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及美国的一些现实主义者，在参加中国的抗日过程中，他们发现蒋介石并没有用援助物资装备全部抗日的军队，而多半是装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并囤积物资，保存实力，加上官员的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使得美国的供应物资不能发生其所企望的效用。他们还了解到，“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享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但是，这些部队的装备很差，他们艰苦地转战在敌人的后方及心腹，牵制打击日军，然而还要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和山西部队的封锁。因此，他们建议建立美国与共产党的政治关系及军事关系，用租借法案的物资武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并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去了解情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等等。不过他们也补充道，任何对中国共产党的安排应当纯粹是军事性质的，并限于目前的危机。
对中共这样一个有深得民心的政党，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与苏联有极深渊和密切联系和政党，美国是有忧虑的，许多人视之为对美国利益的一潜在威胁。为此，美国政府一方面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影响，要求他们做某些改革，在一定程度内容纳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共内战削弱抗日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当局谋求直接与中共接触，建立关系，这样既可以利用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牵制日本，又可以遏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从而可以把国共两党都控制在美国手中，这不仅对当时的对日作战有利，对战后控制中国也是极为重要的。
赫尔利来华的使命有两个，即在打败日本和支持国民党政权与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的总前提下，一是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即调整美蒋关系；二是运用美国的影响，调整国共关系，以“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
1944年9月7日上午，即赫尔利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就与蒋介石进行了一小时的会谈。赫尔利首先恭维蒋介石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和全世界的贡献是令人尊敬的。接着他又向蒋表示，“中国抗战持续了很久，为了早日击败中美共同的敌人——日本，我们应互相援助。”赫尔利向蒋说明罗斯福派他来华的任务是援助中国早日打败日本，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统一中国所有的军队。蒋介石对于美国能认识到他的重要性是很欣慰的，他对赫尔利说：“我们十分欢迎你，你们的帮助是会解决中国困难的”。
10月12日，赫尔利蒋介石提出一个“改造中国”的“十点建议”，正式开始他的调处工作。此时，罗斯福已经在史迪威事件中对蒋介石做出了让步，已经有迹象表明史迪威将被撤换。“十点建议”的核心在于改善中苏关系以巩固国民政府的地位，同时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军队，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统一。
2.赫尔利到延安
对于美国的调处，延安是表示欢迎的。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经过这些年的磨砺，政治上表现得更加成熟了。斗争与妥协、盟友与敌人这些相对应的概念间的辨证关系，延安的领导人不仅在认识上十分的清醒，就是在最难把握的行动中也能十分娴熟地运用。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总是显得那样游刃有余，这使得蒋介石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也使得原本恐惧共产主义的美国人紧绷的心弦开始舒张。随着同延安接触的增多，反观同重庆打交道的经历，美国人突然发现自己越来越能理解那群革命者的选择了，虽然他们并不赞同那些人过激的方式。
10月17日，赫尔利约见了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初步了解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及中共关于解决两党关系的既定主张。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赫尔利称赞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情况，他认为：中国政府不民主，需要改进，但蒋介石为抗日的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赫尔利还告诉林、董，这次谈话是蒋介石允许的，蒋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这就是说，在他看来，蒋介石是有诚意改良政治增进民主的。赫尔利最后表示，他代表罗斯福总统来促使中国团结，决不对任何党派有所偏袒。林、董对赫尔利所言表示赞赏，并代表中共欢迎他去访问延安。第一次见面，双方的印象都是良好的，这为后面一段时间的合作开了一个好头。
10月18日赫尔利约林伯渠、董必武吃饭，双方再度进行会谈。赫尔利赞同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先由他约张治中、王世杰和延安代表举行三方会议，得出两党合作初步结果。然后，他再与蒋介石谈，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和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蒋毛见面，发出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
（魏德迈上任后首次拜访蒋介石于黄山官邸）
同一天，罗斯福下令召回史迪威，选派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职务。魏德迈到中国后，把租借物资分配权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垂涎已久的“金钥匙”终于捞到手了。
相比之下，同蒋介石的会谈进行的就不怎么顺利。10月21日，蒋介石提出自己的合作方案，希望赫尔利转告共产党方面。这一方案虽然处处都在强调捐弃前嫌同心同力抗日建国，但是，实际上处处都是要求共产党服从他的安排，对于国民党方面在合作中应尽的义务则没有丝毫的承诺。此时的赫尔利尚未成为蒋介石反共的帮凶，民主政治的理念还主导着他。赫尔利当场拒绝了该方案，并提醒蒋介石，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要马上行动，不能再等了。后来在与中共代表继续会谈时，赫尔利把蒋介石的方案比喻为：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
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在这之前，根据国民党和美国国务院的意见草拟了一个准备作为与共产党谈判基础的五点方案，经蒋介石修改、罗斯福同意后，这时由赫尔利带到延安。
