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你们来自三山五岳，肯定是练什么武功的都有，我不好讲很专业很窄的题目。社会上很多人对我有所了解可能是看了我的书，看了我在电视上的胡说八道。很多人可能认为我是研究武侠的，所以今天我讲《武侠与人文素养》。我会尽量把大家关注的问题展示出来，讲得不清楚的地方，后面留一些时间大家可以“审问”我。
首先讲一下我和武侠的关系，我最近两年到处演讲总要辩解这个问题，有很多人认为我是研究武侠、研究金庸的，我总说“非也，非也”。我不是研究武侠的，也不是研究金庸的，那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那不是我的专业。我本人既不武也不侠，我小学时候学过一个星期的武术，因为压腿太疼了我就不去了，我不愿意学了，其实是我不愿意吃苦。但是我找了一个借口，我说当年霸王项羽学剑后来不学了，因为打不倒几个人，我说我不能学武术，我要学一种功夫一出手能打倒一万个人，其实是给自己的懒惰找个借口。我现在在学校里当老师，我是搞现代文学研究的，我研究的是经典的现代文学，是鲁迅、茅盾、曹禺、老舍、郭沫若等人。我为什么去研究武侠顺便管了人家的闲事呢？原因很复杂，不该我管的事情我去管，是因为没有人管这个事情，是因为管辖范围、管辖职责出了问题，产生很多人越界维护路段。这是我和武侠的关系。
武侠与现代文学有关系。现代文学是做什么的？现代文学不是风花雪月，现在大家不知道大学里的学者、中文系的人是干什么的，社会上的人以为中文系就是风花雪月、咬文嚼字、舞文弄墨的，他们从中学的语文课出发去想象中文系。比如当年我考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我的父亲非常不理解，他说你上了大学还要学语文呀！天下还有你不认识的字吗？你还要学多少字呀？老人家以为学语文就是学习不认识的字。大部分人不知道中文系是做什么的，在北大有个做招生咨询的开放日，我看到很多家长在各个系的小摊面前来来往往，但到中文系小摊前的家长寥寥无几，有几个家长从中文系的小摊前匆匆走过，一个家长说：“中文系？中文系是做什么的？”另一个家长说：“中文系就是念小说的，历史系就是讲故事的。”我给他们补充了一句：“哲学系就是看风水的。”我们大多数家长不知道大学里的专业是干什么的，他们容易望文生义，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指导自己孩子的命运。他们可能认为金融系就是赚钱的，管理系就是当官的，他们其实不知道金融系是帮助有钱人数钞票的，管理系是给别人当孙子的。社会和大学的隔膜太多。一方面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在世界上并不低，我们的大学水平是比较高的，而我们国家落后在大众的层面，我们很多城市现在搞市民讲堂，我对此很赞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水平体现在普通大众的水平，那些精英的水平我国早就已经很高了，有鲁迅、巴金、茅盾这样高水平文学作家的国家是不多的。美国很强大，但连半个鲁迅都没有，美国的作家和思想家与鲁迅一比都浅薄得很。但它强大在哪儿呢？它平均水平高，普通市民的水平比我们普通市民的水平要高，所以他们没有鲁迅无所谓。我们有一个鲁迅，那么有多少人懂得鲁迅呢？大家是如何接触鲁迅的呢？是通过上学。如果不是中学语文课本里选了几篇鲁迅的课文，谁会去图书馆找《鲁迅全集》来看呢。你们有过这样的冲动吗？没有。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没有这样的意识：我没事了，我现在工作了，我现在有自由时间了，我要把《鲁迅全集》读下来。全国有多少这样的老百姓？没有。全国如果有十分之一这样的老百姓，中国早就强大起来了，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五四”时提出民主与科学，差不多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社会层面、大众层面的民主与科学意识还这么不如人意，还这么差。一方面我们的宇宙飞船已经上天了，另一方面我们又有非常愚昧的理念，为什么落差那么大？是因为很多人不接触高科技，不接触高深思想，但不能怨群众，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太高深，本来就很多人都不懂，我们国家缺乏一个转换机制，缺乏把高深思想、理论转化成大多数民众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去讲课？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在学校能算你的科研成就？”那当年鲁迅为何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呢？他要做的就是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向民众普及一些高深的思想，鲁迅自己的影响效果不强。我们今天的学生一上学就有鲁迅的课文，而当年鲁迅的书出版时有多少读者呢？那时鲁迅的书出版也就印几千本，几千本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可以保证赚钱，但几千本在中国算是什么数量呢？中国有四五亿人口，只几千人上万个人读过鲁迅的书有什么用。这个数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还是靠互相启蒙。这个社会是大家在呼呼沉睡，社会进步很慢。老百姓是怎么接受民主与科学的呢？国家如何慢慢前进？大部分老百姓民主与科学的意识如何来的？显然不是从鲁迅、郭沫若、茅盾来的，而是从比他们水平要低的作家来的，从张恨水来的，老百姓不读《彷徨》但读《啼笑因缘》，《啼笑因缘》改编成各种文艺形式。张恨水是全国最著名的作家，鲁迅并不是著名作家，鲁迅是作家最佩服的作家，老百姓大多数不知道鲁迅是谁，后来知道也是教科书告诉我们他是最牛的人，大家都知道张恨水。张恨水在重庆过五十大寿时，老舍写了一篇文章，说：“张恨水是全国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老舍是新闻界读者最多的作家，但在全国拥有最大批读者的是张恨水。尽管大家没有读过鲁迅，但读了张恨水就知道包办婚姻是不对的，是会产生悲剧的，要自由恋爱，军阀是罪恶的，要以人为本，这些思想通过他的文学来传播。我们国家大众文学的这块十分落后、十分薄弱，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很复杂。我们国家一贯看不起大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总是以精英自命，这与我们的传统有关。