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做胃镜回来，张卫民问了他的病情，他说是重度胃溃疡，已做了切片检验，要过两周才能拿得到结果。张卫民叫他今后注意，酒最好戒了。
雷鸣闹胃病很大程度上与喝酒有关，一有村民请他喝酒，他便来者不拒，张卫民对他说：“现在上面一再要求干部要廉洁自律，要拒吃请，村干部也要执行。你就不能像我一样不参加吗？干嘛吃那伤身体的饭？”
雷鸣总是憨憨地说：“张书记，我也不想去，可老百姓一再盛情地请，怎么能不去呢？山里人办一件大事难，如果干部不来那会感觉很没面子的，再说其中有些是我们干部的亲戚朋友，我们送了礼的这酒总该喝吧。去了这家不去那家，今后的工作都难做。我们村干部到哪家吃饭被老百姓视为有面子的事，唉，难做人呀。”
张卫民自己也是出身农村，他们村里的干部也是这样的，他上大学那年请客，村干部三催四请地才来，父亲把他们视为主宾，忙前忙后生怕慢待了，他记得村书记黄三九说：“老张哪，今天李村长不能来了，村里老徐家嫁闺女，我安排他到老徐家去了，我到你家来是看在你家公子的面上，将来有出息了可不能忘了村里，好歹也是村里的秀才呀。”父亲陪着笑，说：“那是，黄书记来是给面子的，咱们村这么大，哪天没有红白喜事？您黄书记还没有饭吃？我家小儿蒙您看得起，今天您一定多喝几盅。”那些村干部推杯换盏，足足喝了两三个小时，一桌上喝掉了六七斤酒，临走黄书记抹抹嘴说：“老张，谢谢了，哪天你家小公子考取了，这酒还得要喝，你不请我们自己来。”张卫民看见母亲一边捡起一堆空酒瓶，一边埋怨父亲：“都是你要请这么些人，他们给咱家帮什么忙了？！一个个海吃海喝，前年做房子时来吃了一顿，现在又好意思来，找他们修大屋前的机耕路，一个个都推得远远的，现在可好白吃白喝倒来了。”父亲觉得理亏，只好喃喃地说：“人活着不就讲个面子吗？”母亲越说越来气：“面子，你就知道要面子，孩子的学费都还没着落，他们这一顿管咱家孩子两三个月的生活费了。张伢子，你以后当了干部，可不许像他们这样吃喝，老百姓从泥土里抠出几个钱，不容易呀。”
母亲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张卫民的脑海里，每逢有吃喝的场子，他都借故推脱，因为母亲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他想：“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对不起老百姓就是对不起母亲，母亲虽然不识字，但道理却懂，我这个文化人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怎么有颜见我那朴实厚道的母亲。”其实他知道父亲内心也是很矛盾的，他也不想请干部吃饭，他就怕被人议论。有的会说：“老张家办大事，干部都不伸头，别是把干部得罪了？”“老张家儿子考取了大学，将来一定有出息，门槛高了，哪还把村干部放在眼里。”有的人还会说：“老张抠门，儿子考取大学这么大的喜事，连干部都不请，要是我家娃考取了，我把全村的人都请了，还放场电影给大伙看看。”
“舌头根子下面压死人”，父亲的谨慎是正常的。隔壁徐成华家儿子前年结婚，没有请干部们来，后来他家到村里办事情不顺利，小孩子的户口硬是不给上，他家小儿子外出打工时候，村里要出具未婚证明，村里也拖着不办，最后徐成华跟着黄书记屁股后面足足转了十来天，才给开了，村里还收了四十块钱，徐成华说：“这证明村里怎么还收钱？”黄三九没好气地说：“村里的公章那也是印呀，盖个大印都要收手续费的，我们村里的标准算低的，每次才四十元，乡里其他村有的收五十，有的收八十，你家小子在外打工一年能赚个万把，还在乎这几十块钱？”徐成华知道村里不少人家的孩子开证明都没交钱，但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只好认命了。后来他家小儿子结婚，早早地请了，黄书记起初不情愿来，后来徐成华三请四接，黄书记才带着一班干部才给了个“面子”。
黄书记当了二十多年书记，哪种场面没见过，成了“黄油条”。村里有好事者在背后编了个顺口溜：“黄三九，黄三九，一日三餐不离酒；日上三杆才起床，村西喝到村东头；日日酒里做神仙，醉倒邻家大黄狗。”渐渐地大家习以为常了，也知道黄书记不请是不行的，有时不请他自己来。张卫民知道父亲最喜欢听的是人们说：“老张儿子考取了大学，黄书记他们早早就去了，人家娃儿有出息，黄书记不敢得罪呀。”也希望村干部们说：“今天高兴，在老张家喝喜酒来，他儿子考取了大学，这酒不喝多不行呀。”
高岭村合村后，有近两千来人口，在山区也算个大村，各种红白喜事也不少。许多村民到村里找张卫民，请他去喝酒。张卫民推说家里有事，还要赶回城去，并表示谦意，让他们觉得他是真的有事不能参加。
雷鸣也劝张卫民参加，并说这样与群众打成一片，能够融洽干群关系，增进群众对他的感情。张卫民说：“增进群众与干部的感情并不在吃喝上，只要我真心倾听他们的心声，多和他们交心，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我想群众会支持的，并不在酒喝多喝少，话说得好听。你们去我又不拦你们，只是要注意点影响，不能让群众说我们干部到处蹭酒喝，能推辞的尽量推辞。”
