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长官在萨克拉门托提出制定反暴动法，称假日情报处是“城市游击战——一次绝对的城市洗劫计划”。保罗·考阿提斯引用了一家店主的话来结束他的专栏报道：“我不是傻瓜，但真的要发生什么了。我刚刚看到一架飞机在天空拼写出希腊字母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希腊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它意味着终结。”
独立日到来又过去，洛杉矶没有被洗劫。暴动没有在那发生，而是发生在德斯莫内斯和奥马哈等地。在纽约市，林赛市长日夜都在哈勒姆的街道上奔走，在华氏九十八度的高温里祈求和平。在迈阿密，两个打架斗殴的派系联合在一起袭击了警察。
其他的动乱发生在有空调的舒适环境里。在巴尔的摩，曾经有一半成员是白人的种族平等协会，举行了他们每年一次的例会，一个白人修士说：“这是种族优越大会。”洛伊·维金斯说在一个白人统治的社会黑人权力“最终将会意味着黑人死亡”，因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边“调解”，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一边“寻衅”。
那是星期二。在六月六号星期三，另一家洛杉矶宾馆里，全国政府大会在惯常的狂欢游行中开幕。《纽约时报》预测，这次秘密会议将会帮助作为主持的帕特·布朗“赢得一些有用的粉丝”。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千个反战人士打断了他的演讲。
在约翰逊牧场，有位总统正尽力摆脱贪婪的记者团。而他的支持率正逐渐下滑到50%以下。根据记者报道，在加州民主党中，他的支持率竟只有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一半。
这位总统把自己的政治生涯押在举国上下对黑人自由运动的同情上。但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发表的意见书上将黑人自由运动定义为：“当我们看到无数的白人时……我们就看到一亿八千万种族歧视者。”这时约翰逊还是拒绝认输：“只要我还是总统，我们就会继续尽我们的努力来做到每个公民都能受到平等对待，每个公民都有同等的机会。”其他人也拒绝被黑人的盛怒所吓倒。1966年6月6日《纽约时报》上登出一条新闻：“在蒙彼利埃——国家图书馆信托委员会今晚以4：1的票数决定保留格罗顿国家森林里‘黑头池塘’和‘黑头山’的名字。”那些反对改名字的人们认为“黑头”只是一个用来记录水流声的词语，而并非歧视黑人。
一则出现在萨克拉门托的小新闻也登上了《洛杉矶时报》：“星期二晚上，在市中心码头区的贫民窟，一辆载满白人的汽车里射出的子弹打死两名黑人。”你也许会认为这样的新闻会出现在头版，可事实是，它被藏在报纸的某个角落里。新闻首页全被国会大厦里的事件所独占。比如：关于反暴动法的激论。帕克长官证实道：“我们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在新建筑物周围挖壕沟。”一个黑人目击者被问到：“既然瓦茨的失业率都高达40%，可人们为什么不离开？”这位目击者不解地说：“加州房地产协会不已根据14号议案处理这个问题了吗？”瓦茨议会议员梅尔文·戴姆勒说该法律将会成为洛杉矶暴动的导火索，而签署此提议会使瓦茨成为一个有独立警察部队的“自由之城”。
依照法律规定，立法议会将会在下午5点结束。现在已4点38分了。突然爆炸声响起。
“被吓坏的议员和观众们不知所措地看着老旧的煤气灯和高耸的大理石柱子。突然他们意识到这不过是国庆日残余的烟花在燃放，他们又笑了起来。”《洛杉矶时报》这么报道，并说这声爆炸无意识间缓解了屋子里人们的压力。
4点50的时候，议员们停了墙上的钟，以使他们能够继续讨论。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最终反暴动法案以30：0的票数通过。布朗州长把这次的成功评为“最有成果的立法议会”。事实上，除了禁止登陆航母舰议案和这次带有宪法意味的哗众取宠的表演以外，他们几乎没有通过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法案。
6月份，那三名胡德堡士兵被宪兵队强制囚禁。而在越南南方的海滨城市河内，佛教徒抵制美国支持的首相阮高其实施的强制性法案。不久前，他发布一个法案，规定对拥护和平的处罚生效。该法案导致暴乱大肆发生，人们涌上街头，毁汽车，砸店铺，烧美国军情处大楼以泄不满。总而言之，这是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后最恐怖的一个星期。美国士兵在越战的死亡人数达到4129人，仅仅在那个星期，就有115个士兵失去了生命。约翰逊对总统助理约瑟夫·卡莱法罗说：“我们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越南上。”
在芝加哥，金博士的活动家们也开始了新的战略。芝加哥有一条1963年通过的开放式租房法案，也就是这条法案使戴利市长敢说芝加哥没有种族隔离现象。所以有一些黑人夫妇开始拜访郊外白人区的房地产公司，并要求去看看房子。但他们往往会被告知已经没有闲置的房子了。而如果是白人这样要求的话，他们往往会受到隆重接待。