很多人不读书，一部分人读书后把自己和大众区别开来，读书人变成一个很神圣的东西，读书人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这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我清楚地知道和西方在哪些方面有差距：我们差在中间的层次，西方认为读书和吃饭一样很普通，所以他们并不一定有专门的书房；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搞一个专门的书房，把读书看成是像沐浴焚香一样，搞得很神秘；西方人在书房厕所里到处摆着书。我在卫生间摆了很多书看，很多人认为我不尊重那些书，但我认为人最喜欢的书才摆在卫生间，在最需要愉快时才会读这些书，不要把这些书搞得那么神圣高雅。在1949年以前即现代文学时代，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张恨水，共产党看到这一点，培养了自己的张恨水，培养了赵树理、孙犁这样的作家。鲁迅固然好，鲁迅是我们的旗帜，但鲁迅的东西是需要转化的，大多数人看不懂，连鲁迅的母亲都看不懂鲁迅，鲁迅是启蒙者，但连自己的母亲都启蒙不了。鲁迅批判张恨水，说他尽写些无聊的三角恋爱故事，可是鲁迅的母亲最爱读的小说就是张恨水的小说，鲁迅很无奈，他在日记中写他多次为母亲购买张恨水的小说，张恨水每有新书出来，鲁迅都是消费者之一。鲁迅的朋友回忆在鲁迅家与鲁迅的母亲聊天，鲁迅的母亲很高兴，对鲁迅说：“唉，你不是也写小说吗？把你的小说拿过来给我看看。”鲁迅拿了本《呐喊》给母亲看，里面是一些短篇小说，很容易看，鲁迅的母亲读完之后把书一扔说：“这有什么意思，这不都是咱们家乡的那些破事嘛。”鲁迅听后很扫兴，他母亲不喜欢读他的书，但老太太很平常的两句话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使鲁迅思考如何创作老百姓喜欢看的书。老太太第一句话是“这有什么意思”，说明老百姓要读有意思的书，思想深刻的书没有意思就不能传播，第一要有意思。老太太第二句说“这不都是咱们家乡那些破事嘛”，大家不愿意读普通的大家都见过的事，老百姓要读没见过的奇怪的书，用中国的术语叫做传奇，张爱玲有本书就叫《传奇》，老百姓要读传奇，不要读平平常常的自己的生活。原来有个笑话说作家是把你的事情写出来再卖给你，大家不喜欢这样的作家，老百姓要看个自己向往的，生活里没有的梦，《啼笑因缘》就是老百姓轻易不能经历的。张恨水的作品没有很深刻的文化蕴涵，启蒙不能太高，鲁迅的伟大在于他启蒙知识分子，启蒙高层次的人，高层次的人读了鲁迅会豁然开朗。现代文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毛泽东做了精辟的总结：“我们必须创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老百姓喜闻乐见不是迎合老百姓，而是思想为老百姓接受，大家才能团结起来，国家才能强大。我们看看西方文艺，拿势力最强大的美国来说，美国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全部是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毛泽东说我们要创作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科学的、大众的作品，美国人没有学过毛泽东的讲话，但美国人实践非常好，美国建立的就是美国气派、美国作风，为美国全体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美国没有中宣部，但在好莱坞的影响下团结起来、万众一心，认为自己国家是强大的，别的国家不是流氓就是乞丐。国家有力量体现在是否万众一心，通过这样一个艺术手段，现代文学的任务是凝聚你的国民。中文系是干天下大事的，担负着改造民族灵魂的核心任务，中文系分工很多，整体上担负着民族灵魂改造的大任。
文学形式多种多样，张恨水写的通俗小说是以言情小说为主，到1949年以后华人圈里占统治地位的不再是言情小说而是武侠小说。整个华人文学圈1949年之前最著名的作家是张恨水，1949年之后最著名的作家就是金庸。金庸的知名度已经远远超过张恨水，不能保证每个华人都知道张恨水，但我们可以保证有华人的地方金庸就是个常用词，就是个大家都能听懂的词。走遍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只要谈金庸，两个人就会找到共同话题。过去列宁说：“工人阶级走到世界各地，唱起《国际歌》就会找到阶级兄弟。”金庸就是华人的《国际歌》。读金庸所起到的重要的政治利益是大多数金庸读者没有预料到的。金庸小说的兴起是在冷战时期，在前几十年的兴起是在海峡两岸水火不容的时候，共产党、国民党都把对方描写成人间地狱，我们要解放台湾，台湾要光复大陆，老天爷恰好给中国留下了香港这块地方，恰恰给金庸施展的舞台。金庸在大陆受了教育，香港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他写出了超越冷战之上的东西，在世界华人圈内蔓延开来。华人读后才知道：“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原来我们和郭靖、黄蓉是一伙的。”被冷战所束缚的思想打开了，海峡的分裂造成人心的分裂，现在看了金庸所写的武侠小说才知道我们是中国人，知道政治分裂是短暂的，金庸在政治上整合了中国。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构造了文化中国的版图，随着他笔下的人物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好像抚摸着祖国的身体一样，金庸的作品是最好的爱国主义读本。有那么多所谓精英人士打击、压抑通俗文学，认为自己是高雅而人家是低俗的，为何说人家是低俗的呢？通俗小说内有打架的，所谓高雅的作品中就没有写打架的吗？通俗小说有三角恋爱而所谓高雅的作品中就没有三角恋爱吗？通俗小说有性描写而所谓高雅文学中就没有性描写吗？拿不出任何证据说明人家的作品比你的作品低俗，读者多不代表低俗。其实它背后有意识形态的斗争，金庸所起的作用是爱国主义。一些少数精英文学我不敢说是汉奸文学，但有相当一部分是想方设法诋毁中国文化贬低中国文化，说中国的文化一切不如人。这样的文学变成影视作品后发挥了更大的影响。武侠文学所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多的。