在这点上，张卫民保持自己不参加，并没有过分严格要求他们，他考虑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他们是本土干部，亲连着亲，这情面总要给的。只要不强吃强喝、欺压百姓就行。雷鸣也经不住群众邀请，再说又喜欢挑战，加上山里群众又好客，每次雷鸣都是醉得一塌糊涂，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还满嘴酒气，精神也不在状态，他说总是感觉胃里不舒服，肚子饿得快，经常见他跑到小卖部买零食吃。
像这种情况已经有半年多了，各种土方子都想尽了，总是好三天歹三天，好的时候雷鸣又端杯贪杯，坏的时候发誓戒，就这样反反复复，问题越拖越严重，不得已才到医院检查。
结果会是什么？雷鸣在焦急地等待着，张卫民隐隐地有一丝不祥的感觉，为他担忧。
时间飞快地流逝，两周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雷鸣的化验结果拿回来了，结果是重度胃溃疡，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张卫民对他说：“你这胃溃疡要治，里面有炎症，要住院消炎。”
雷鸣说：“没事，这是老毛病了，没有大关系的。我以后少喝点酒就行。有时白酒也是消炎的，有一个晚上我胃疼，我起来喝了一大杯白酒，胃就不疼了，比吃止痛药还有效。”
雷鸣的病情确诊以后，他的精神又焕发出光彩，他的工作热情又上来了。他多次对张卫民说：“马批评在这又没什么事干，我看他来就是高玉虎安排来监视我们的，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撵走。”
张卫民知道雷鸣说这话的意思，如果马批评不走，他雷鸣当不了村党支部书记，明年张卫民走了后，他更是没有指望。他借自己的关系找高玉虎把马批评调走，这样张卫民走后，高岭村的书记非他莫属。
张卫民说：“你自己与高玉虎是同学，你为什么不去说？你又拿我当炮灰，我才不上你的当。”其实他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却不这样想，这个雷鸣，缺点也不少，喜欢霸道，办事武断，听不进群众意见，有时也喜好占点小便宜，但优点也很明显，干事有魄力，性格豪爽，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相比其他干部，能够压担子。
雷鸣一听张卫民这么说，急了：“张书记，这个马批评的工作能力你是知道的，你走后，他如果任一把手的话，那高岭村发展可要退步了。我被高玉虎一棒子打惛了，到现在见到他就忌口，说不出话来。再说你是高岭村的一把手，推荐继任书记的人选是你的一项政治任务。还是你说好。”张卫民被他磨不过，只好答应找个机会说。
正当张卫民要为雷鸣的事找高玉虎的时候，高玉虎突然调走了，调到一个富裕的镇当一把手去了。
李宗盛绘声绘色地把这个经过对张卫民说了，原来高玉虎在半年前县里微调后就活动要调动，因为新任县委书记程大鹏外出考察学习三个月，这些位置一直空缺未定。这次程书记在邻省富裕市挂职副书记期满回来，这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高玉虎眼巴巴地等着，一直没有消息，组织部也没有派人来考察他。一天他到部里去办事，听部里人说常务副部长江部长带人到乡镇考察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李宗盛回来对高玉虎说了：“组织部已经考察结束了，看来高书记不在考察之列，你赶快找人，迟了就来不及了。”高玉虎慌了，他找到程大鹏书记，“打点打点”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利用他在振风市当副书记的亲戚在中间磋合着。
高玉虎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年，在送礼上有自己的一套，他绞尽脑汁，琢磨出了这样几条：第一，关于送礼多少的问题，因人而宜，因事而定，贪的多送，大事重送；第二，关于送礼方式的问题，可用红包，可用信封，可用贺年卡，可用烟酒，可用现款，可以给领导的老婆，亦可给领导的小孩；第三，关于送礼时间的问题，在天黑之后去领导家最好，晚上不在家，可给其家属后留一方便条，或见面时故意提一提，实在不行，就直接到领导办公室去；第四，关于送礼语言的问题，提前思考妥当，倘若上级假装不要应说什么？领导客气又说什么？都要做到胸有成竹，不能乱了方寸。总的来说：灵活应变，巧言对答，既不能流露出心里的不情愿，又要让领导高高兴兴地收礼。
