里外被坑，外面资金该进未进，里面资金不应出而出。两头掏空，库存空虚，北洋派此时在外面放风声说，阜康资金不足，阜康钱庄信用大受打击，惨遭挤兑，只好停止营业。仟庄到了停止营业的地步，信用就整个破产。上海阜康被挤兑关门的消息，马上传遍各地，各地阜康钱庄都遭到挤兑。
影响所及，胡雪岩名下其他事业也都到周转问题，资金全面吃紧。局面走到这一步，只有政府能救他。可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出于众，人必非之”，胡雪岩树大招风，一则早遭人忌；二则朝廷中李鸿章等北洋系大员又倾力推波助澜，说胡雪岩涉嫌欺诈，三则各地主顾纷纷上书，状告胡雪岩；四则左宗棠虽极力保胡雪岩，然而左宗棠平时目空一切，得罪的人太多，朝中大臣不买他的帐。于是，朝廷下旨查封胡雪岩家产，并除去胡雪岩的二品官衔及顶戴。不可一世的胡氏王朝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事后看来，如果左宗棠与李鸿章和平共处，或者左宗棠压倒李鸿章，不论是战是和，总之不被李鸿章压倒，胡雪岩就不会垮台。
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商业不得不依赖于政治。政治上的斗争往往使得商业发展历经波折，如果不依靠官场，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而靠得太近，却又成为官场斗争中的牺牲品。
成功语录：
多事这秋，冒险待强
做生意自然要冒风险。因为做生意要寻找商机，然而机遇与风险是相伴而行的，无论什么生意都带有几分风险。经商要树立风险意识，这是由商业京营的本质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做生意就是一种用钱去赚钱的生意。而事实上，一笔投资下去是不是能真正赚到钱，要受经济形势，市场状况乃至政治形势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因而并不是预先就呢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往往必须到最后才能见分晓。从这里看，做生意类似炒股。升值越高的股可能跌得越厉害。利润越大，风险越高，因此，有人把投资当作赌场上的下注，称为“押一宝”，就是此理。
不过，这里也确实存在该不该去“押一宝”的正确判断的问题。敢于承担风险决不是不计后果，也决不是明知死路仍然要“一条道走到黑”的胡拼乱撞。
首先，这里有一个值不值得冒险的问题。这个好判断，用胡雪岩的话说就是：“人生在世。不为利，就为名。做生意也是一样，冒险值不值得，就看你两样当中能不能占一样。”也就是要么有利可图，比如胡雪岩从太平军逃亡兵将那里融资的举措；要么是有名可得，比如为左宗棠筹粮、筹饷，支持左宗棠平西北之乱，这自然含有冒险过后名利双收的意思。但是，从具体行事看，常常确实难以名利双收，两全其美的事太少，所以，或名或利，也常常要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和正确的选择，起码不做一险冒过，名利皆失的事。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商业运作中的冒险一定要明白可不可以冒险，决不是毫无保证的铤而走险，所谓刀头上舔血，应该是最终能舔到血而不伤自己的舌头，假若舔血之时割破舌头让自己也出了血，甚至割掉了舌头，这种血，无论他有多大的诱惑力，也不能舔。一个生意人，在决定承担风险前，应当考虑那些经过周密策划安排之后以免可能出现的人力无法左右，同时也可能使计划受阻乃至前功尽弃的环节。因此，尽人事，而听天命，把所要承担的风险尽可能降低是科学可行的。
关于具体的风险“担保”，自然是因事、因时、因势而定，但总的说来，风险承担者在考虑寻求“担保”时，有两大原则是可注意的。
其一，所冒的风险必须是那种即使失败也不会伤及根本如生命、信用、信誉等的风险。不伤及根本，虽败不倒，还有东山再起的资本，否则，必将一败涂地，永无翻盘的希望。
其二，要预先谋划好一旦事败后的退路，凡事都要留有退路。退路谋划好了，一是可以壮胆，不会在风险面前畏尾；二是一旦计划受阻或败局已定时，不至于惊慌失措而导致处置失当，把事情越搞越糟。而且还可以退为进，进行迂回包抄，或金蝉脱壳，获得喘息之机。
胡雪岩在事业发展之初也冒风险，开钱庄本就是个风险极大的的行业。但胡雪岩极谨慎，而且有王有龄作靠山；在接受太平天国的逃亡兵将的匿产存款时，也早想好了退路，用“人家来存款的时候，哪个晓得他的身份？他额头上并没有写着字：我是长毛。”这确实不失一个一旦事败之后开脱自己的理由。