对于普通人，读武侠小说有什么好处？是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素养的，我们整个社会提出要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从十多年前出现人文精神之争之后，“人文”成为常用词，到底什么叫“人文”，大家都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人文素养在我理解不是指点头哈腰、文质彬彬，说话温文尔雅、虚头巴脑的礼节，那叫礼教，恰恰是我们“五四”要打掉的东西。礼是发自内心的对别人的友爱、尊重，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不是与古人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是有联系有发展的。如何发展现代人，我们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民族国家，对待全人类，对待自然界？这些的综合是我们的人文素养。我们现在讲的人文精神让学者们说就麻烦了，学者们会把任何一件事情搞出好几百种解释，不是专业人士可以不看学者的东西，会越看越糊涂，因为他们的理论总在变化。
人文精神首先是人的精神，人处在进化的链条上，脱离了一般动物但仍保持动物性，他在向神性进发但还不是神，人性是处在兽性和神性之间。修养高的人焕发出更多的神性，我们说的革命先烈、大圣贤，就散发出神性。过去我们对毛主席搞个人崇拜，因为毛泽东身上神性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容易忽略他凡人的东西。我们对坏人咬牙切齿是因为我们看到他更多的兽性。任何人处在进化的链条上，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人性，主要是讲人兽之别。人和普通动物的区别，让不同的专家来讲有不同的标准，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各有标准。在我看来，人和野兽的区别不在于人会使用工具，会说话，那是从别的角度出发。我认为人兽之别是人是有精神追求、有精神修养的，动物没有追求，动物的意识活动只是为了生存，为了肉体所需，没有精神需求。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通过精神活动把握了世界，人的身体和动物来比，人是很差的一种动物，人如果脱掉衣服和动物比一比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在我看来人是很丑陋的一种动物。所有这些所谓的美女包括美男、健美冠军，哪种动物都比他们美。你们看看动物的肌肉是做什么的，而人的肌肉是没有用处的。当你看到猎豹奔驰的时候，看到羚羊、长颈鹿，那才是真正的身体美。人的身体越来越不美，美是和真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不能劳动的肉体有何美？现在科技发展不需要劳动，人的优势绝不体现在自己的身体，如果老想着自己的身体，本身就没有什么发展。有的科学家认为以后人的身体会变成四肢小脑袋大，有的科学家认为通过健身人的身体会越来越好，但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对身体的未来表示巨大的担忧和恐惧，这种恐惧集中体现在奥运会上。为什么人们越来越痴迷越来越疯狂于奥运会，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到底吸引我们的是什么？多进一个球少进一个球有什么大问题吗？我们是在质问我们的身体还能干什么，人的身体的极限在哪里。除了奥运会，能解答这个问题的还有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是解答人的身体能干什么的问题。人不能通过肉体征服世界，人的肉体很差，但人伟大之处在于人是有精神的，人通过符号来征服世界，自从最早的人发明符号以后，世界注定就是人类的。动物再强壮也只能控制一定范围的地盘，人看见地面上高大起伏的东西，看见地下流过的不能定型的东西画了个符号，用符号代表所有这些东西，用所有的符号把东西限制住，从这一天开始世界注定要由人统治。现在我们不出家门就能知道天下事，就能控制很远的事情，不是靠我们的身体而是靠我们的符号。不论你是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工作的，我们每天在与符号打交道，数字、文字、公式都是符号。中文系是研究最复杂的符号的，世界上最复杂的符号就是汉字，把汉字特别是古汉语搞清楚，没有什么符号是难以理解的。
人文精神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是说文化先进的就一定能够胜利。人比动物精神发达，但人走在深山老林遇到狼，狼会把人吃掉，不一定有精神就一定能战胜。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是这样，先进的文明不能总是战胜落后的文明。1840年我们被打败之后，我们一直说自己是落后文明所以被别人打败了，产生了落后挨打的自我安慰的精神。人类历史并非如此，不一定战胜的就是先进的。玛雅文明、古印度的文明是多么先进呀，但它们灭亡了。拿中国来说，商朝是很先进的，我们看看商朝的青铜器是多么先进，周朝比商朝落后但周朝把商朝打败了。战国七雄时屈原所在的楚国文明发展很高，但被秦国消灭了，秦国没有楚国文明发展高，秦国没有什么作家，只是号召人们英勇杀敌。不见得文明先进就一定能够战胜，我们1840年后的半个世纪被动挨打不是因为我们的文明、经济落后，实际上是我们腐败，文明太先进有时容易腐败，因为别人都落后，我们会高枕无忧，一个大的朝代建立起来几百年天下太平无事，安全后会腐败，腐败会不可收拾，打败后有的灭亡有的重新崛起，中国每次都能重新崛起与我们的文化构造有关。先进文明是集中力量用于腐败，我们发明火药就是放鞭炮，放鞭炮是全民腐败的现象，放炮就是玩，其实是小型腐败活动。别的国家用火药造枪用来杀人，人家不断改进枪炮来征服放鞭炮的国家。我们国家放鞭炮是不能被压制的，北京市曾经禁放，但现在又开放了。人们觉得生活很好，不放鞭炮没有意思，中国人认为某种生活是一定要过的。我在电视上看到闯红灯的司机和警察吵架，警察说：“你别和我吵，你离我远点，你是不是吃了大蒜了？”司机说：“猪肉韭菜馅饺子，不吃大蒜有啥意思？”任何一个生活行为都有一套理由来解释，吃猪肉韭菜馅饺子就需要吃大蒜，过年就要放鞭炮，可以说这是一种文明，是一种讲究。老舍先生说：“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中国人都爱讲究，讲究是一种文明，但是大多数人都穷讲究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就要挨打了。世界是竞争的，你过得很好有人过得不好，当我们全国人民都在抽鸦片的时候，英美人民是过得很惨的，连马铃薯都吃不上，所以才漂洋过海来和我们玩命。鸦片战争是一群叫花子来打我们，他们志在必得，而我们打败打胜无所谓，所以我们肯定要失败。我们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人文精神总的来说还是人类追求的大趋势，尽管落后打败了先进文明，打败后中国仍要搞人文精神。明朝被满人入关战败了，明朝文化是先进的，努尔哈赤的文化是落后的，满人入关后仍要搞人文精神建设，所有外族拿下中国后都要变本加厉地读“四书五经”、祭孔，最后都要搞文化建设。
