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问题是：所谓民主，就是拥有产权利益者可以自由说“不”的权力，归根结底不过是经济效果在政治中的体现。所有对民主的解释和定义都是这个民主最基本定义的衍生，而不会与这个定义相冲突。所以说，那个想去游泳的仁兄的无条件妥协显然是错的——即便从语义上说，妥协肯定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只能是投降。那么还有第二种选择，就是游泳的人死活要去游泳，而打球的必须尊重他寻死觅活的权利，怎么办呢？从打球的人中再票选出一个人陪他去游泳，而这个人同样可以说“不”，直到有人终于愿意做这个和事佬为止，这样一来：二对二似乎很公平，难道这就是民主了？民主的要素是两个，第一个是自有产权利益的确认，第二个就是平衡利益的博弈。对不合理的方案，可以选择不合作，可以大着胆子说“不”。看似我们既承认并确定了游泳者的自有产权利益，又完成了游泳者和打球者两个利益群的平衡，但这种民主是逼出来的，是大家都不愿付出代价而相互推诿的结果，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和事佬之所以愿意献身不过是因为突然也想去游泳，那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幻觉又有什么区别？所以最好的民主是必须付出经济成本的！就是三个打球的共同出资雇人陪那人去游泳——事情解决了，即尊重了合意，又尊重了制度。
谁应当为民主掏钱？就是大多数人；谁代表大多数人？民选政府。所以政府出钱搞民主是天经地义的。更何况上文所言，我们多数人不过是挣扎在“功利境界”，对民主原本就关注不够而又理解不深。联系到我国的情况，我们搞的了民主吗？显然是可以的。中国政府应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之一，由政府出面搞民主原本可以比“政协”和“人大”要更像样一点，至少可以把省委书记们和大资本家完全请出“两会”，让小民的政治代替大国的政治。这当然只是我作为年轻的“臭老九”的纸上谈兵，真正操作成功恐怕比兴建十座三峡大坝还要伟大。
我的第二个故事是我在某旅游景区直观接触到了一次村干部选举，深感中国人搞民主之不易。首先是社会动荡问题，据旅馆老板讲早在选举前一年就整天出版报、发学习资料，近半年更是开不完的鸟会。然后是时间成本，一次选举的周期至少以月计算，前期宣传和每次召集开会就更别提了。经济账不敢算，每一步都是钱，而且很舍得花钱。智力投入？很伤脑筋，平衡村里面的利益和化解张王李赵间的矛盾也是大问题，更何况还有财务、选举等制度的限制，有时候大家要集思广益看怎么钻空子。
中国是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我们山呼万岁了两千多年，至今膝盖还总有打弯的毛病。文化的影响对制度的设计是深层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算不清楚账的。何况还有“亚文化”，还有“潜规则”。民主在中国的智力投入其实是单薄的，我们的民主意识的觉醒一直要到明亡清兴时黄宗羲、李贽这些大儒的出现才做数，而这时距离现代民主的旗帜——美国宪法的出台已不过一百多年。
没有上帝可供奉的中国人往往把价值情感供奉给体制，让我们从专制的“一言堂”中走出来哪有那么容易。我们本就是在民主的荒漠中撅着屁股播种，又哪里敢奢谈草长林深的绿意盎然？对中国而言，多关注民主的成本和民主的细节甚至比一味穷究民主本身更有意义；对中国人而言，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有目的、有理由地抱怨才是对民主进程的最大贡献。
2010年11月24日
是谁碰坏了红太阳的一角
——谈中国人眼中的权力袁腾飞老师讲过一个掌故。“十年浩劫”期间，一个朴实的农民朋友开着拖拉机不小心撞上了道边的毛主席塑像。应该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吧，否则这位同志也不会在写检查的时候沉痛地反省自己：“我撞坏了红太阳的一角！”袁老师的评价是：“如果这话让美国人听到得晕过去，好家伙，我们刚登月，您就把太阳的一角撞下来了——用的还是拖拉机！”
我从未想过考证该掌故的真伪。一方面不过是调侃，拿来作什么了不起的佐证实在儿戏；一方面在那个年代，它肯定原封不动或改头换面地发生过。后辈晚生难以想象歧路之上中国官民恐怖的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于坐等受审的“牛鬼蛇神”而言是落人话柄的血淋淋的口实，“八千里路云和月”也失陷在“你是要资产阶级城市还是无产阶级政权”的狰狞拷问里！尽管如今对公权仍有诸多不满，相比较那一时候的群魔乱舞，即便屈着腰杆做人也自当山呼“尧天舜日”了。
试想一个由哲学家做长老的村落，而村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可以达到识文断字无障碍的程度，只要这个村子男女比例适中，坐落于北纬30度上，终年风调雨顺而不至对外隔绝，那它还需要民主政治和社会保障体制吗？这是柏拉图的蓝图，也是老子的蓝图。过去很不以“小国寡民”为然，而今视之，国力昌盛、百姓安居的国家多半幅员狭小、数众有节、守业知纲、懂礼习诗。我向来不以为中国的问题是纯粹的体制问题，操作体制和形成体制的单位是人，中国人如果从理论上是康德所言“不受感觉世界支配而全然服从于理性”的话；甚至退一步，在哲学家的领导下能够全民达到“往来无白丁”，我们真的不需要任何制度。