高玉虎当副职的时候，还没有资格用公款送，每逢节日或生日，他都要给县委常委中的一两个领导送礼，有三千元的，有二千元的，他想总要靠上一两个常委领导，这样好在常委会里有人给他说好话，也好了解常委会里的信息。另外，他自己那个当领导的亲戚也得送呀，只不过相比较而言少花一点。一年三个节还有领导生日，总共得一万多元钱来送，一年的工资才多少，也就万把元，过日子不说，全部用进去，还得倒贴，高玉虎老婆每次都心痛，总是把存折攥在手里按在怀里，让存折发热才把它给高玉虎。高玉虎则不这样想，他总觉得这是一种投资，也就是聪明的投资方式，是有丰厚回报的。他幻想着有一天自己当上了书记，他的投资就会带来回报，本金利息会滚滚而来。因此，鉴于这种心态，他吃差点喝差点甚至住差点，他都毫无怨言。对妻子的指责他振振有词：你看人家和坤当初还不是贫困潦倒，寒酸得要死，但该送的要送，后来，他怎么了？他成了乾隆朝首富！
动干部是最敏感的，一些干部闻风而动，皇后商场的烟酒销售一空，各种购物券铺天盖地，乐得商家眼睛笑眯成一条缝。当领导的也高兴，趁机可以日进万金。程大鹏在龙越县的口碑很不好，人们估计他的资产上千万，在他调离龙越县后有一条短信是这样说他的：“程千万，程千万，赚的钱财难计算；女儿国外去上学，企业老总来供养；国企倒光他收钱，开发商们围着转；说话吭哧又哼哈，没有水平把官当；龙越县经济大倒退，数字上面作文章；这样干部最可气，纪委干部在干嘛？”
然而，程大鹏却是谨慎的，他不断地关注着官场动态，对倒台官员的情况进行分析，找出落败的原因。前一段时间报纸上登载着某官员的收礼心得：即“三收三不收”原则，程大鹏也仔细地进行了研究。“三收”，即关系密切的收、办得到事的收、可靠的收；“三不收”，即不熟悉的人不收、办不成事的不收、不可靠的人不收。然而该官员还是被绳之以法，程大鹏想固守别人经验不行，得有自己的一套。
正是因为这样的小心谨慎，程大鹏在龙越县复杂的官场生态中“岿”然不动。尽管他口碑不好，上面也查过几次，越查越升，最近又当上了振风市的市委常委，虽然只是光头委员，可从正处到副厅，上了一级不小的台阶。电视台在播新闻中总要加上一句：振风市市委常委、龙越县县委书记程大鹏。高玉虎的秘诀与程大鹏的心得相得益彰，两人自然心照不宣，各取所需。程大鹏接待了高玉虎，两人的“秘密”会见结束后，高喜滋滋地出了县委迎宾馆大门，开车直奔乡里而去。
当天晚上，县委书记会研究了人事事项，决定高玉虎调任太平镇党委书记，县委办公室李大能副主任调任高山乡党委书记。据内部人士透露，贾乡长也找了一个县委副书记，这个副书记提议贾乡长继任书记，说他在高山乡工作有两年了，对那里的情况熟悉，有利于开展工作。程大鹏书记当场否决，称这次干部调整的原则必须是平级调动、干满一届提拔，贾只干了两年乡长，不符合提拔条件。在党委会上，书记拍板，一锤定音。而且书记会中一正三副加上秘书记长就是五个，县级常委只有九个人，书记会上通过，常委会上只是走走形式了。
太平镇的书记是个肥差，几任党委书记不是当上县委常委，就是当了副县长。本来呼声最大的是天平镇的镇长，最后也因为程大鹏的框子：书记要从党委书记中选任而将天平镇的镇长拒之门外。高玉虎捡了个大“便宜”，但其幕后所下的“功夫”可想而知。
高玉虎得圆其梦，雷鸣这个同学被弃之不顾，他倍感失落。当初那么粘乎的关系，说没就没了，人们都说当官的有多重面孔，还真的不假。雷鸣说高书记曾承诺他当高岭村的书记，这个承诺也随着一纸调令，而人走政息了。
李大能，精通文墨，是县里的笔杆子。他从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就分配在龙越县县委办公室工作，兢兢业业地干了十多年，县委几任领导都对他的勤劳肯干、认真负责给予肯定，将他从科员一步步提拔到正科，在胡佳军书记调任振风市副市长之前，李大能搭上了便车，与一百二十多名干部在突击提拔中被任命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在人们的眼里只是个当官的跳板，是县里“大老板”安放在各个重要位置上的将才，拿古人的话说就叫“心腹”。前几任副主任有的担任了财政局的局长，有的担任了交通局的局长，有的担任了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成了管人管钱管热门行业的大管家，这样“大老板”使用起来顺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李大能下放到高山乡担任党委书记，那是大材小用了，所有了解情况的人都不理解，也有的为他感到惋惜。但李大能书记毫不理会这些，也没有说什么，立即走马上任，一心扑到工作上。他一到乡里，就走村串户，了解乡情村情，谋划高山乡的发展。
他戴着一幅宽边眼镜，为人亲和，说话和气，待人热情，很受干部群众的好感。这与高玉虎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很多干部群众都愿意把心里话对他说，他也认真地听取，他能同干部一起同甘共苦，没有领导作派，这与时下的一些官员习气很不相同，给人一种清新之风。