胡雪岩为了控制生丝市场，大量囤积生丝、蚕茧。到他破产前一年，为囤积丝、茧投入的资金已达两千万，而且继续投入资金增加丝、茧积量。胡雪岩认为洋商之所以压价，一是因为洋商以为他胡雪岩在现有情况下一定会急于脱货兑现，无论价格多低，他都会接受。二是现在市场上还有货，可以不急于买他胡雪岩的货。正是这样一种估计，促使胡雪岩不仅不降价，还有投入资金加大囤积。他这样做，一是要做出一种姿态告诉洋人——我胡雪岩并不急于脱货求现，二是要将上海市场上的生丝市场垄断，打消洋人从别的渠道购得生丝的念头。洋人买不到丝，自然要来找我，这样就更奇货可居了。
除此以外，胡雪岩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朝廷争口气。在胡雪岩看来，中国的官府和外国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国官不恤商而外国政府却尽力帮助本国商人做生意。比如洋人到中国买丝，本来盈亏釉负，与政府毫不相干。但他们的政府却帮他们说话，要求中国降低捐税，以减少他们的成本。他如今做生丝生意销洋庄，和外国人一较高低，为民族争利益，但朝廷不仅只是那里看热闹，甚至还说冷话，扯后腿。为了争口气给朝廷看，他还是得挺住。
一个自诩只知道“钱眼里翻翻跟头”的商人能有这样一番壮志情怀，的确让感佩。但<孙子兵法>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之所以不能以愠怒兴兵，是因为兴于愠怒必蔽于意气，蔽于意气则必然惑而不明，正常情况下一定给予高度注意而决不致于忽略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弃之不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败局在没有正式交战之前其实就几乎定下来了。所以<孙子兵法>特别告诫，兴兵之道在于“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且须“明主谨之，良将谨之”。
胡雪岩却犯商家大忌，不顾客观形势，徒乱冒险。表一面上看来他是针对市场情况作出的生丝决不降价脱手，实际上这一年，洋庄极不景气，整个国际生丝市场的价格都趋于疲软，上海一级生丝价格是每两17先令4便士，而伦敦生丝市场公为16先令个便士。洋商自然不会在上海高价买进而在伦敦低价售出；进一步投入资金更是不智，生丝不适合存放时间长，而且他已经被丝茧压进大笔资金而导致资金周转不灵。而洋人实力雄厚，万一洋人联合起来对付他，双方形成僵局，吃亏的一定是胡雪岩自己。胡雪岩虽然也想好了对付洋人联合的办法，即自己收购倒闭的机器缫丝厂，也从事机器缫丝，以增强与洋商对抗的实力。但由于胡雪岩一直反对机器缫丝，再加上宓本常为掩盖自己挪用公款的罪恶行径而加之阻挠，这一招也没起到作用。到这一年底，挤兑风潮起，他也就彻底崩溃了。
其实，胡雪岩不该冒这个险，一是这个险不值得冒，朝廷不管你是生是死，也就捞不到什么名；本来国际生丝市场就趋于疲软，而且生丝不能存放太长时间，也就不能获利，名和利都不能获得，冒这风险显然不值；其次，一旦失败，自己的全部资金都要赔光，将一败涂地，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且自己的资金有限，钱庄和典当支撑不起这么大的资金需求。假若胡雪岩能审时度势，在开始积压时，就降价卖出大量生丝，那么钱庄被挤兑时，也就有强大的的资金渡过难关了。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假设，胡雪岩历史性地失败了，历史改变不了这一切。
经商之道与战事之道是相通，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误把赌气当争气，铤而走险，往往是“搬走石头砸自己的脚”。敢于冒险，懂得如何去冒险，个中玄机，实在高深精奥，行于商道者，不可不察。
更仆难数回天乏力
胡雪岩眼界颇高，自信心极强，凭旺盛的精力和强烈的扩张热情拓展事业领域。但经常远离在商言商的范畴，在经商过程中凭一人之力挑千肩重担，动辄加诸社会使命，在事业的鼎盛时期，胡雪岩凭自己强大的实力还能独自支撑，但这些社会使命使胡雪岩犹如重负压骆驼，一斤一斤往上压，起先骆驼不在乎，后来则挣扎硬挺。到了最后，总有一根稻草发生质变效果，以轻如鸿毛的附加重量，压垮了骆驼。
按一般常识，商人在商，对商场外的事少管为妙。然而，胡雪岩却经商离开商业范畴，做自己不该做的事，大包大揽，负荷太重。
