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查走访，张卫民对高岭村的情况有了一个轮廓性的了解。高岭村是高山乡最西面的一个村，距离乡政府二十五公里。全村分十四个村民组，三百八十余户，共有人口一千八百二十人，共有水田六百亩，山场二万八千亩，茶园六百亩，干茶产量占到全乡的三分之一强。全村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茶叶。村集体年收入一万二千元，目前已负债五万余元。
高岭是两个村刚合并不久组成的新村，村民们对此还不适应，再说，原来两个小村之间不通公路，来往抄近路要翻过一座山，如坐车则要绕弯经过邻村。群众笑称“村连路不连”，自然人心也难相连起来，据说刚并村时两个村的干部为谁当书记争得厉害，两边互不相让，最后党委出面才摆平了，首先选出支部，然后做支部各个委员的工作，最后高德标才如愿当选了。
两个小村中间隔着一断山梁，远远看去高岭村就像一本斜放着的大书，底部一小块残缺的地方属邻村。张卫民暗暗发誓，今天他翻开了这片书页，明天他一定会将它完美地合上。
高山乡茶很出名，最正宗最好的产在高岭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茶叶，可产量很低、加工粗糙，许多人被迫出外谋生。一次清收农业税时，一位老农拉着张卫民的手，说家里实在没钱，只有一些过了季节难以卖出的茶叶，提出要用茶叶抵税，张卫民买了他的茶叶，替他交了税，后来发现这样的农户很多，他实在很尴尬。
生在聚宝盆里没饭吃。许多农户挖了茶树改种苞米，张卫民分析了原因：虽与一些小贩见利忘义，私下贩运外地茶叶冒充高岭茶有关，但主要的是宣传、管理不到位，另外与干部的以权谋私也有关。来了没几天，私下有群众向张卫民透露：高书记与其侄子高强合办的茶厂就搞假，晚上找人出去，在外面拉一些茶草，趁着夜幕回来，晚上加工后，与高岭茶掺合在一起，充高岭茶卖高价。群众的茶草卖不出去，或是被他压价低收，但这种事由高强出面，高德标在幕后操纵，大家是敢怒不敢言。
到村这几天，张卫民都住在文书唐松家里，他几次催高德标安排购买床铺及办公用品，好专心工作。但高德标不是推说工作忙就是称村集体没钱，正当张卫民准备自己购置的时候，乡里转发了县委组织部的通知，要求各受派村尽快安排好下派干部的生活，保证下派干部开展工作。乡里向各村支部书记传达了文件，高德标才通知唐松一起上街买了一张行军床和一个小办公桌。
张卫民将村部收拾了一下，布置好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卧室兼作办公室，虽然不大，但足够了。
可是每次上班的时候，高德标叫唐松来通知张卫民到他家去开会，在他家里，村两委围着桌子议事，不时有群众来买东西，高德标的老婆忙不过来，高德标就去帮忙，搞得大家都在等他。对此，张卫民十分反感。
更让张卫民反感的是，高德标一边叫穷，一边搞大吃大喝。每天他家里都开上一大桌，朱宏宝也是隔一两天来一次，差不多就像在村里上班一样，不过，他到村里来不干事，布置一下工作，就跟高德标和几个村民在一起赌博。
一天，朱宏宝又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年轻人，是乡党政办的，名叫马批评，是个“牌精”，那天高德标输了几百块钱，中午拼命喝酒，平时不大喝酒的他那天居然喝了五瓶啤酒。马批评在党政办干的就是接待的差事，酒量已经不小了，也喝得晕头转向，回乡的路上连人带车从村口的桥上掉到河里。
张卫民听说暗自高兴：村里的酒不是好喝的，你马批评肯定不是什么好鸟，让你吃点苦头才好了。想是这样想，但救人要紧，他赶到桥边的时候，马批评从河里爬了上来，没有受伤。几个村民将他的摩托车从河里抬了上来，车子摔坏了，恐怕要花上几百元修理了。
张卫民处理好一切，回到村部的时候，唐松对他说：“高德标站在村口骂，老子的钱不是好赢的，赢了还得吐出来。”
张卫民笑了笑，看来马批评今天是白赢了。
晚上，张卫民正准备在村部泡方便面吃，唐松过来喊他吃饭。
张卫民说：“我吃这个行，你家条件不好，我不能让你破费。”
唐松说：“方便面不营养，你不能老是吃这个。听说你喜欢吃稀饭，我让你嫂子破例熬了一锅。”
张卫民知道山里人一般不吃稀饭的，他们出的是力气活，吃稀饭不饱肚子。他说：“如果吃稀饭就行，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唐松给他端上熬得粘糊糊的稀饭，是用柴火熬制的，特别地香，张卫民一口气吃上两大碗，那一次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唐松告诉他，今天中午的一桌饭花了五百多元。张卫民吃惊地问怎么花了许多？他说白酒加啤酒二百多元，菜二百多元。