有一点可以证明，以前高玉虎主政的时候，乡里的轿车就成了他的私家车，虽然配了司机，但高玉虎总是自己开，司机成了摆设。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高玉虎在县里开会，贾乡长下乡，叫司机开车到村里，高玉虎开完会后要司机开车去接他，当听说贾乡长用车到村里，高玉虎在电话那头狠狠骂了贾乡长一顿，说：“他要到振风市去办急事，要他立刻回来，并说用车为什么不事先请示他？”贾乡长搞得一点面子都没有，本来准备在村里吃饭的，只好回乡里，以后贾乡长宁愿坐其他副职摩托车后面，也害怕搭高玉虎的车。
高玉虎是个很前卫的人，他当副书记的时候，就学会了驾驶。后来全县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学驾驶，就像跟风一样。张卫民问何彬为什么不学？他笑笑说：“我只有骑摩托车的命了，学了也不会有车开。”然后他笑着对张卫民说：“你想知道时下的领导干部为什么热衷自己学开车吗？不知道吧，我告诉你。现在的领导在外交际活动多，许多都包养了小蜜，如果什么事都带上司机，这些秘密就都被司机知道了。另外，在外应酬有时关系单位送上一点东西，一般都要给司机备上一份，现在领导自己开车，这些就一个人得了，何乐而不为。”
李大能到高山乡后，车子除了用于工作，他用得很少，他不会开车，也不愿意去学，倒是贾乡长用车的时间比他还要多。乡里的其他干部也可以经常坐上乡里的车，这在以前是不敢想像的，大家都对李大能抱有好感。文化人就是文化人，关爱下级的领导一定是个好领导。
高玉虎调走以后，一些村里还到县城摆酒请他，祝贺他荣升。雷鸣也拉张卫民去请他，张卫民先打电话给他，表示了请他之意，高玉虎推说到新地方后工作忙，没有时间，并说这两年多以来对他照顾上有欠缺，请他谅解。张卫民说：“没什么，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雷鸣也把自己的事在电话里对他说了，他表示为难：“你对李书记说吧，我毕竟走了，对人事方面不好插手管了。”
雷鸣没有办法，但又不好贸然去找李大能，毕竟李大能初来乍到，他也不好马上表态的。张卫民让他等一等，等县委组织部要求第一书记推荐继任书记人选时再对李书记说这件事，雷鸣说也只好这样了。
时下我国的政权体制权责不明，乡镇领导中经常出现“党政打架”的现象，一些地方没有办法，只好搞“党政一肩挑”，即书记镇长一人兼任，有利于消解党政之间的磨擦。贾乡长对县委的安排很不满意，他对李大能来高山乡断了他的书记之路很有情绪，对工作更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处于一种消极怠工状态。人们都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担心。
然而这种担心纯属多余。李大能来了后，经常跟贾乡长沟通，尊重他，亲切地称他为贾大哥，还要他多指点指点，时时说些暖心窝子的话，这样贾乡长的抵触情绪慢慢地消解了，也主动替李大能分担一些工作。加之李大能工作责任心强，处理事情细致入微，办事公道正派，待人热情周到，理论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决策问题果敢有魄力，也放权让下面发挥主观能动性，贾乡长对李大能自然十分佩服，两个人的配合渐渐融洽起来。
年终的工作仍然是繁琐而忙碌的，但在跑“资金”方面，雷鸣坚持要与张卫民一同去，说这是上次开会时定过的，张卫民怕他身体吃不消，他说自己能坚持。
张卫民见他近来消廋得厉害，劝他再到医院检查检查，并说：“你不能自己说能坚持就坚持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先养好身体要紧，村里的工作由我和马书记担着，你就安心的养病，等身体养好了还有的是事情做。”
雷鸣一再坚持说没关系，他要求工作的热情是好的，张卫民也不好打消他的积极性，只好带着他一同跑资金。一个暖暖的冬日中午，两人在龙越县大桥的边上又碰上了那位姓胡的日月先生，他依旧在摆摊给人算卦。
雷鸣又过去算了一卦，这一卦是如履薄冰之卦。这位日月先生仔细地看了雷鸣半天，又叫雷鸣报出生辰八字，最后他依据卦象与四柱命理给雷鸣断道：“此卦名曰如履薄冰，乃是一个人在冰上行走，随时都有冰破人亡之险。先生占此卦大不吉利，身上必有重病缠身。”
雷鸣说有胃病，问卦上可显示好转之象，日月先生摇头说道：“此卦可保年底无事，明年三四月有劫数，如能躲过此劫，可以再有二十年寿辰。”雷鸣还待细问，日月先生摆手让他回去安心养病，凡事切勿劳累，同房之事戒之。
张卫民和雷鸣离开卦摊，他回头瞄了一眼那位日月先生，只见他仍然摇头叹息不止。这些易经八卦之类的东西，张卫民一般不信的，从那位日月先生的口气来看，雷鸣将有生命之忧。现在这么一个大活人在面前，只不过胃不好，消化也差些，营养跟不上来，形容消廋了点，难道就有生命之虞？
雷鸣听后良久无言，情绪极其低落。张卫民劝慰他说：“你别信那算命卜卦的，他只是看你面带病容，瞎诹一通，不可信之。”