赫尔利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谈了两天，他重申了自己受罗斯福总统委托居间调停的身份，向中共表达了尊敬和善意。他转达了蒋介石改良政治和平等解决争端的意向，希望中共考虑以自己提交的五点方案为谈判基础，提出修正案。赫尔利带来的草案，虽然表达了国民党将扩大民主的意向，但是既没有明确划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应承担的责任，也没有实质性的保障和约束。自始至终在强调中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隐约流露出中共为分裂之源的意思。同蒋介石打过多年交道的共产党当然不会上当，对五点方案中最核心的军队与政权问题，表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独裁已成为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大障碍，目前危机的根源正在于国民党官方的政策。
后来经过双方协商，共同草拟了新的修正案，核心是：第一，改组重庆政府为联合政府，并根据各联合政府的原则改革政府机构；第二，要确实保障人权，使人民真正享受自由民主权利；第三，在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下，中国各种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一律平等。
中共提案的关键在于改组现在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为各抗日民主党派联合政府，赫尔利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英文的“联合”与“团结”意思相近，或者他对“联合政府”的理解类似美国的联邦政府，所以他认为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对延安会谈感到满意，他说：“在修正草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他相信这几项条件是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可行办法，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毛泽东与赫尔利在延安）
赫尔利满面春风地回到重庆，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把延安协定的副本交给宋子文，嘱托他尽快转呈蒋介石。自己回到西式风格的外宾招待所，冲了个温水浴，晚饭也懒得去吃，只想躺下来休息。延安的热炕头哪有这里舒适，那儿的棉被太薄也太硬，窑洞里那股泥土气息也不怎么习惯。赫尔利比较着两地的差异，又想起两地的人，他们之间的差异呢？他越来越觉得蒋介石与自己国家的文明似乎有一种内在的亲和力，虽然毛泽东和延安的其他人在他的印象中更容易接近更加的务实。赫尔利这样琢磨着，不知不觉就合上眼，进入了梦乡。
刚享受片刻的舒适，赫尔利就被几声敲门声吵醒。宋子文、王世杰站在门外，赫尔利还以为是蒋介石阅过了延安协定，有什么新的指示，匆忙把他们迎进屋。正惊诧着国民党办事效率突然提高，宋子文、王世杰就冲着他嚷开了：“你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欺骗了！”他们拿出协定副本，嚷了很久才平息下来，一条一条指着给赫尔利解释共产党怎样欺骗他的。最后，他们斩钉截铁地并称：“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赫尔利突然发现，汉语是那样的奇妙，一个看似很简单明了的词竟然会有如此多的意思。他不禁问自己：真的被延安那些朴素、平易近人的人给骗了吗？不会的，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啦，那就是宋子文他们搞错了，这件事一定要同蒋委员长面谈。
为了促使国民政府接受协议，11月18日赫尔利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令赫尔利失望的是，蒋介石当即拒绝了延安协定草案，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联合政府和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没有赫尔利那样乐观，他认为应该先让共产党人交出军队然后才能考虑某种程度上的让步。蒋介石不想让赫尔利难堪，他解释说：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在华盛顿或者在伦敦，作为解决类似争论问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中国，由于人们的特殊心理状态，接受这样的协议就意味着他本人和他的党的完全失败。蒋介石进一步强调，如果接受了中共的条件，那么国民政府必将被中共控制。当然蒋介石不敢向赫尔利讲心里话，说明中共的条件如何破坏了他的独裁政治，所以他对赫尔利解释不能接受中共条件的原因时，总是遮遮掩掩，含糊不清，当然也就说服不了赫尔利。
赫尔利此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蒋介石的意思，于是他建议修改中共的建议，避免使用“联合政府”一词，采用两党或多党派代表组成政府的提法。他还强调说，“国民政府和中共达成协议，将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国民政府，并将防止崩溃”。蒋介石却不为所动，他对中共的提议毫不相让，正式提出三条反建议。赫尔利似乎领悟了什么，不再反对了。他所以食言，其原因就在于几乎从他到达中国的那一刻起，他就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尽量使中国所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统一到蒋介石领导下，保存现有的国民党政权，由所谓少数党和武装集团组成并无实权的松散联盟从属于国民党政权。
后来，国民党提出的复案（即三条反建议）由赫尔利转交给中共代表周恩来。12月22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会见了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宋子文，再次协商，没有结果。蒋介石坐不住了，亲自找周恩来会谈。
他不再掩饰自己的意图，以维持“法统”自命，开门见山地要求中共服从他的领导。蒋介石说：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老是要求，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
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反驳道：“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不称职是应该调换改组的。”“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着“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
周恩来凌厉的词锋，蒋介石无言以对，只能含糊其词地回答：“是的，是的”。这天晚上，蒋介石在宴请部分国民参政员时表示：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为他不是波兰政府。既然蒋介石已拒绝接受延安五条，因而国共谈判又次陷入僵局。
赫尔利因为蒋介石延误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而向蒋提出了诚恳的批评。12月蒋介石赴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做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对此，蒋介石回答说：“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做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从而1944年这一年的国共谈判也就无果而终了。
纵观这一年的谈判，蒋介石总是想用一种类似“空手套白狼”的办法把共产党的军队吃掉，而对自己的政治权力丝毫不愿拿出一点。这种做法，共产党是绝不会接受的。而蒋介石的这种手段还要玩下去，抗战结束后也玩，败走大陆时还要玩。但总是由于他要价过高，不合实际最后导致失败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