今天谈中国人眼中的权力，相比较需要言论的力量横冲直撞，闯开一条血路的时代而言为时已晚。“铁屋子”已经从中华大地上一座一座锈蚀掉，而那些曾扮演通天大道的“独木桥”也被民众遗弃在真理之声绝弦的空谷里。而今待看，铁屋子的守门人逃的逃、死的死，我们从里面爬出来并非全然倚仗信仰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只因戒备过于不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中国百姓的隐忍，你煮一大锅唐僧肉，分他们一盅刷锅水就足够坐稳“万岁”的宝座。冷落独木桥也并非是我们已把高速公路修至四通八达，真理仍然停在人迹罕至的悬崖那岸，我们在兜圈子，消耗空间来骗取时间。从这些角度看，谈“中国人眼中的权力”还当得起、来得及。
第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从不憎恨权力，只是憎恨它掌握在别人手上。得出这一论断前我们不得不澄清，中国人从未忍心或者放任别人正常地解释“权力”，我们眼中的权力其实就是特权！特权像一位有虐童癖的父亲，我们捧着被皮鞭抽肿的脸颊在镜前哭泣，又得在风雨灌进破屋时伸手向他讨要安全感；我们寂静地成长着，直到长成另一位父亲为止——如果我们的欲念没有扭曲到过于畸形，那就是下一代人的运气。
格尔哈斯·伦斯基在他的《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是由于开始的强权统治逐渐转化到后来的权利的统治过程。很显然，中国人的认识水平至今未完成由“强权”到“权力”的进化。我们在考量“权力”时，忽略了它的本质是“半开放式环形结构”，即“有诉求，有管制；有管制，有服从。”“管制”确实是一个重要连接点，但前提是我们意思表示真实且自愿的“诉求”，而后果是此一管制被接受，产生了服从的效应。这一切好像一只有缺口的圆环，不是完全闭合的——缺口即为我们的诉求。在我们无诉求的情况下，权力循环并不发生，管制也就无从谈起。没有诉求而被管制不是社会契约行为，不是社会契约行为就无所谓“公立”，和私底下讨价还价差不多。进步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形成以前就有商品经济，就有讨价还价，那时无法无天，神灵是公认的造法者——从这一层面讲，经过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和绝对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涤荡洗礼的中国人不仅不是无神论者，反倒离了神灵片刻都活不下去；而且我们不在乎神灵是黑袍白胡子还是脑袋上顶着几个光圈，能正常主持人间的讨价还价就行！
没错，在中国人看来，权力循环是完全闭合的，受人“管制”天经地义，奉献“服从”理所应当；原始的神灵崇拜又使它登堂入室，忽而神圣，未及收拾就被我们黄袍加身、贵不可言！这就是并不神秘的普通权力的特权化之路——在民主和法制的货柜前，我们贴标签比检查生产日期要熟练得多。
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当今中国，小民百姓总无来由地被驱遣。无钱无势的大学生去食堂打饭会不自觉地对站窗口的阿姨客气一点，去邮局寄信会对封纸箱的毕恭毕敬，拿着瓶盖去超市兑奖总是蹑手蹑脚，好像身上付过钱的东西是哪里偷来的。没办法，谁教打饭的阿姨总以为我有“催促”的诉求，封纸箱的小伙总以为我有“超重”的诉求，而超市的收银员苦大仇深、穷凶极恶，总以为我的瓶盖是去年攒的，这么做是要践踏党和人民的信任……于是他们擅用了管制我的权力，逼迫我服从。这是一个“被”字当头的时代，恐怕中国百姓的“被运”一大半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不太愿意搞清楚“权力”是怎么回事，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有可能掌握它，并且一定会在某些场合得到自由运用的应允。
上文说了，中国人的神灵崇拜本于无视社会契约，我们信“有”，不信“无”，换句话说——什么东西只要看得见摸得着就大大的可信。中国人高超的形象思维是造物主的偏爱，我们的祖先对生硬的学术八股不感兴趣，大块锦绣文章，字字珠圆玉润，东边一个比喻，西边一个设问。社会契约看不见摸不着，是大众对分权平权的合议之结论，哪有菜市口斩条上的红圈圈看着吓人？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缺口——不善演绎，缺乏逻辑张力；这个文化缺口偏偏就决定了中国人不会自觉地发起一场启蒙运动——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是拒绝理性主义的，乐于缱绻在不见天日的多云里。