张卫民问道：“村里吃喝的钱是怎么支付的？”
唐松说：“都是高书记垫的。在他家吃饭，哪天来什么人，拿了几包烟，喝了几瓶酒，菜金是多少，他都记在台历上。他家开着杂货店，别看门脸小，从日常生活用品到菜摊一应俱全，来人吃饭很方便。高山乡虽然人口不多，但乡政府里有六十多号人，这些人在乡政府吃饭要钱，不如下村，既安排了工作，又解决了生活。好点酒的还可以解点馋，加上我们这高书记家就在村部边，人又好客，一来就管饭。招待费一年都在两万左右。”
张卫民吃了一惊，“这么多呀，你们不能不接待吗？”
“你想想，高书记在外找帮扶单位搞点钱，这点钱得花掉呀，他不往自己家里花，往哪里花呀？他家里开个小店又办了茶厂，开小店好销烟销酒销菜，办茶厂好借村里名义送茶叶给帮扶单位销他自己的茶。”
然而唐松说了这话后又十分后悔：“我跟您说这话，是今天酒喝多的酒话，您别往心里去。”
张卫民知道他有些顾虑：毕竟他对自己不了解，再说他这个下派干部只是暂时的，干满三年还得回去，要是哪天被高书记知道他在背后说坏话，高书记不给他小脚鞋穿？！
张卫民看他不想再说的样子，就告辞说回去休息。
回到村部，张卫民却没有立即睡觉。他仔细梳理这几天来的情况，想从中发现点什么。许多事情显得不正常，一是会多，其实也没研究什么事，没有会议纪录，只是高德标召集大家来说上几句，几分钟就能解决，其实在电话中也能解决。会后大家天南地北地闲扯，闲扯后就是吃饭，自然是在高德标家吃，他把好酒好菜端上来，大家吵着要烟要酒他总是有求必应，一餐饭下来自然是价格不菲。二是乡里来人多，村干部全部参加陪吃，也没见解决什么事、做了什么工作，吃喝倒成了唯一的工作。村干部中除了他张卫民、高德标、李月英外，其余都是大烟鬼，你递给我抽，我递给你抽，聚在一起弄得屋里子烟雾缭绕，呛得人睁不开眼睛。抽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因为抽集体的烟不花自己的钱，一个个都成了烟鬼。今天高德标这么拼命喝酒是为什么呢？可能是打牌输了钱他总得在酒菜上捞点回来，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看来唐松是个老实人，显然也看不惯，“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他在被高德标压制惯了，他今天能说出来说明他还是有良知的。
张卫民彻夜未眠，越想越忧心忡忡。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怪不得高德标不愿意到村部办公呢，原来他是在赚伙食费和烟酒钱。他有事没事把大家通知来，是在捞集体的外快。俗语说得好：“喉咙深似海”，如果不控制招待费，拿什么钱去发展集体经济，拿什么钱去做公益事业，又怎么能取得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
看来村里情况很复杂，但这一切必须要尽快加以改变，张卫民感觉一股空前的压力向自己袭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 张卫民心想这第一把火该怎么烧起来？他决心从改革会议制度开始。
为了解决办公条件的掣肘，张卫民找本单位领导支持了一些办公桌椅，给每个干部都安排了办公桌椅，要求他们在村部上班。
其他同志都能做到按时到村部上班，只有老书记在家忙活。张卫民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开会的时候张卫民让人三番五次的去喊，高德标才来，张卫民知道他心里有意见，但只要他来，也就不再说什么，有些事情总是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太冒进往往引起激烈反对，影响团结。要用制度的框架来一步一步框死他，既冠冕堂皇，又无懈可击。
接下来就是要改变会议形式，以往都是高德标唱独角戏，张卫民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现在是他来挂帅，这也是人们常说的“一个将军一个令”，好听一点的说法是：新的领导上任以后，“战略重点必然转移”。就好比高明的厨师是不会重复先前的菜式一样，“杀猪杀前脥，各有各杀法”。