美国历史短，有活泼的生命力，没有那么多穷讲究――在地铁里高声喧哗的都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都会看报纸默不作声，虽然粗俗但有生命力，它也知道搞文化建设。建设的核心是从修身开始。如何修身、如何待人、如何做事，专家学者会讲得人昏昏欲睡。我认为从武侠小说中可以得到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启迪。我反对学校老师随便没收学生的武侠小说，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当过语文老师，和我一个教研室的语文老师曾经没收学生的小说，过了一会儿他的儿子去了之后就开始看。我最早讲武侠小说是我在当中学老师的时候，学校领导让我给学生讲讲不要看武侠小说，要读一些高雅的文学作品，我说：“行，但是我要讲让他们读武侠小说。”我讲了武侠小说各方面的价值、意义，坚决支持同学们读武侠小说，但不要偷着读，一定要光明正大地读，因为偷着读的是坏书，如果认为是好书就光明正大地读。我们开班会讨论武侠小说，还要写作文，通过武侠小说提高我们的作文水平，让读武侠小说成为乐事，当年的学生还有人在回忆这件事情。
武侠小说包括中国人的人文思想、人文素养精神。不同国家人文精神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中国武侠文化所讲的人文精神，我体会在下面几点。
第一，武侠小说提倡“内功”胜于“外功”
武侠小说的术语中有一个“内功”，有一个“外功”。我也练过一些气功，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过很多气功。我练功是用来琢磨找内功，有一天我和一个师兄在体育馆里打坐打通小周天，我忽然感到丧失自我。知识分子有很清醒的自我意识，我们受西方思想影响很深，老保持一个清醒的我，这和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主张“无我”，庄子是气功大师，达到无我。有一天我到了这种境界，觉得我自己要没有了，脑子里白茫茫一片，但那时我还隐隐有一丝自我，多年的科学训练使我不能放弃这一丝自我，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子邪劲一下子就恢复了自我。我能够描述是因为当时我还有一点自我，让我想起小说《红岩》里被敌人打了注射剂后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把持自我的描述，我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钢铁意志没有放弃自我。我师兄说我功亏一篑，说我马上就会打通小周天。我说这件事太危险，如果我不控制自己，我不知道我能成为什么东西。我承认我到过这个境界，起码是到了边上，我知道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境界。有了这样一个境界之后可能是我们所说的内功上升到一个层次。而“内功”是现代词汇，古代并没有，古代的战争文学、武侠文学没有“内功”这个词――《水浒传》中没有讲武松、林冲、李逵谁的内功好，《三国演义》没有讲赵云、张飞谁的内功好。现代武侠小说对武打的描写越来越细腻，且出现“内功”这个概念，内功越来越重要，“内功”胜于“外功”，这个东西恰恰出现在民族衰落要走向复兴的背景下。古代武侠小说的背景是中国很强大，甚至是世界的中心，不需要强调内功，现代武侠小说忽然开始讲内功。其实凡是非常有名的大侠、武术家，据行家看，他们都不是一流高手，真正的一流高手都是不出名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按照武术的哲学，练了武功之后不是出来打架，出来赚钱的，所以我们肯定不知道有名的高手，越有名的人可能越差。武术冠军绝对不是高手，高手不会参加武术比赛，参加武术比赛有悖武术精神。霍元甲是大侠，但他很年轻就去世了，有人说霍元甲是被日本人害死了，也有一种说法是霍元甲遇到内功高手。霍元甲的问题在于外功太强内功相对比较弱，武术讲究“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武林高手是内功特别强，不是靠肌肉、靠蛮力，霍元甲的内脏没有修炼好，一拳打出去有一千多斤的力量，可以把人打死，但自己的内脏也受伤了。比如一个铁箱子里面装的是玻璃，别人打你的时候不会打破铁箱子，但里面的玻璃会碎。一个商船上放着一个大炮，一炮开出去很有威力把敌人的船打沉了，但自己的船也受伤了，因为甲板承受不起。霍元甲吃亏就吃亏在此。“内功”后来得到了武侠小说家的继承，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时代，一流高手一定是内功高手，令狐冲这样的高手除外，大多数的高手都是内在力量非常强大。我们看武侠小说出场的武侠人物，使用的是很奇怪的兵器的肯定不是高手，越是大侠拿的东西越简单，甚至是赤手空拳，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就是靠手而天下无敌。这后面包含的是儒家思想，中国人讲究靠内在修养去征服世界，而不是过多地依赖于工具。西方人的理念是工具第一，西方社会进步就是工具的进步，不断改进工具，微软Windows95、Windows98、Windows2000、XP，一代一代更新，西方跟着工具走，最后成为工具的奴隶。中国人也在不断改进工具，但同时强调人不能成为工具的奴隶。总是强调工具要为人所用，总是警惕人不能成为工具的奴隶，毛泽东一再强调：武器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掌握武器的人。其实这都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讲究“修养第一、觉悟第一”。武侠小说中常写学了乱七八糟的花招都没有用，无招可以胜有招，简可以胜繁，内胜外，这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具有极大的启示。你不要把武侠小说当成练武术的教科书去读，武侠小说内的功夫是不能练的，它是人生的一个象征，象征我们要注重内功的修养，不要注重外在的东西，不要注重你是正教授还是副教授，你是正科长还是副科长，那都是外在的。首先你要关注你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力气，现在你要问问自己：“我读了多少本书？我有哪些具体的能力？我办事能力如何？我教育孩子能力如何？”