张卫民这样劝慰雷鸣，其实心里早已有一个巨大的阴影。小时候听老人说：“迷信迷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千万不能入迷。说好事不可得，说坏事还真灵验。”雷鸣这一段时间来吐了两三次血，有一次他在现场亲眼目睹过的，她老婆私下跟他也说过两次。这是不好的预兆，张卫民的心不禁揪了起来。
然而雷鸣在性生活方面仍然没有节制。村两委干部在闲谈的时候，大家都叫李月英去劝劝雷鸣的妻子，毕竟她们女同志之间好沟通些，说话也方便些。
李月英把村里的意思对他老婆说了，他老婆玉枝说：“医生也对我说了，我一直很注意这方面，可雷鸣不行，他说他如果不过性生活，还不如马上就死了。他说人活着就图个乐，不乐活着有啥意思？如果我不跟他过，他就上街去找小姐。”雷鸣还真的说到做到，一次张卫民看见他从战友开的美容店里出来，面色惨白，神色慌张地上了一辆三轮车，走了。
在说到雷鸣的风流韵事时，两委的其他干部都有许多话题，钱有财说雷鸣在龙溪湾有一个情人，那些年在外打工回来路过龙溪湾，都要到这个情人家住一晚，然后才回家。这个情人是个理发师，在龙溪湾开了一个理发店，家里老公长年在外打工，只有到年终才回来。雷鸣是个很注意仪表的人，经常前去理发，三下两下勾搭上了。后来雷鸣回来当干部，虽说这龙溪湾不是高岭村所辖，但是这是到乡到县的必经之路，雷鸣经常借到乡、县的名义与这个理发师幽会。
唐松说雷鸣经常拿话撩李月英，拿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性骚扰”，但李月英是名花有主，雷鸣意欲得手，但毕竟时间短了些，尚未到手身体已然不行。
再就是他常上美容厅的桃色新闻了，雷鸣是个讲义气的人，他拗不过战友情面的。一次，他与张卫民去那个开美容店的战友那，说是取一个东西，哪知一进门，老板娘就把他推了进去要他敲背。他推脱说：“家里建房子了，欠了不少债务，哪有闲钱玩？”老板娘火急火燎地打断他的话：“谁不知你张老板又当干部，又办茶厂，一年挣个五六万，不像你战友没有工作，还要老婆养活着，每天还抽烟喝酒，你富人不接济我们一点难道看着我们饿死。”一边狠劲地把他往里推。这个老板娘见张卫民铁骨铮铮的样子，有点胆怯，自然不好意思拉他，只是问：“你敲不敲？也有正规的。”张卫民说不敲，她就给他泡上茶陪着聊天等雷鸣出来。
人之将死，各种欲望却特别地强烈起来，就像那个垂死的葛朗台一样，拼着一口气还要抓神父的金十字架，还有明朝的一个吝啬鬼让家人挑下一个灯油索才肯断气。这是一种对生存欲望的追求，对梦想实现不了的无奈，就像落水的人一样，求生的本能恨不得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雷鸣也可能是这样，他想挤走马批评，好当上村里的书记，他想拼命地尝试女人的滋味，却将生命的元气提前消耗怠尽。这是一种回光返照的表现，是生命行将休止之前的一种征兆。
正在人们忙于迎新年之际，雷鸣再一次胃大出血，他被送进了医院，这次的化验结果是癌症，这不啻于一个晴天霹雳，让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张卫民和村两委去医院看他，只见他躺在病床上输液，他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张卫民安慰他安心养病，然后去找了主治医生刘主任，刘主任是县医院的一把刀，他见张卫民来，把化验报告拿给他看，张卫民看上面写着CIA中晚期，已经开始扩散。
“刘主任，雷村长还能否有救？”钱有财问。
刘主任仔细想了一下，认真地说：“我判断有难度，他这是贲门癌，很厉害的，死亡率很高。昨天我给他检查了一下，他颈后已经有一些硬块，可能癌细胞已扩散到了颈部，大概只能活半年左右了。”
大家默默地走出了刘主任的办公室，所有人都一言不发，大家都为雷鸣感到难过，毕竟他才四十岁呀，正当壮年，上有七八十岁的父母，下有一对正在上学的儿女，他是家中的顶梁柱，他倒下了，他的家可怎么办呀？
玉枝还算是坚强的，虽然她泪眼汪汪，两眼有些发红，可还是能够坚持跑前跑后，照顾雷鸣。他的父母也来到医院，两位老人不敢在雷鸣面前掉泪，偷偷躲在过道里哭泣。医生建议家属暂不告诉他本人，等开过刀后化疗时再说，防止他精神先垮了。
玉枝找到张卫民要向村里借钱，说雷鸣的父母亲坚持要开刀，家里已经法子想尽了，也向亲戚朋友们借了一些，现在还缺口五六千元。张卫民答复他这件事要开会研究一下，让她第二天来。
在村两委会上，张卫民把玉枝借钱的事说了，听听大家的意见。
钱有财说：“雷鸣是村里干部，村里理应支持，但不能借太多，他的病是没有救了，万一他走了，这钱是没有办法还的。我的意见是暂借两千元。”唐松也表示赞同钱有财的意见，他们两人之前可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所以口径很一致。
张卫民看了马批评一眼，意思是让他说说，昨天玉枝跟他说的时候，他也让她找一下马批评，毕竟这是大事，村里也没有什么钱，还从来没有借过钱给个人。马批评点着一枝烟，沉思了一会说：“二千元也太少了吧，现在人家急缺着用钱，这点钱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看借四千，不够再让他家里凑一点。”