张卫民记得一个当部门领导的同学曾经对他说过：“当一把手的，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抓两头带中间。就拿开会来说，要么先发言，给人下套子，下命令，或者给会议定调子；要么就最后总结，你举板，我来拍。做决策时让下属感到出其不意，说出去的话才力重千钧，头头是道，无懈可击，既有奇思妙想又易于操作；既体现民主，又体现集中；既符合民意，又统揽全局；既见微知著，又高屋建瓴；既虚怀若谷，又高人一筹，这就是领导者的本领。否则，没有人能够信服你，又怎么能够死心塌地跟着你干？”
张卫民渐渐将会议的主持权转移到自己手中，每次开会他提出议题，让其他同志发言，自己最后作总结，而且有意识地提出一些与高德标不一致的观点，当然要以自己的意见落实。因为他是一把手，不是傀儡，也不愿做傀儡。
张卫民烧的第二把火就是向吃喝风开刀。在实施这件事之前，他也顾虑重重。严格控制吃喝，那不是一开始就与老书记唱了对台戏，其他的同志会不会支持？
张卫民决定了解一下班子成员对此事的态度。他私下一个一个地听取意见，雷鸣和唐松都表示支持，但他们看他的眼神很复杂，既充满期待，同时又搀杂着某种担忧。钱有财则表示现在搞合适不合适？是不是等一等？李月英则不表态。最后一个谈的是高德标，张卫民本想不跟他谈这事，后来又改变了想法，觉得非谈不可，一来这是班子成员交心，跟其他同志都谈了，撇开老书记不谈除非是防着他，他会说：“你别把人看扁了，我的觉悟就那么低？”那样张卫民只会更被动；二是可以投石问路，了解下高德标的真实想法。谈的时候，高德标面无表情，只是说控制吃喝是好事，你张书记作主，然后称家里有事就走了。
在分别谈心后，张卫民想，必须旗帜鲜明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怕得罪人，霸权主义者就得用反霸权主义的方法，必须得联合大家来支持自己。如果不及时纠正，维持现状，听之任之，那么今后三年的工作怎么做？现在雷鸣和唐松是支持自己的，钱有财处于中立派，李月英也不敢公开支持高德标。
张卫民是个刚直的人，一旦决定的事就立即实施，决不拖泥带水。他在村两委会上提出了控制招待费的几点意见和要求，实行分级招待，对县局领导及书记乡长，控制在二百元一次，不超过三百元；对普通工作人员来村办事，按人均十元标准招待；村集体应当马上搞村部食堂，来人时请人帮助做饭，给一定的劳务报酬。
当他公布这些内容时，高德标坐不住了，带头说：“张书记，这样不好吧，请个炊事员开支可不小呀，再说上面来人了，你怎么控制呀？如果得罪了上面，就有可能把工作搞砸，这只是我的一点意见，请三思呀。”
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发言。这时雷鸣给张卫民声援了，他说：“村部食堂要搞，张书记从城里来，可以带一点菜来；平时，我们就近在高书记家买点小菜和肉就可以打发，如果上面来人，可以派人出去采买，这样可以节约不少。”
雷鸣说这话时，高书记脸上阴云密布，张卫民见状马上打了圆场：“今天只是讨论这个问题，这只是我的初步意见，欢迎大家事后把想法告诉我，下一次开会再作决定。”
说归说，做归做。张卫民用上级拨给他的办公经费置办了厨房用具，迅速把村食堂办起来了。
第一次开伙，张卫民亲自下厨，给大家下了一锅面，因为是第一次下厨，盐量掌握不好，放多了一些，面条有些咸，大伙兑着开水吃了一些，高德标当然不吃的，他家就在附近，他看张卫民在厨房忙活的时候，带着一丝轻蔑的笑，回家吃去了。这么简单的一顿饭，也填饱了肚子，算是打发吧，张卫民也没听到大家有什么怨言。
这两把火算是烧着了，张卫民在与高德标的较量上初步占了上风。
一天上午，张卫民到乡政府办事，感觉乡里干部看他的眼神有些异样，他感到很奇怪。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一起下派的陈昊书记偷偷对他说：“你这家伙，干劲可真大呀，你把老书记得罪了，他在乡领导面前告你一状了，说你不尊重村里干部，不注意搞好团结。乡里干部都知道这事了，你初来乍到，可要悠着点。”
张卫民说：“你怎么知道的？怎么不早告诉我？”
陈昊说：“前几天，朱乡长向陈书记汇报你的情况，说你是愣头青，不尊重地方干部，要翻天的，叫陈书记管管你，否则会出事的。”他还说：“我是替你打抱不平了，我说张书记虽然年轻点，热情高涨些，可他的出发点是不坏的，他是想为村里做点事呀，这样陈书记也就没说什么了。”
最后陈昊还补充说这样也是为他自己，大家都是下派干部，要互相声援呀。现在他那个村的书记把他当下属，他也早有意见了。既然上面要求下派干部来主持工作，就应该抓全盘，如果还是听从村里书记领导，那要下派干部来有何用？这个意见他也转告陈书记了，陈书记曾经是他姐夫的下属，说要考虑这个事。