各方面的能力你自己问问自己，这些就是你的内功，人要追求的是内功的充盈，人外在得到的东西和内功并不一定都是相互匹配的，你有处长的能力但你当了一辈子的科长，你有科长的能力但你当了很多年的处长，你会选择什么？这是对人的拷问。最理想的状态是有处长的水平当了处长。但人生是复杂的，社会上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的，这是理想，大多数情况是人不在其位，你所应当得到的和你实际得到的不一样。很多文学家都有这方面的牢骚，李白、杜甫都是这样。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被重视，这时你要去问问自己的内功如何，内功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会越来越强。北京大学到用人单位调查自己的毕业生的情况，大多数的反映是北大的毕业生后劲比较大，刚来的时候可能不太愿意听领导的话，有些清高，有些散漫，但干活很好，且越往后越好，说明内功强，肚子里的东西多，内功强可以随时转变。招数不是根本性的而是次要性的，招数可以变化，理论属于招数，过十年就流行别的理论了，急功近利找招数、用花招障人眼目不可取。几十年前我们流行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解释一切问题，阶级斗争这个招数的确是很有威力的，大多数问题用阶级斗争的镜子确实可以看出来，这一招很管用，但它不是内功。现在不流行阶级斗争，现在流行别的理由，现在流行女权主义者，拿着女权主义的镜子一看，到处都看到男女斗争、性别斗争，似乎看出很重要的问题，但其实都是表面的。列宁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我对学生说：“理论要关注，但最重要的是内功，上了几年学到底读了多少本书，这就是你的内功。肚子里装了2000本古今中外的小说，走到哪都不愁没有饭吃。不管理论怎么变，东西装在你的肚子里，随时可以拿来用。”如果只学了一门理论，理论好像不管用了。我反对学生只学一门非常狭窄的专业技能，你要超出自己所学的专业去博览群书，把这些东西当成你的内功，不要认为这些东西没有用，不要追求什么东西都能排列出漂亮的组合拳，它放在你的肚子里会有用，你不知不觉会把这招使出去。郭靖练武功是内功特别强，强到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使什么招，郭靖的反应是比较笨的，没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的脑子比身体来得慢得多，当有人打他一拳的时候，他的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手已经出去了。我们在学习工作中要强调内功胜于外功，我们每个人、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都应当强调“内胜于外”，其实就是真的胜于假的，这样能摆平自己受到的不平的待遇的心态。人追求的是真的功夫，不追求别人的评价，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要求别人理解你，你自己理解你就可以了。
第二，忍者无敌的思想很多人认为武侠小说是教人打架，是弘扬暴力的，这是没有好好读书的想当然的说法。批评的人大多没有读过金庸的小说，或者是反对之后再找来文章读，是给自己的言论找依据。真正读过新派武侠小说才发现，中国的武侠小说绝对不是弘扬暴力的。金庸的小说总是讲“冤冤相报何时了”，总是讲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在武力上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金庸有一部很不重要的小说叫《鸳鸯刀》，武林人士苦苦寻觅一对宝刀，因为宝刀上有天大的秘密，后来终于找到这对宝刀，秘密就刻在刀上，前面写着“忍者”，后面写着“无敌”。中国的秘密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们的招数堂堂正正告诉你也没有用，知道了你也无法制伏我。大人物如毛泽东都是搞阳谋不是阴谋，毛泽东的大多数思想不是从马列主义来的，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巧妙地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忍者无敌”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可以有斗争有暴力，但最高级的是“忍”。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武功很高，但不是武功最高的，他的武功可能被怀疑，但这个人身上体现一种“仁义”的“侠义”的精神，体现一种真正侠义的心。“侠”是奉献，“仁”是奉献、仁爱，不顾自己的痛苦，关心天下人的痛苦。反面人物、邪派武功往往以阴谋出现，阴谋诡计可以得逞于一时，但在长时段内是不受欢迎是失败的；在长时段内强调“忍者”，讲仁义道德的人经常吃亏，但时间长了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吃亏。人生有多少亏可以吃？被人家骗点钱被人家骂了一顿也不算吃亏，你最后获得的心灵收获可能是最重要的。武侠小说中弘扬的精神是“忍者无敌”，在武功里最高的可能是阴谋诡计，但比阴谋诡计更高的是仁义道德。孔夫子一生讲仁义道德，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成功。孔子不是成功人士，不被别人接受，在哪个国家都待不长，但他死后他的思想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核心思想，尊称他为“圣人”。没有仁义道德，中国文明不可能持续这么久，其他湮灭的西方古代文明都是阶段式的，今天的希腊人与古希腊人没有关系，只有中华文明是一脉延续下来的，我们的精神里依然淌着孔子老庄的血液。