唐松马上说：“不能借多了，我这还有雷鸣的欠条，今年上半年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时，他那一片的钱少交了一千四百元，他说这钱还了做房子欠的债务，承诺要在年底的工资中抵扣。”
李月英说：“我们都很同情他，但同情归同情，他这病再有多少钱都能填进去，不知他家里人是怎么想的。他不行了，两个孩子以后怎么办？欠了一屁股债务，以后怎么还呀。玉枝真是苦命人。”
张卫民看大家意见不一，再争论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打断了他们的争论，说：“雷鸣是我们的同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这次玉枝开口借五千，我看借给她四千五百元。为什么借这么多呢？我给大家算一笔账，按去年你们的工资标准算，全年工资加交通补贴和电话补助一共是五千二百元，今年有可能在去年基础上加个两三百元，如果把雷鸣欠款和这次借的钱加在一起的话，也大差不离了。但这笔钱要在年底的工资中抵扣，多出的部分就算是村集体慰问了，另外，我提议每位干部一人至少出一百元，多出提倡，送到医院，我个人拿一千元，大家可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钱有财问：“如果后期玉枝再来借怎么办？雷鸣万一过世，后事怎么办？他两个孩子上学怎么办？这些事情也要综合考虑好。”
“到时再说，先救人要紧，这话只能在这里说了，万一传出去不好听，不吉利。”张卫民这么一说，大家都批评钱有财，也赞同他的意见。
张卫民让玉枝打了一个借条，唐松还让她注明在年终的工资中抵扣。张卫民把大家的捐款和一千元钱交给玉枝，玉枝哭了，说：“还是张书记好，我家雷鸣带累您了，他要是好了一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张卫民劝慰她还要坚强，家里现在全靠她了。她答应走了。
雷鸣开刀之时，他父亲没有出医疗费，但包了六百元的红包给刘主任，求刘主任开仔细点，一定要救救他儿子。刘主任把红包收了，答应了他。手术进行得很缓慢，足足开了六个小时，刘主任累得满头大汗，出来对张父说：“很顺利。”张父及亲属欢天喜地，目送刘主任走出多远。
雷鸣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在农历大年除夕前一天出院回家休养。在他住院期间张卫民多次前去看望，即使在春节期间他也时常和雷鸣通电话，预祝他早日康复。他一再表示感谢，并询问村里工作的事情，张卫民让他安心养病，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他还是不放心，问张卫民是不是对李书记说了求他的事，张卫民说：“上次组织部要求报名单时，我报了你的名字，李书记也没说什么，估计差不多，你要把病养好才行。”这样他才罢休，不再纠缠这件事。
人啦，只要有一口气在，总不忘权利。你看他都病成这样了，还惦记着这件事。这让张卫民想起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那时老家的渔塘干涸了，许多人跑去捞鱼，渔塘里泥很厚，淹过裤腿。邻屋七十多岁的黄老太太也拿着网卷着裤子下塘去捞鱼，她一边走一边拉网，因为泥太厚，很快就拉不动了，而且两腿陷在泥里拔不出，后来在旁边村民的帮助下才上了岸，自然什么收获都没有。张卫民看她累得直喘气，而且气管炎又犯了，咳个不停，脸都涨红了，就问她：“您这么大年龄了，为什么也去干年轻人做的事？万一身体出问题了怎么办？”她一边喘气一边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看别人都在捞财，看不下去了，所以拼了老命也要下去捞一把。”
钱财就这么重要？一位同事讲过他邻居老太太打牌的故事，老太太本身有高血压病，是不能激动的。那一段时间打牌很少胡牌，一天晚上她手气很顺，连坐了七八桩，到第九桩的时候，又是三个发财两个钻，这时又轮到她抓牌，她用手一掂，又是自摸的牌，她一拍桌子，大喊一声“又胡了，自摸三条”，然后身子一歪，倒在地上，脑溢血发作了，老命也没了。
张卫民不好说雷鸣什么，如果他把这作为动力，或许也是好事呢？至少他还有信心，还有活下去的动力和希望，如果没有希望，那什么都没有了。
张卫民在心里暗暗祈求，希望他早一天好起来。
雷鸣生病后，他的老同学高玉虎并没有来看过他。高玉虎到以弟弟名义办的茶厂去是要路过雷鸣家的，虽然他来过几次，总是开车一直冲到坡顶，到弟弟茶厂门前才停下。
中国有句古话叫“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当初高玉虎对雷鸣那是百般地好，现在呢，雷鸣成了废人，高玉虎再也不来了，生怕沾了雷鸣的晦气，更怕要他出钱。