胡雪岩为左宗棠筹饷而向洋行借款，在商业角度看是很不划算的事。这是因为，一方面洋人课以重利，这笔借款本来就利息太重；另一方面，用于军饷、军款的借款又不是商款，不能楚弓楚得，牟利补偿。但胡雪岩为报左宗棠的知遇之恩，不顾商业实利，替左宗棠筹集商股，同时向英国汇本银行借款，华、洋两面共借得五百五十万两用于西征粮饷。照左宗棠计算，七年之中，陕西和甘肃两省可筹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两以上，以这笔饷款清偿“洋债”足够了。但是，协饷解到的时间不一，而洋行则不可能不议定还款期次就放款。胡雪岩代左宗棠借的洋债就实际定半年一个还款期次，六年还清，协饷不到，则由胡雪岩垫付。这一笔贷款业务，实际上成了胡雪岩的一个较大的负担。更为甚者，左宗棠奉调入京之前，为了替后任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又敦促胡雪岩向汇丰银行借招股贷款四百万两。
借洋债用于军需粮饷，本来就是国家的责任，但这两笔计二千多万两的债务风险，却落中了胡雪岩一个人身上。光绪四年，左宗棠为借洋款上奏朝廷，一个月后接到朝廷批复：“借用商款，息银既重，各省海关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顾念左宗棠筹办军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至贻后累。”此批复中说的“京协各饷”即“京饷”，指朝廷在京内的各项开支：朝廷批复的意思其实非常清楚，那就是，因你们重息借商款，以至京内各项开支都无处筹措，然还款也就不能帮你们了。朝廷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对这笔借款采取了逃避责任的态度。这样，借款的风险无形之中都加到了出面筹借的胡雪岩一个身上。因为虽然这两笔借款都由各省解陕西、甘肃两省的协饷还，但协饷解到时间不定，而且当时各省协饷并不能全额保证，甚至原议解汇的协饷还有可能取消。洋债是由胡雪岩出面借的。如果协饷不到，无法还款，洋行自然找胡雪岩。
以胡雪岩的财力来说，正常情况下做临时垫付当然问题不大，但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上海市面极为萧条，市面存银仅百万两。而且胡雪岩因与洋人打丝战，囤积生丝，积压资金二千多万两。屋漏偏逢连夜雨，因越南主权之争。中法战争一触即发，胡雪岩又为左宗棠筹集粮饷五十万，而且李鸿章已经下决心要整垮胡雪岩。各省协饷都被邵小椿扣留，不解交阜康钱庄。而胡雪岩为保住自己在左宗棠面前的面子，竟然不听古应春的劝告，不发电给左宗棠要求邵小椿发放各省解至上海的协饷。
风波突起时，连得力的补救措施也没有，眼睁睁看着阜康钱庄被挤兑，阜康一垮，多米诺骨牌效应旋风而至，胡雪岩其他事业也就一轰而塌。
正当胡雪岩尽力支撑残局时，要保住阜康的信誉，以图再战的时候，传来宁波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同时倒闭的消息。通裕、通泉两家钱庄是阜康联号，胡雪岩自然也是东主之一。浙江藩台德馨接到电报，以他和胡雪岩的关系，他不愿就此撒手不管，便向胡雪岩许以如果这两家钱庄有二十万可以维持的话，他可以出面请宁波海关代垫，由浙江藩库归还。遗憾的是，胡雪岩拒绝了德馨的好意，企图凭个人的力量，维持通裕、通泉这两家钱庄，却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胡雪岩大包大揽，在乱世之中以一人之力而承担国家的债务，是不符合在商言商的道理的；在事业已出现危机征兆的时候，为了面子，而不求左宗棠帮忙，更是不智；在阜康被挤兑，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倒闭之时，拒绝德馨的好意，则是近乎自杀。商场上，既讲究利益均沾，也讲究风险共当，胡雪岩却为讲义气，利益是与合作伙伴均沾了，风险却独自承担，对一切后果都大包大揽，终于酿成失败的苦果。个人的力量是有限度的，胡雪岩却依仗自己雄厚的实力，对一切事情都大包大揽而致失败，是值得今人警觉的。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是自己能做的事就应该勇敢地放弃，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或寻找合作伙伴共担风险，共享利益，方是上策。一味死撑，大包大揽，到头来，血本无归，丧失东山再起的机会，不是智者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