第三，修炼之道是勤奋与觉悟相结合我们要把练武术看成是人生修养的过程，人活着除了满足温饱之外就是要修养自己的精神。当年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解决温饱后要重视修养问题，这也是儒家问题。怎么修养？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没有天生的大侠，没有人天生就武功盖世，大侠都是经过艰苦磨难的过程。郭靖非常笨，别人练一遍他要练十遍一百遍，但他反复练，一直练到功夫和身体成为一体，成为一种本能。有一次洪七公教黄蓉“逍遥游”，黄蓉学一遍就会了，郭靖很羡慕，让洪七公教他，洪七公说不适合郭靖。郭靖靠的是勤学苦练，这很像我们人生的早期，我们人生早期要以勤奋为主，到一个单位工作的早期也是勤奋的过程，功夫不熟练的时候就要勤奋，读书、待人接物都是勤奋第一。不是每个人都有聪明劲，有一句话叫“笨鸟先飞”，在我看来知道先飞就已经不是笨鸟，知道勤奋的人是很聪明的，聪明人才知道勤奋的重要性。但光有勤奋还不够，还要加上觉悟。武侠人物中成为大侠的很多都有奇遇，或是遇到名师，或是发现一本秘笈，或是从一个场面中悟出一个道理。人生需要勤奋与觉悟，勤奋与觉悟的关系很像苹果落到牛顿的头上――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在此之前肯定有很多勤奋在前面做铺垫，在这一刻聪明爆发，这两个加起来才能觉悟，忽然上了一个层次。这其实是禅宗“渐悟与顿悟”的道理，禅宗结合了中国哲学，又高深又通俗，大家都可以接受。平时我们要渐悟，渐悟多了才有顿悟的机会，顿悟的机会才多。有朝一日顿悟，更上一层楼。机遇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这样就把练武功的过程看成是人生修炼的过程，平时主要是勤奋，抓住机会去觉悟就可以了。
第四，做人的最高境界问题在兵荒马乱时人们只求活命，诸葛亮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解放后人民生活安定了，现在物质生活提高，现在人的迷茫、痛苦为何多了呢？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干什么好，存在思想境界的问题，即个体生命的归宿。人活着是有欲望的，欲望分为很多层次，最低的欲望是活着，然后是吃饱，然后是吃好，等等。鲁迅认为是三个层次：生存、温饱、发展。发展的最高层次是什么？古人觉得发展的最高层次是长生不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始皇。秦始皇做到了满足人生的一切欲望，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追求长生不老。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残酷的事实，既然人总是要死的，就出现一个怎么死、为什么而死的问题。武侠小说中提出个体生命最高归宿的问题，用金庸笔下人物的话说是“为国为民，侠之大义”，这很像共产主义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这种思想，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最优秀地继承了儒家思想，共产党人的很多精神是自己发表的，是马列主义没有的，马克思什么时间教过我们被敌人抓住后要守口如瓶、绝不招供？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这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员坚贞不屈？是从孔子孟子得来的舍生取义的精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国民党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但继承得不好，不配领导国家。共产党最好的继承了儒家思想，人民最后选择了共产党。黄世仁大年三十晚上去杨白劳家讨债，杨白劳还不起账黄世仁就把他的女儿抢走。在文化角度来看这叫缺德，书香门第的人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共产党要消灭这种缺德的事，恢复儒家的世界，减租减息，地主不能这样对待平民，所以老百姓支持共产党。爱国爱民好像是共产党提出的，金庸不是共产党，金庸对共产党有他不同的意见，他是根据形势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他讲的“为国为民”是从个体生命的归宿的角度来讲的。大侠可以想象成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在某个方面特别有功夫，是社会著名人士，可以是科学家，可以是优秀运动员，在某个方面有很高的功夫，用这个功夫干什么？赚钱享乐是正常的，赚钱后还做什么呢？满足个人的东西其实不需要多少，为人民做贡献会得到最大的奖励。为什么要将钱放在家里数呢，多累呀。应当帮助大家多赚钱，这就是杜甫所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思想。假如靠你的力量帮助别人有了广厦千万间，比你自己控制一间大房子要幸福得多。雷锋为何幸福？他天天为人民服务，因此吃得香睡得香，他与千万人一同生活。雷锋是当代大侠，大侠不一定就会武功，但最符合侠义精神。做到为国为民，最好的形象是郭靖和萧峰。郭靖成为一代大侠后，帮助大宋守襄阳，明知大宋守不住后便和襄阳城一起牺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萧峰领导着一个社会最大企业集团即丐帮，他是丐帮的CEO，他靠绝世武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他挂念天下苍生，他不是站在大宋也不是站在大辽的立场，而是站在天下苍生的立场上，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国，怎么解决两难困境？萧峰一死以谢天下。凡是读过《天龙八部》的，很多人读到萧峰死亡的段落都会为之感动。萧峰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形象之一，金庸有意写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人最好的体现了儒家思想。把生命融入天下苍生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长生不老，把自己融入全人类才会真正长生不老。