倒是高岭的群众三三两两地来看他，有的带着补品，有的干脆把家里下蛋的鸡捉来给他补身子，那场景很让人感动，只要你为群众办了事，群众是不会忘记的，他们用自己最质朴的情感，慰藉这颗支离破碎的心，给他一股春天的温暖，也给玉枝及雷鸣的父母一点安慰，这种安慰是无声的，也是最真诚的，足以融化一切。张卫民非常地感动，多么好的百姓啊，这也给他一种无形的力量，坚定为群众做实事的决心。
李大能为人确实不错，他来看过雷鸣两次，并从民政上解决了一部分资金给雷鸣治病，鼓励他早日战胜病魔，重返工作岗位。那一段时间，雷鸣心情愉快，食量也有所增加，所有的人都为他高兴，希望他早日康复。
然而癌魔在蛰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又重振威风，不断蚕食着雷鸣的身体，他是一日比一日愈加消廋，体重从一百五十多斤骤降至九十来斤，他形容枯槁，脸色腊黄，说话有气无力，四十多岁的人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七八十岁的老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离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然而雷鸣却仍然不死心，他缠着玉枝到省城一家医院去看，在医院门口，他们遇见一位医托，此人声称有一家医院专治癌症，完全是用中药治疗，成功率达百分之九十九。说得两人动心了，于是到这家医院就诊，这家医院开口要九千块钱，玉枝翻遍全身，只有四千元钱，于是这家医院收了四千元钱，给雷鸣开了五十多包中药，让他回家按剂量服用。两人满怀希望的回来，玉枝按时给雷鸣煎药服药，把这药当做救命仙丹似的。
玉枝把这事跟张卫民讲了，张卫民明白她是遇上医托了，那些害人的东西，人家倾家荡产治病的钱他也骗，这天地间还有没有公道良心？我们的医疗监管部门到哪里去了？他心里十分伤感，但又不好把这事挑明，只好安慰她两句。雷鸣平时是个谨慎的人，这时为了生命什么都不顾上了，只要听说能治好他的病，让他掏钱他是在所不惜的。
钱有财和唐松在张卫民面前不断进言，说雷鸣的病是没法治了，让他对玉枝说不要再花冤枉钱了。
钱有财说：“我看那气色，顶多只能活个把月了，如果再用药保，只会让他更痛苦。”
唐松也叹口气说：“再不能花钱了，玉枝今后怎么办啦？还有两个孩子，我真不敢想象。这件事你张书记要出面，不能凡事都依着他们。及早制定方案，免得今后烂摊子没法收拾。还有雷鸣手里有不少村里的资料，有承包茶园的合同书、有党支部公章、有村集体茶厂承包协议书这些东西，你要趁他还清醒的时候及早收回，免得到时麻烦。”
这些东西早就应该收回了，但张卫民考虑到怕雷鸣伤心，所以迟迟没有说。现在是到了必须说的时候了。如果雷鸣走了，这些东西不知被他收到哪里，那可要影响工作了。张卫民决定找雷鸣谈谈。
一天下午，张卫民和李宗盛组委一起来到雷鸣的家，雷鸣正躺在躺椅上休息，见到他们来，挣扎着要做起来，玉枝赶忙扶他起来。
李宗盛先是问候了一下，然后嘱咐他安心养病，村里的工作暂时不要操心，等身体好了再安排事情。然后他说：“上半年在‘七一’之前村里准备发展几名党员，现在要填写入党志愿书和预备党员考察表，需要村里支部加盖公章，这些材料要急着报乡党委会研究，唐松说党支部公章在你这，你干脆交给张书记吧。”
雷鸣一边答应，一边叫玉枝去拿他的包。玉枝将公文包拿来交给他，他将公章拿出来交给张卫民，张卫民看见公文包里还有不少村集体的承包书等材料，就说：“有些是村集体的资料必须交由唐松统一保管，以免弄丢了。还有几份承包书在你这吧，我一并拿回去交给唐松保管。”雷鸣叫玉枝把包交给张卫民自己找，他翻了一遍，找了一些村集体的材料出来，然后将包还给玉枝。
张卫民在翻包的时候，总感觉有些残忍，雷鸣他人还活着，自己却要这样将他的梦想一点一点的撕碎，将他的权力生吞活剥似地全部拿走，而且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可那眼神却是绝望的，是那样的黯淡无光，张卫民害怕见到这样的眼神。
张卫民和李宗盛逃也似地出了那个视线范围，生怕他们的存在带给他更大的伤害，一个垂死的人，和他计较什么呢？
那绝望的眼神一直在张卫民的脑海里萦留不去，令他无限地伤感！
雷鸣茶厂在茶季中仍然经营着，玉枝的哥哥和弟弟都来帮忙，虽然雷鸣躺在椅子上不能动，但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居然张罗着一些事情，指挥玉枝做这做那。
张卫民邀约了他许多的战友前来买茶，大家都默默地前来，安慰他一番后，买上一些茶叶，没有人在价钱上计较，大家都愿意支持他一下。
那时候村里几家茶厂都上马了，尤其是高玉虎弟弟的茶厂，鲜叶的需求量很大，他甚至派人到地里去收，而且价钱比正常市价还要高。这给几家小茶厂带来了很大压力，许多小茶厂除了加工自己家茶叶外，收不到老百姓的鲜叶加工。但雷鸣家的例外，许多信任雷鸣的农户宁愿卖低价，也将鲜叶送到他这来，而且不要现钱，等茶季结束后统一结账，这在当时那么紧俏的情况下是罕见的，足可以看见老百姓对雷鸣的一片心意。