张卫民向他表示感谢。
当天下午，高玉虎乡长打电话给张卫民，说要跟他谈谈心。
张卫民急忙赶过去，在高玉虎那宽大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个让全乡人敬畏的乡长。高玉虎招呼他坐，先问了些他近期的工作情况，然后就跟他拉起家常，说他自己是如何下派、如何干工作、做出了哪些成绩？言语中不乏炫耀的成份。
接着他渐渐切入正题，告诫张卫民：“我下派的时候也像你这么大年纪，年轻固然好，但干工作不光是靠热情，更要动脑筋。我说了这么多，是陈书记叫我以自己的经历引导你，希望你能够从中领会，更好地开展工作。”
对于高玉虎，张卫民是佩服地，从他办事的风格来看，很是干净利落且有力度。因为有了这些的认识和印象，张卫民对他的教诲十分感激。
张卫民事后回想起这件事来，觉得这不是一种谈心，而是一种变相的告诫，看来老书记的靠山还是很硬的。
各个下派村的情况与高岭村如出一辙。老书记们自然不想放弃手中的权力，认为自己是党员群众选出来的，加上一开始乡政府对下派工作认识上的偏差，认为争取到一个指标就是争取了四万元钱，既然指标定下来了，人来不来没有多大关系，只要钱不落空就行。甚至还认为下派干部就是镀金的，只要为村里争取一些资金，其他的事不要管得太多。一时对下派干部的微言四起。
一些下派干部也到县委组织部反映了这个情况，县委组织部把省委组织部对这次下派工作的要求再次进行了强调，并要求各受派单位认真对待，严格落实。按照省委组织部的要求，没有支部书记的村，下派干部就是村支部书记；如果已经选出了支部书记，下派干部就是第一书记。
高山乡党委政府在下派工作一个月后，召开了一次各村支部书记和第一书记会，高玉虎乡长在会上明确说：“下派干部是第一书记，顾名思义，就是第一把手，要担负全盘的责任。今后乡里布置的工作任务，全部由下派的第一书记负责执行。”
这一次会议，使各村的领导脉络更加清晰了，虽然许多地方的书记很不服气，但也是打碎了牙往肚里吞，有苦说不出，也只好服从组织的安排。
有了那次会议的精神，张卫民更加大胆地放手开展起工作来。
正当张卫民准备烧第三把火时，朱宏宝找到他，说自己主持召开村两委会，并且事先把会议的议题透露给了张卫民，意思是让他当出纳。
张卫民很纳闷：“为什么要我当出纳？村里不是有出纳吗？”
朱乡长开导说：“村里的出纳是高德标，现在村里运转资金全部是他垫付的，张书记你提出要搞食堂，控制招待费，高书记有些想法，他提出不干了，准备把这个出纳移交给你，由你当家。我也很赞成这个意见。钱在你张书记手上，村里怎么开支就心里有数了。”
张卫民一听也蛮有道理，就答应了。
到正式交接的时候张卫民就后悔了。原来他这出纳管的是空头支票，不仅没有一分钱，还欠有五六万的债务。尤其是欠高德标一个人就有近二万元。他拿出那个台历，一页页地读着：三月二十一日，商务局来人，六包玉溪烟，三瓶白酒，菜金一百七十六元；三月二十二日，乡林业检查，八包玉溪烟，六瓶白酒，菜金四百七十元（两桌）…他不停地念着，每念一笔，会计（文书唐松兼任）就记上一笔，钱不断地从高书记的嘴里吐出，这个数字在急剧地膨胀起来。
一丝的凉意从张卫民的脚底直上头脑，虽然是夏天，他的心凉了半截，这么多啊，他差点叫出声来，仅三四个月就吃掉了七八千元，怎么得了？另外，一笔笔大额的欠款更让他心惊肉跳：欠胡成村部工程款一万元；欠高小艺村部铝合金门窗及装潢款九千三百元，欠黄大来水泥砂石及运输款一万一千元，欠龙岩村民组修路工资四千九百元…
张卫民成了最大的“负翁”，他将如何面对？当他接下这个重担时，他看到了高德标和朱宏宝脸上那一瞥难以觉察的微笑，一种嘲讽者的微笑？他说不出，只觉得自己掉入一个巨大的陷阱里，他大声地呼救，可是没有人理他，他们站在上面笑着，笑得面目狰狞。
说一千道一万，一切都是为了钱，没有钱，什么都是扯淡！所以，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当家后，才知道过日子说不得空话，唱不得高调。
山区的夜晚，温度下降得很快。
张卫民披衣轻轻地推开门，慢步走到公路边。
今夜的月光十分皎洁，把清冷的光辉洒向大地。远处的山峦隐隐约约，一缕缕雾像洁白的纱巾缠绕在山峰的脖间。溪水潺潺，在不知疲倦地一路欢歌。
他坐在岸边的石阶上，望着月光映在水面上，像洒满碎银的沙滩。四周一片宁静，这是多么详和多么美妙的山村之夜呀！
然而，此刻他的心却不平静，隐隐感到脚底下的土壤里有岩浆在涌动，火山一旦积聚起力量，便也能顷刻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