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处郭文死刑的消息，在郭文的部队很快地传播开来。四千人都反对西穆尔登，而西穆尔登自己也极为痛苦。西穆尔登在午夜时一个人提着风灯，走进土牢。他怀着慈父般的感情看着正在熟睡中的郭文。郭文醒来，同他的恩师谈着天上人间和未来的理想。他们谈着，争辩着，两人的看法相距甚远。郭文认为革命的实际工作是残暴可怕的，未来的理想社会才是崇高的。九三年是在野蛮的基础上建筑着文明的圣殿。西穆尔登认为，从九三年“这个暂时的状态里将要产生永久的状态。这种永久的状态就是权利和义务相对，实行比例和累进税制，义务兵役制，平等，不偏不倚，还有，比一切都重要而且在一切之上的，是这条直线——法律。这是绝对的共和国”。郭文却说：“我更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共和国。”西穆尔登说郭文“迷失在云层里了”。而郭文却说西穆尔登“迷失在计算里了”。西穆尔登认为“在严峻的法律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郭文却认为“还有一切”。西穆尔登说“我只看见正义”。郭文却说他看得更高，公平比正义更高。他根本不要兵役，他要和平，他要根本消灭贫苦，首先消灭一切寄生虫，像教士、法官、兵士等等。然后，利用这些财富，开垦荒地，把公共土地分给人民，使每一个人都有一块地。要善于利用大自然，利用每一道水流，每一下磁力，利用海水这一庞大的动力。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平等，孩子，“首先交给生他的母亲，然后交给育他的父亲，再交给培养他的教师，再交给使他长大成人的城市，然后交给最高的母亲——祖国，再交给伟大的祖先——人道。”西穆尔登要郭文回到地上来，完成可能的事。指出乌托邦要有，但必须“给它套上现实的轭，把它装在事实的框子里，抽象的理想必须变成具体的观念，这样虽然少掉了美，却更有用。”然而，郭文总结他们两人的根本分歧是：“你要的是义务兵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梦想把人变成兵士，我梦想把人变成公民；你要他狰狞可怕，我要他成为一个思想家；你要建立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共和国；我要建立一个有才智的人的共和国。”在革命政权尚未巩固，敌人尚在进攻的时期，郭文的理想显然是脱离实际的“乌托邦”，西穆尔登不能说服他，只得痛苦地退了出去。
第二天，曙光出现在地平线上，郭文像幻象一样走上断头台。兵士们看见他们年青的将领引颈就戮，爆发出一片呜咽声。口里叫着：“开恩呀！开恩呀！”有的甚至报名要当替身。只有西穆尔登坚持执行法律。郭文喊着“共和国万岁！”死于绞刑。就在这同时，西穆尔登用手枪的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心脏，倒下死了。故事到此结束。
整部作品贯串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雨果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反映出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但也由于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宣扬慈悲、怜悯，非难革命暴力，进行了长篇大套的人道主义说教，因而损害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歪曲了人物形象。
小说中的郭文，是一个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军事指挥官。他的年龄是三十岁，有大力士的外貌，预言家严肃的目光，孩子般的欢笑。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咒骂。他出身贵族，从小失去父母。西穆尔登是他的家庭教师。受启蒙思想影响很深的下层教士西穆尔登倾注全力，把自己的信仰、意识、理想和智慧灌输给这个幼小的孩子，把人民的灵魂放进孩子的脑子里。西穆尔登像心灵之父那样疼爱他这个精神上的儿子。郭文长大后，西穆尔登离开了他的学生，但他经常想念他。大革命爆发以后，郭文放弃了子爵爵位和世袭贵族的地位，参加共和国军队，成了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甚至得到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等共和国首脑人物的赞扬。他奉命指挥镇压旺岱的叛乱，他身先士卒，冲杀在枪林弹雨之中。道尔这一战役，仅以一千五百人的队伍战胜了六千人的敌军，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勇敢精神。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叛军的首领朗德纳克，尽管是他的叔祖父，由于这个人策划叛乱，投靠英国，出卖祖国，郭文与他不共戴天。他以共和国远征军的名义签署了对于前侯爵朗德纳克“一经验明确属本人，立即执行枪决”的通告。他像猎人追捕猎物一样驱赶朗德纳克，经过三个月的战斗，朗德纳克节节败退，最终将他围困在祖传的拉·杜尔格堡垒，将旺岱叛乱平息了。