张卫民怕茶厂经营会对雷鸣不好，一来玉枝要关注茶厂的事，不能分心照顾雷鸣；二来几台茶叶机械的轰鸣噪声会影响雷鸣休息的。他把这个意见对玉枝说了，玉枝说：“我也不想搞茶厂了，哪知雷鸣死活不肯，雷鸣是个懂茶爱茶的人，他喜欢听机械轰鸣的声音，有一天我提前停机了，他躺在床上喊为什么这么早就停机了？再说如果不经营茶厂，给他看病花了那么多钱，这个债务怎么还呀？”张卫民默默无言，只有努力地帮她销茶，给她创造更多的利润，让她的日子好过点。
茶季过后的一段时间，张卫民参加县党校组织的培训，有半个月没有到村里去，但他时常打电话到雷鸣那，问玉枝雷鸣怎么样了？玉枝只是边哭泣边说：“张书记，还是那样，我家雷鸣怕是不行了，他说想见你一面，你如果有时间就来看看他，你们是在一起工作的最要好的搭挡和兄弟，他可能有话要对你说。”
接到这个电话后，张卫民第二天请了假，赶到雷鸣家里，只见他面色黄中泛白，眼神闪烁不定，瞳孔萎缩，两目无神，喉中咕咕作响。
张卫民的眼泪禁不住来了，才十多天的时间，他更加不成人形，玉枝撩起他身上的衣服，只见他只剩下骨架，只不过这副骨架上面包着层腊黄腊黄的皮。
张卫民凑近他身边，说：“雷鸣，我来看你了。”
雷鸣转动了一下眼睛，定定地看着他，干瘪的嘴里用劲挤出几个字：“张书记，我不行了”，再也没有下文，这就是他要对自己说的话，是一个战友对战友最后的遗言，这几个字显得是那么的无奈，包含无限的憾意，像几块大石头重重地敲击着张卫民的心灵。
张卫民本想安慰他叫他安心地去，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他知道雷鸣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只不过在用最后的一丝力气和癌魔作斗争，自己对于他的关照和他家庭的关照是无以复加的，雷鸣心里清楚，不需要他说出，他的眼神表达出了一切，那是对生命的不舍，对家庭的留恋，对他的充分信任。一切都在不言中，空气凝固起来，时间也停滞不前，那是多么令人悲痛的，让人无限伤感无限心酸的时刻呀。
玉枝对张卫民说，雷鸣已经安排了后事，说他的病给家庭拖累了，对不起她，说她还年轻，遇到合适的再嫁一个，要把一双儿女养大成人。玉枝一边说着，一边泣不成声。张卫民的眼泪在眼眶中直打转，他强忍着不让它们掉下来。
雷鸣还是走了，在初夏的一个黎明，早晨玉枝喊他没有应声，一摸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听玉枝说他走的时候眼睛还是半睁半闭的，后来在木匠胡成龙的一抹之下才闭上了。
张卫民问玉枝为什么不跟雷鸣在一屋睡，她说：“也才是最近不在一起睡的，他那个样子吓死人了，就像一具骷髅，他父母都不敢陪他的。”
张卫民赶到的时候，他在一床红被面的遮盖下静静地躺在门板上，门板的一头放着一碗米饭，米饭的上面放着一个鸡蛋，插着一炷香。玉枝涕泪涟涟地嚎天呼地，叫喊着他的名字，可他再也听不到了。
生命是脆弱的，也是短暂的，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光亮闪烁了一下，就归于沉寂。张卫民小时候听奶奶说天上的流星是人的生命，流星划过代表一个人的生命的终结。他深信奶奶的话，每每和小伙伴们在秋夜的晚上看流星，有的说那又长又亮的流星一定是伟人了，有的说那一闪而过近似看不见的一定是短命的人。雷鸣会是什么样的流星？他划过天际的时候是在一个黎明，没有人看到，也不知道是哪一颗，他是否用光亮照耀了那一方天宇？
在下葬的那天，许多群众自发地赶来，为他送行。张卫民为他写了一篇长长的祭文，在里面讲述了他们三年来的工作的点点滴滴和对他的留恋。马批评同志代表高岭村两委宣读了悼词，然后是抬棺上山下葬。
群众跟着张卫民和村两委给雷鸣送行，送葬的队伍有一里多长，大家默默地跟着，有些女同志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在一个向阳的面朝全村方向的山坡上，大家将他埋藏在这里，让他望着家乡的人民而长眠，也享受高岭人民对他的骄宠。
棺材徐徐落下，玉枝及家人恸哭起来，这呜咽的声音在山林中回荡，围观的群众不时用手擦拭眼睛。张卫民和两委干部及玉枝的家人给棺材培上一锹土，看着土渐渐淹没棺材，直至看不见为止。人们许久都没有离去，大家静静地肃立着，表达无比的哀思。
死是人生的大解脱，也是盖棺论定的时候。毛主席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而重。”看到这么多群众来给雷鸣送行，张卫民感慨良多，雷鸣是死得其所，那颗流星一定划出了光亮，那就是他生命的价值。
有的人活着，在群众的心目中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活在群众的心中。雷鸣，他并没有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