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说：“我有两个家。”
而李淑贤“自传”中追悔旧日“醉生梦死的生活”，以及“一个人过着飘流不定的可怜生活”……
婚后，溥仪和我休了一个星期婚假。“五一”之后第三天，也就是5月4日，溥仪跟我说：
“今天我得回娘家一趟……”
我一听，真是云里雾中。他父母都早过世了，回哪门子娘家呀……
一会儿，溥仪乳母的大女儿佩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来了，原来溥仪跟她商量好了，我都不知道。我心里头很不高兴，嘟嚷着说：
“回什么娘家呀？”
溥仪一听，笑了，赶紧哄我：“‘回娘家’呀，就是回植物园。”
闹了半天，他把植物园当作了“娘家”，难怪我不明白呢。
那一天，我们仨人去北京植物园玩了一整天。
我们是一起坐公共汽车去的。路上，溥仪跟我和佩英介绍说：
“我有两个家。一个是政协，一个是植物园。要经常来看看……”
临进植物园的大门时，他指着院内对我俩说：
“这是我的第二个家！”
正说着，植物园的田书记迎了出来。
“欢迎，欢迎！”
那个老人跟我一个劲地握手。因为，我们的婚礼田老也参加了，他认识我。
在植物园的温室里，我们慢慢地观看。溥仪自告奋勇地当了我们的导游，一边走，一边讲解个不停。在一个异常高大的植物面前，溥仪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从外国引进来的，要天天浇水，像人一样需要培养……
瞧着挺不起眼的含羞草，溥仪蹲下身，向我们示范说：
“你们瞧，我的手一过去，不用挨着它，它就卷起来了。多有意思呀……”
在千姿百态的植物海洋里，我们跟着溥仪简直流连忘返了。
田老说：溥仪在植物园学得蛮用功，快成专家啦！
溥仪忒谦虚，连连摆手：
“哪里，哪里……比起您老，我差远喽……”
中午，我们在植物园吃的午饭。在饭桌上，溥仪也是那么津津有味地畅谈着参观植物园的感受。
午饭之后，溥仪领着我到他原来住的地方去休息。那是一间普通的平房，离田老的宿舍不太远。屋外四周全是绿阴阴的树木，环境很优美。进去一看，溥仪住的屋内只有两张木板床。溥仪跟我说，另外还有一位会计跟他一起住。我瞧了瞧，那间屋子最多也不过十五六平方米大小。
除了两张床，屋内还有一个写字台，上边放着一些书，还有一个毛笔筒。地上摆着几把椅子，收拾得倒很干净。
溥仪睡的床上方，还挂着一个蚊帐。床上叠得整整齐齐，一床被子四四方方摆在一头。溥仪跟我说，这还是从抚顺管理所带回的那床被子呢。
我走过去，摸了摸那床褪色的黄颜色的布被子。后来，我带回城里，在家里把它改成了一床褥子。
在植物园的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回到家里，溥仪还跟我说，以后要多带我去几趟植物园。对于植物，我倒还是蛮有兴趣的。
我清楚地知道，就是婚后溥仪也仍然一个星期去两趟植物园劳动。实际，那时溥仪已不那么真在现场一干活就是8小时了，只是去那儿走走瞧瞧而已。他一般是星期五一早晨去，星期六下午回家。
最早，他都是乘公共汽车往返植物园。后来，直到有一次发生了一次误会。那天是星期六，一般他在下午四五点钟就回来，最晚也应该在晚饭前到家。可是直到很晚了，还不见他的影子。
我急了，于是给植物园打电话，但植物园说他早就回家了。我又给政协打电话，这下惊动更大了，那里也没他。左等右等不来，可把大家急坏了。
结果是一场虚惊。直到夜里十一二点，溥仪才浑身疲惫地回到家。
一问才知，他坐公共汽车倒错了车，找不到家，路上又不好意思问别人，实在没办法才问路找回了家。
他还没吃饭呢，我赶紧给他弄晚饭。这一天，我俩睡得很晚。
后来，政协也重视起了这件事，决定每次溥仪去植物园政协都派人跟着他去坐公共汽车，以免出岔子。星期六回家时，就搭乘植物园俞主任的卧车回家来。
有人劝他去植物园时可以向政协专要一辆卧车，可溥仪却摆着手，说：
“坐公共汽车挺好，可以多接触老百姓嘛……”
我倒不是不愿接触普通百姓，可是，溥仪对来家里的不管是什么人都热情接待，我可不太愿意。像有的人没事就总愿到我家来串门，一呆就是半天，我就挺讨厌……
毫无疑问，溥仪将植物园称作他的“娘家”只是一种比喻。
而在溥仪结婚酒宴上真正充当李淑贤惟一“娘家人”的女士，在婚后不多日，曾与她的丈夫亲自到溥仪家前去祝贺。然而，仅仅事隔新婚几日，却意外地受到了李淑贤的冷漠。
据说，这对夫妇连茶也没喝到，就被打发出了门。
在我采访时，这对老夫妇清楚地回忆说：我俩一进门，李淑贤就耷拉下了脸，勉强让我俩进门坐下。这一天，溥仪也在家里，见李淑贤对我们不热情，说话虽然挺客气，可也没太张罗招待我们。当时，我俩小心翼翼地提出来，因为生活困难想跟溥仪借点儿钱时，李淑贤当时就不高兴地沉下了脸，对我俩说： “别看表面，其实我们也没什么钱……”
说完，李淑贤就再也不吭一声了，只是眼睛看着地面，等着我们离开。
我俩当时觉得挺尴尬。再后来，听李淑贤说了一句：
“没别的事了吧……”
这等于下了逐客令。我俩起身就走了。
这不是等于让李淑贤轰了出来嘛。从此，我俩再也没登过溥仪家的大门。
以我采访者的角度来观察，细想起来，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倒不在于他们提出向博仪借点儿钱，而是李淑贤可能再也不想跟他们来往了。她惟恐与他们来往过多，说不定哪天漏了口风，“娘家人”将许久以前的旧事重提，惹起麻烦来。
另据沙曾熙回忆：婚后，溥仪和李淑贤夫妇俩专门在政协礼堂请我和妻子吃过一顿饭，说是“谢媒人”。那次是一个星期天，下午四五点钟时，我们四个人一起喝了一次答谢酒。溥仪亲自给我们夫妻倒酒。溥仪连声感谢地说：
“感谢二位媒人……”
这次专门答谢时，李淑贤却没有叫上那位“娘家人”。显而易见，李淑贤也想与旧人和旧事一刀两断，重新过起一种有滋有味的新生活。这何尝不能求得他人的理解呢？
或许是痛恶过去的旧生活，李淑贤在自己惟一的一份“自传”中，曾这样不同寻常地慨然写道：
“从我记事到现在，我真正感到精神愉快是参加医院以后的生活。过去，大好时光与精力因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生活而浪费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实在痛恨。只有解放以后女人同男人一样平等……过去，我一个人过着飘流不定的可怜生活。现在，我也一个人，可是每月有50元的收入，又有固定职业……因为有了共产党，才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何谓“大好时光与精力因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生活而浪费掉”？何谓“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何谓“一个人过着飘流不定的可怜生活”……李淑贤没有留下其他任何具体文字。
但不难想见，这绝不是一般妇女的生活，而是一种特殊的经历。这从她的“自传”的字里行间，依然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