第五，自由与道义的结合新武侠不止是给读者出了一条道，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包容性很强，中国文化对人是非常宽容的，它不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中国人有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你可以为国为民牺牲，我们说你是英雄。如果你不为国为民也可以，你只要不做坏事就可以。郭靖和国家的居民一起死去了是大侠，杨过帮郭靖守了一段襄阳，但后来领着自己的爱人周游天下去了。你可以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不同流合污就是好的，在特殊情况下被迫同流合污一阵子也可以，只要能够改正就可以。中国文化是非常灵活的，儒家、道家，不行出家都可以。中国有太多的道义，太多的道义可能给坏人留下空子可钻，但还是让大多数人可以选择。金庸在冷战时期把“为国为民”放在最高层次，文学作品是不谋而合并不是谁号召的。共产党、国民党都宣扬“为国为民”是最伟大的，我们讲的“为国为民”是爱共产党，台湾讲的“为国为民”是爱国民党。今天的情况不一样，21世纪崛起的新武侠，二三十岁的作家已经起来了。他们的观念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已经有所不同，他们认为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更为重要，这是80后作家的想法。我对80后的孩子非常有好感，如果他们有幼稚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知识，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后进步会快得多，他们的环境比我们好，只要指出了正确的道路，80后是非常可爱的。我们为什么要求他们都要为国为民壮烈牺牲？时代不同了，他们需要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他们仰慕萧峰，但更愿意做令狐冲。张无忌专业特长很好，但是在人际交往、异性交往方面比较差，这很像我们普通人，人生能做张无忌就不错了。我们对人不要要求太高，要求大家都过得自由宽松可能是21世纪更重要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能够借鉴武侠精神，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使我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幸福的、自在的、愉快的人。
听众：您喜欢金庸作品中的哪个女性人物？
孔庆东：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多次回答这个问题，每次回答都显得我这个人很不专一。我喜欢很多女性人物，因为金庸写得都很可爱。武侠小说中写的女性人物其实是作为文化选择来写，你喜欢不同的女性人物代表不同的文化选择。在众多的女性中我更多关注的是赵敏，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人，金庸小说中有意描写了一些少数民族英雄，这是对大汉民族的一种反省、一种批判，也是一种“五四”精神。
听众：有人批判金庸对女性的态度，他笔下的女性只有三种结局：死掉、疯子、回归家庭。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孔庆东：首先不是只有三种结局，韦小宝的七位夫人都跟着他享福去了，还有小龙女与杨过一起过上幸福生活。你要女性成为哪种结局呢？郭襄独立建立峨嵋派，金庸笔下的女性人物归宿还是很多的。但男性的归宿还是值得思考的，男性的归宿不是死了就是走了，这是金庸小说值得反思的问题，建立繁华世界后这个人物抛弃这个世界走掉了。这里包含另外一种佛家思想值得思考，即入世与出世是结合了。张无忌、杨过走掉了，韦小宝最后恍然大悟也走掉了。
听众：作为一名普通院校本科中文系的学生，自认与名校中文系的学生存在差距，因此总存在压抑感与自卑感，有什么方法能消灭这种不良情绪吗？
孔庆东：所谓重点院校与普通院校的差距是存在的，这个存在不是个体的差距，而是机会的差距。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可以听到更多高水平的教授讲课，你们之间的差距是机会，但这种机会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弥补。一定要读高层次的书，这样差距缩小了。人和人都是差不多的，你和同学差15、20分，他考上北大你没有考上北大，你们之间的差距就在这15、20分吗？绝不是。北大也不都是人才，也有坏人、废物，哪个学校都一样。差距不在个体而在于机会，机会是可以弥补的。我从小生活在哈尔滨，我会想和北京的学校有很大差距，但我如此想没有用，我刻苦、勤奋，考上北大后发现北京的学生没有赶得上我的。所以不要总想差距，你只要勤奋地读自己的书就可以了。
听众：对现实不满意，但又找不到突破口，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将走向何处，您是怎么度过这个彷徨期的？来自于一个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谢谢您的指点。
孔庆东：这是很多年轻人都存在的问题，不但今天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有追求的人总有彷徨，比如你想干大事但人生总有束缚。30年代的人苦闷，但苦闷有突破口，过去苦闷可以去延安去投八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这是当时的突破口。现在没有八路没有延安，你也不能漂洋过海去找出路，所以路在脚下。鲁迅当年就有一个彷徨期，他专门有一个小说集就叫《彷徨》，鲁迅继《呐喊》之后有个《彷徨》，喊完之后很空虚，一看中国还是很黑暗。鲁迅认识到自己不是革命领袖只能踏实地写文章，鲁迅认识到自己不是英雄就开始认真写文章，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我们不是鲁迅，但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做对自己对社会都有好处的双赢的事情，一旦有机会再做大事，没有机会的时候做小事，平时要作勤奋的积累，等机会来了就去做大事。
听众：请问您最偏爱的金庸小说的人物是谁？
孔庆东：我最敬仰的人物是萧峰，但我知道我离萧峰太远，我根本做不到，我在努力做张无忌。金庸小说中境界最高、人生修养最高的是张三丰。张三丰100岁时已经修炼成差不多快成为一个神仙的境界，可能所有的大侠没有在功夫上能打过张三丰的，但他看到张无忌的时候揉了揉眼睛，眼睛里居然要流下泪来。这段描写非常好，神仙也是有情的，人都修炼成这个程度了，看到自己孙子辈的徒弟来了之后竟然感动得几乎落泪，写得非常真实。张三丰的境界是非常高的。