芝加哥的白人重视他们的邻居就像重视他们的家庭和信仰一样。这三者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样。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受到欧洲天主教的召唤，在这个跨世纪时期，在芝加哥的牧场和工厂工作，居住在肮脏的平房区公寓。一战期间，南方的黑人也来到这里工作。他们在同样的工厂和牧场里工作——可他们往往是最后被雇佣，最早被解雇的。而且他们做的总是最脏的工作，住的总是环境最差的公寓。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白人工人都能拿到必要的资金来改善居住环境，而黑人却没有。
二战后，芝加哥迎来了又一波的黑人移民潮。然而，没有改革家们把自己局限于毫无意义的“住宅计划”里。你可以根据70万黑人被允许住的地方在地图上画一条分界线，随便在该地区打个叉，就有白人民众袭击黑人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当战后住房紧张程度达到顶峰时，你甚至可以看到十个黑人家庭挤在一个地下室，共同使用一个暖炉，却连一个抽水马桶都没有，公寓也是被木板隔了再隔后租出去。平均每三个星期就有一件种族歧视引起的爆炸事件或纵火事件发生。市长的工作就是尽力不让这些事件出现在当地的六家日报上。因为官方称在芝加哥没有种族隔离状况。
在附近的城市里，他们被允许“买房”，可事实上他们并不能真正买下房子：银行不给他们贷款，一些没有良心的商人卖给他们合同却不给财产拥有权。这样的话，一旦他们没有及时付款，他们就会被赶出去。或者他们得挤在白人不要的废弃公寓里。有些公寓与白人的平房区隔街相望，这使得过街就如同一战时越过无人区一样危险。白人觉得针对马丁·路德·金的行为是在捍卫中产阶级的都市天堂。伊利诺斯州参议员，47岁的民主党人保罗·道格拉斯写道：
“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和纳税人，当我听到所谓的民权S3296法案的第五条时，我非常失望。这已不是民权了，它使公民失去权利。我们也是人，我们也需要有人来保护我们的权利。”
“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有过黑人住在隔壁的经历吗？为什么我们要被迫这样做呢？”
6月10号，马丁·路德·金在“士兵广场”组织了一次集会。他随着游行队伍来到了市政厅，将实现公共住房和消除贫民窟的口号张贴在市长办公室的门柱上。戴利耸肩，道：“我们没有这个计划。”《芝加哥太阳报》的专栏作家，常和戴利唱反调的麦克·洛里科反驳道：“他的意思是他们没有计划让黑人住在白人区周围。”
这是芝加哥华氏90度高温持续的第三天了。在热浪侵袭的第五天，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妻子、克罗塔在巴哈莱的家里共享晚餐。他注意到窗外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尖声喊着涌上街头。他有些心烦意乱：“我想是不是又有暴乱发生了。”
他跑到夏依洛教堂，低声抱怨道：“我已经提醒过戴利市长了，如果再不采取些措施，像这样的暴乱还会经常发生的。”他在讲坛上呼吁非暴力行动；愤怒的年轻人退场以示不满。他说服了一位警官和他一起坐下来听听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申诉——警察和金不知道的是，外面的孩子们聚集着开起了莫洛托夫鸡尾酒会。
华盛顿的文件描述芝加哥蔓延的暴力事件的方式就像是一份地方报纸的报道：“年轻人砸破窗子，冲进货币交易所，用一篮篮的旧报纸纵火。当消防员出来救火时他们就用石头砸。”“成百上千的人从窗子里或屋顶上扔东西。这里的警察和官员请求支援更多的军火弹药。”42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被动用。1000名警察不得不十二小时轮班上岗。白宫派两名司法部官员在空军喷气机上监督。
第三天晚上有8名护士被杀害。凶手叫理查德·斯派克，是一个脑子不好的白人流浪汉。《芝加哥论坛报》指出：这一系列的骚乱和谋杀都是一种社会病态的典型表现。芝加哥警署也表示，再过不久，守法的公民都将不得不住进高墙围起来的社区里。
费城与布鲁克林也发生了小型暴乱。在美国国会大厦，主管总统所提的公民权利法案的众议员曼尼·塞勒试图避开右翼法规委员会，通过国会运作以达到目的。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主席霍华德·加吉·斯密斯先生怒斥塞勒，认为他使国会屈服于所谓的黑人革命运动。
人们对此无动于衷。加吉·史密斯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者。真正让人们吃惊的是向来以温和著称的少数派领导人杰拉尔德·福特的回应。这位工业化国家的温和派共和党人投票支持人权法案。他十分气愤地站在了塞勒的敌对阵营里。