回到对权力的探讨上，从可能性上讲，谁掌握权力都不稀奇，西方人也追逐权力，也喜欢搞权力集中，历史上不惮于自发地树立起朱利叶斯·凯撒和奥托·冯·俾斯麦这样的传奇。但对权力运用的理解上，中国人绝对深受本土文化之贻害。文化特质决定了我们打骨子里不信、也不服社会契约的存在，对权力的来源既不承认来自于公众的认可和授予，更不承认“诉求”在权力循环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东西都没有真金白银、清规戒律来的清晰可见，我们不信——而这种“不信”很遗憾本于“不愿意信”。意识不到权力的公立性，就感受不到任何制约的存在——没错，我说的是“任何”，包括法律！时至今日，中小学课本还坚定地鼓吹着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法律是胜利者的法律，但对于失败者它更有意义。掌握公权力的人不可能马上变成失败者，因此他在相当一段时期体会不到法律的意义；如果再没有文化土壤，没有对社会契约的基本认同，那就无怪乎我们遍地流氓了。
而今视之，流氓的前身都是被迫脱产的社会底层，其心理状态类似失败的无良商人，是鲁迅先生在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所提到的孔夫子一支，即儒家所形成的流氓；至于先生所言由墨家形成的流氓，今天开来：拦路抢劫、调戏妇女的至多是混混儿。
以上一切会最终作证我的第一条结论，即“中国人从不憎恨权力，只是憎恨它掌握在别人手上”。总结起来：掌握权力的流氓居多，而犹以商人为典型；商人最熟悉的讨价还价因中国文化土生土长的“信神不信邪”而获得了道义上的担保；最期望的一夜乍富又近在咫尺，而人性始终拿“贪婪”没辙。种种这般，我们就对他们滥耍大秤断无任何奇怪了。
第二，中国人不大关心权力的内涵，只关心权力的外延。
当官之后，被问到最多的话题就是“能办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显然不包括在他的法定职责以及法定程序之内，否则走正门就可以了。我们拿到一样权力，首先想的是怎么把他扭曲到极致，仿佛龚自珍先生在《病梅馆记》里写的那样。分内的事情看得见、摸得着，符合“信神不信邪”的可视化标准，但也因为确然无疑的可信而变得不大重要。相比之下，权力的外延更有意思，它在效力绝对可信的基础上相当于为权力扩充了实际运用的空间，与其说是“权力的捆绑”不如直接坦言是“权力的派生”；因为交易失败的结果很可能会影响你胜利者的身份，法律变得有意义起来——这一层面上，游弋于权力外延的交易隐蔽性强，更加安全。于情于理，权力外延对于中国人而言都是“乐透区”。
中国人认识权力的第一步不是解构“权力”，而是承认我们的文化存在缺陷，与前文的论述正好相反；中国人正确运用权力的第一步是正视我们的缺陷，同时摒弃那些提供给我们道义，逼我们放弃探讨权力本质的神灵。我们迷恋的很可能不是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占据高位后可以颐指气使，呼风唤雨——没错，仅仅那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本身就是权力的外延，更别说呼风唤雨带来的真实效果了。
最近有机会去与天安门毗邻的国家大剧院看过几场戏，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艺术，那里毕竟不是巴黎的加尼叶歌剧院，年资尚浅；倒是镶嵌在正门的“国家大剧院”几个字让我看着很不舒服。倒不是名字不对，是本身就书法作品而言字的质量和作者的质量两方面而言的别扭。直言不讳，字写得低于当今中国一般书法家的水准，但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放在如此险要的位置。两个原因不言自明：写字的人是发起建设大剧院的人和最终拍板决定的人；写字的人曾经以国家元首和中共党的领导人的身份执掌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在我走过的几个地方，北京郊区的名胜“龙庆峡”仨字是他的手笔，南京夫子庙的秦淮河畔还留着他的信笔涂抹……六朝古都上千年的人文创造被他来回勾勒，上千万年的地质变迁甚至也卧倒在他的笔墨下——这一切还只不过是那两个原因！这还都无所谓，重点在于，您不是一个合格的书法家，不像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墨宝那样可以在身死国灭数百年后仍旧卖上真正的艺术家的价钱。
我们时常会无意中发现：权力的外延什么时候延伸至如此僻静的角落！授予者堂而皇之，领受者千恩万谢——亲历者们似乎都不在乎他们正置身于权力的外延中而这对于基于社会契约而建立起的权力本身并不名正言顺。他们甚至没有给艺术家和工程师们诉求的可能，更不用说照顾造物者的情绪了。可叹的是：被剥夺诉求的大家伙也就这么闷不做声地凑合活着。中国人眼中的权力就构成看，永远不包括“权利”，而只不过是“强力”；一为“强力”，便无所谓说“不”的必要了，也是太久没说“不”，又久久生活在权力们重叠的外延里，未变成流氓的中国人多半口吃，除了发牢骚外说话大都不利索。
回过头来说老实话：我愿意免费为国家大剧院铲平刻在门脸上的那几个字，只是鉴于尊重公权起见，买铁锹的钱需要哪个有关部门报销一下……
2011年1月27日
跛足的文化与吃奶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