听众：金庸小说里虽然是善恶分明的，但恶人梅超风、李莫愁却演绎了一段段让我们肃然起敬的爱情，是否在道义上应当得到宽恕，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孔庆东：你后面说得非常好，恰恰证明金庸小说不是那么善恶分明的，这正是金庸小说超越以前武侠小说的地方。有些简单的武侠小说善恶太分明，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人物太简单不够复杂。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时说诸葛亮太聪明了，像妖怪似的，也没有成长的过程，不可信。金庸小说改变了这个毛病，金庸小说的人物是有变化的，好人有缺点，坏人有可取之处，且坏人有成为坏人的可信的历程。谁说梅超风是个天生的坏人，梅超风原来在桃花岛上和黄药师学武功，她也是桃花岛的研究生之一。她的老师性情比较严厉，武功非常好，但在教育学生方面不太合格，学生不好好学习他就采取暴力手段。梅超风和师兄产生爱情，知道老师不允许早恋，面对人生的考验，是要爱情还是要学历，梅超风和师兄选择了感情而私奔。有一次回到桃花岛上偷看老师教同学武功，发现连师傅十分之一的功夫都没有学到。她的丈夫问她是否后悔，她说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你不后悔，我也不后悔。”在他们心中什么最重要？感情是第一的，是最重要的。金庸把他们写得非常复杂，所谓的坏人内心是非常善良的。金庸是人性大师。
听众：金庸的小说中有大侠、中侠、小侠，都有自己的精神，您认为当代大学生最欠缺的是哪种武侠精神？
孔庆东：当代缺乏的是一种责任感。我们弘扬法制，这可能是时代的需要，但带来一个问题，人们只讲自己的权利不讲自己的责任，只讲我应当得到什么，我应当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考虑别人的权利，不考虑我能为别人做什么。现在的人很少能自我反省，道歉，认错，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都说自己没错，只要不犯法就可以做，想方设法做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事情，犯了法请律师狡辩，只要自己不受惩罚就可以做。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责任感，我活着要给别人带来快乐，给别人带来快乐你就会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快乐。我经常收到读者来信，当我看到有的读者说读了我什么书后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的人生到了什么样的境地之后，我非常满足。即使说只满足我的虚荣心，我觉得是莫大的幸福，比他给我多少钱都幸福，因为我觉得自己有意义，我改变了别人的生命，我使别人的生命快乐。甚至有的读者给我写信，我回信后他不自杀了，我收到他的信后是多么自豪呀。我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但我得到了最无价的珍宝，我使其他生命活得好活得快乐，所以我活得很值。我们生活中可以随时随地做好的事情，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那样大家都快乐起来了。现在校园里吵架都是不值得的东西，最后大家都不快乐。
听众：美国有很多侠，像蜘蛛侠、蝙蝠侠，您怎么看美国的侠？
孔庆东：外国也有我们翻译成侠的东西，严格来说“侠”是中国独有的文化概念，西方的侠和我们相通的地方就是做好事、打击坏人，但没有中国侠的精神的追求。外国侠是尊重法律，在法制范畴内活动，中国侠往往提出更严峻的问题：假如法律坏了的话怎么办？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哪一个阶级掌权就会制定对哪一个阶级有利的法律。法律从来不是客观的，法律坏了怎么办？需要无数侠客出来，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恶法，使恶法变成良法。中国侠不是只做具体的事情，他有精神追求，有生命归宿的拷问，中国侠追求知音、认可。荆轲可能就是普通的社会闲散人员，没有知音，但燕太子丹发现他是人才，视他为知音。燕太子丹发现荆轲用砖头瓦片打小鸟，给他一袋子金子打，这是多大的知遇之恩。燕太子丹知道荆轲喜欢吃马肝，就把自己的千里马杀了把肝给他吃。有一次听歌女谈琴，荆轲说女孩子的手很漂亮，宴会后给荆轲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侍女的那双手。做得很残忍，但这些手段表示对荆轲的无上认可，一个人得到最大的价值认同，才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些充满美学浪漫的精神是蜘蛛侠、蝙蝠侠所不能比拟的，他们那些侠不过是优秀的警察而已。
听众：孔先生，您在北大求学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北大给您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孔庆东：北大最难忘的事情很多，让我脱口而出的可能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游行示威，我们参与国家改革，如何让国家知道我们的声音，我们就不断去游行。北大是世界上一个特殊的大学，如果给世界大学打分评一流大学，如果评哪个学校对国家推动最大，最大程度推动国家的进步，那就是北大。北大和国家的现代化命运是绑在一起的，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北大学生喜欢用游行方式让政府知道民意、民声。我最难忘的就是一次又一次数不清的游行示威。去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大家》栏目，我说丁校长是我最喜欢的北大校长，我们学生游行不一定都是对的，有时可能我们是错的，我们每次去游行，丁校长都拦着我们不让去，说：“你们不许去，如果你们要去就从我身上踩过去。”我们不理他，把他扒拉到一边就跑了，但是每一次如果有游行的学生被警察带走，丁校长会亲自去把学生带回来。当时我们不懂事，现在我们知道这就是最好的校长，像父母一样对待学生。北大给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北大从上到下都有一种武侠精神。真正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承担一切责任的精神，这是在北大空气里弥漫、延续、代代相传的。我希望这种精神在整个中国社会代代相传下去。
谢谢大家！
樊富珉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心理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心理辅导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健康心理学》编委。
主要著作：《团体心理咨询》（2005）、《尽展你人格的风采》（2004）、《华人文化与心理辅导模式探索》（2003）等；近六年来发表论文八十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