7月18日晚上，克利夫兰的一家酒馆的主人打出横幅，上面写着“不向黑鬼供水”。酒馆的雇员拿着霰弹枪在外面巡逻，警察向头顶开枪试图驱散集中在一起的暴徒。这些暴徒放火烧掉一个超市，切断随后赶来的消防车的水管。警察向一处疑似为狙击手藏匿的地方开枪，结果误杀了一位把脑袋伸出窗外向暴徒大喊住手以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在杰克逊维尔，游行示威过后，“黑人游行队伍”开始向建筑物投掷燃烧弹。第二天，一千名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成员被派往克利夫兰，两千多名伊利诺斯警卫队队员被派去芝加哥。杰克·贾维茨在参议员司法小组委员会关于民权法案的听证会上发表演说：“除非你真正地参与其中，并亲眼见过那些人是生活在怎样的条件下，不然你无法理解局势为何会如此难以控制。这是超乎信仰的力量。也许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意见不同，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达成了一致。”
北卡罗莱纳州司法部部长山姆·欧文是一个保守派的隔离主义者，他认为这正是不能提供公共住房的一个好理由。他反驳贾维茨说，如果情况真有他说的那么糟糕，“即使那些暴乱者和抢夺者能够在违背他人意志的情况下霸占别人的房屋”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不认为他们有钱搬进去。”
在芝加哥的谢尔曼酒店里，库克县民主党领导人马丁·路德·金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社会崩溃，权力中坚似乎更愿意看到零星发生的暴力事件，而不是有组织的正规的非暴力运动。”对于那些将他当作是暴乱领导者的白人来说，这话听起来更像是威胁。他还说他安排了芝加哥各街道帮派之间的停战。在纽约市政厅华丽的接待室里，59名来自纽约东部的年轻人一直在吼叫着“我们的地盘”、“他们的地盘”之类的话，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在克利夫兰市，治安维持会的白人成员射杀了一名29岁的黑人男子；而黑人狙击手则射穿了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吉普车的后视镜以威胁报复。
黑人们放火烧毁他们邻居房子的这种不寻常的行为，到底表明了什么呢？难道这是一种政治勒索，试图迫使国会通过民权法案？还是贪婪犯罪分子的投机取巧？也许是一群失去理智的狂热分子的所作所为？或许是野蛮人常用的表达感情的方式？难道道德相对主义的种子一旦种下，文明收获的正是这旋风？
然而最重要的是：接下来怎么办？他们这些人何时才能融入中产阶级的乌托邦世界？什么时候你自己那坐落于平民区的后院能够被白色木桩围起来，西南面则是白色的粉刷墙呢？有足够的治安官来对此负责吗？
政治因素浮出水面。学者们用“城市群”来代指战场。
保守派试图把一切错误都归结到自由派的头上。最高法院以5：4通过了一项决定。根据这项决定，从六月份起所有的警察在警告被捕者时需要告知他们享受自首和聘请律师的宪法权利。法官哈伦敲打桌子以示反对。拜伦·怀特法官则认为“这样是放回了一个杀人犯，一个强奸犯，只要他高兴他随时都会在街头重复这些恶行。”甚至连《纽约时报》都认为此举“不仅缺乏宪章支持，并且没有任何益处。”刚出版的纪实惊悚小说《冷血》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也称：“如今我们社会中有许多人一直感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为什么他们总是忽略受害人和潜在受害人的利益呢？”史密斯法官在初选中败给了一名自由派人士而不得不离职，他在众议院里发表离职演说：“几天前我一想到媒体就非常痛苦，感到无话可说。美国的副总统曾说过，如果他住在贫民窟，住在城市的犹太区或是马路上，他也会有‘暴乱’的想法……如果副总统激怒少数派而促使他们制造更多的骚乱，那么他将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
自由派坚持己见并列出他们的原因：“住房计划是远远不够的，”一则社论这么评说，“贫困计划也是不够的。作为最富裕的国家，我们受到的耻辱不是因为贫民窟的骚乱，而是这些不妥当的计划所导致的。”华尔街日报在一篇名为《真相大白》的社论里对此回应道：“我们认为这项职责对于美国，对于数百万辛勤工作、努力拼搏来建造富裕国家的美国人而言，是非常不合理的。该对暴力负责的既不是整个社会，也不是联邦政府，而应该是那些暴乱者和无视法律秩序的煽动者。”
理查德·尼克松则是外出环游世界，所以不想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美国参议院。弗兰克·劳希是俄亥俄州资深参议员，他站起来鞠了一个躬，以此表达自己作为一名克利夫兰市民对当地的警察、消防员、国民警卫队的感激之情，是他们维护着克利夫兰的秩序。他还说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完美的。
他一个年轻的同事，自由主义者斯蒂芬·扬对他所说的表示怀疑，扬站起来，展示了一张8月1日《新闻周刊》上的图片：一个无辜的家庭主妇身上被警察射出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扬说，“很明显，这是警察不负责任的证据。”他回忆起很久以前自己在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的经历，那时的训练效果很差，年青的战士在使用武器时非常笨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