就是这样一个为共和国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立下卓著战功的人物，雨果却赋予他一副慈悲的人道心肠。雨果要他“打起仗来很勇敢，事后便软下来”，并且声明他不同老人、小孩、妇女、伤兵，总之一切力量比他弱的敌人打仗。在道尔战役中，一个匪徒身上流着血，手上还握着刀，郭文却叫他投降。他刀枪齐上，使西穆尔登受了重伤，郭文却还要问他：“你受伤了吗？”匪徒回答：“我还结实得能够接受你的枪毙。”匪徒愿意死，郭文却要他活，并且说：“你代表国王要杀死我；我代表共和政府宽恕你。”作者不仅要郭文按照自己那种宽大无边的人道思想行动，还借郭文的口，宣扬以恕字为核心的人道思想。郭文认为，“‘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一个字。”“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宽恕，那么胜利也就不值得争取了。”雨果为了使人道理想凌驾于革命原则之上，虚构了一个情节，让冥顽不化的朗德纳克在溃逃中听到一个母亲的悲嚎而动了恻隐之心，从烈火中救出被他当作人质而关押在碉堡中的三个孩子。这个场面竟然使革命军爆发出“如雷的掌声”。郭文也被他感动了，并且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私自释放了朗德纳克。雨果让这个富有指挥才能的共和国军指挥员做出了背叛革命的事，成为千古罪人。郭文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郭文说：“一件事使我看不见另外一件事；一件好的行为，离得我太近了，使我看不见一百件罪恶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老年人，另一方面是几个孩子，这一切站在我和责任之间。我忘记了那些被焚的村庄，被蹂躏的田野，被屠杀的俘虏，被惨杀的伤兵，被枪毙的妇女。我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我是有罪的。”是哪种有害的思想使郭文忘记了不该忘记的一切而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呢？显然，不是别的，恰恰是作者鼓吹的以“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
作者对郭文放走敌人背叛革命的行为，不是谴责、否定而是赞扬、肯定。他把背叛革命的行为描写成“仁慈”、“善良”的美德。当郭文因此而上断头台时，作者竭力去美化他，说什么“这里也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峰，郭文在这高峰上面站着，又威严又安静。阳光包围着他，好像使他站在一团圆光里面一样。”郭文口里喊着“共和国万岁”而被处死，这个结尾，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自相矛盾的思想。雨果在小说中一方面宣传革命、赞扬共和方面的正义性，认为革命必须要消灭自己的敌人，但他又将人道放在革命原则之上，说什么“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郭文的结局，正是作者这一错误观点的艺术表征。
西穆尔登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激进派。他出身于下层人民，做过乡村教士。他的正直、无私和忠勇的品质受到共和国领导人的信任与尊敬。他憎恨专制政体，憎恨神权和教士身上的法衣。他高声叫唤将来，他懂得必须有一个结束人类悲惨命运的将来，“这个将来是一个像复仇者一样的解放者”，他崇拜这个未来的巨变。他懂得对付革命的敌人决不能手软。他说：“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因此，他被委任为共和国远征军政治委员时，曾坚定地表示：“假如委托我的那个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在镇压旺岱的反革命暴乱中，他“以恐怖对恐怖”，坚持以革命的暴力去摧毁反革命的暴力。他说：“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朗德纳克很凶暴，我也要这样，我要和这个人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朗德纳克从火焰中救出三个孩子后从梯子上走下来，是他，发出了“我逮捕你”的口令。朗德纳克被捕之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明天审判，后天送上断头台。他忠于职守，执法无私。当他最心爱的学生违犯法纪，放走叛首朗德纳克，犯下背叛革命利益的错误时，尽管他内心非常痛楚，但仍然执法如山，不徇私情，坚决判处郭文死刑。
毫无疑问，西穆尔登是作者笔下的正面形象，但由于作者不遗余力地宣扬人道主义思想，对这样一个为革命一往无前，理性高于感情的人物，也给他抹上一层基督的油彩。当十九个叛军在堡垒里拚死顽抗时，西穆尔登却叫号兵吹响军号，向碉堡里的敌军喊话，愿意以自己的头和给十八个匪徒以自由作为条件，来换取朗德纳克的头。这个可笑的行动遭到匪徒们一顿嘲笑和痛骂。这种行动完全不符合人物个性发展的逻辑。因为雨果笔下的西穆尔登对敌人是冷酷无情的。作者将他同郭文作过比较：“一个是死亡的化身，一个是生命的化身；一个是恐怖的本体，一个是和平的本体。”在雨果看来，封建制度是罪恶，它造成了国家的愚昧和落后。推翻封建帝制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要铲除封建主义，建筑文明的圣殿，就必须革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有严峻的法律和暴力的行动来保证。这在西穆尔登同郭文在土牢里的对话中表达得十分明白。雨果认为法律和暴力是必要的，但并不是理想的东西。雨果一方面歌颂西穆尔登为革命执法无私的精神，认为这是革命所需要的，但又认为他是可怕的，不理想的，因为他和慈悲、恕道是不相容的。所以雨果对西穆尔登这个人物，在肯定他的同时，又有否定；在赞扬中又有批判。西穆尔登用法律制裁郭文以后自杀而死的结局，暴露了雨果世界观中的深刻矛盾。
朗德纳克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当时旺岱叛军首领若瑟夫·德·比赛叶。小说中不少的故事情节是雨果根据若瑟夫本人于一八○二年发表的回忆录写成的。
小说里的朗德纳克是法国边远省份布列塔尼的大贵族。大革命前，他是布列塔尼亲王，有“七森林领主”的头衔。他像法国许多外省大贵族一样长期住在巴黎，过着奢侈的宫廷生活。他生性残忍，是个极端的保王党人。革命发生后，他潜逃英国。他仇恨革命和革命人民，对大革命轰毁的一切痛彻心肺。他疯狂地反对革命，为了恢复旧秩序，他不惜勾结外国侵略者，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亲自组织、指挥旺岱的反革命叛军。他利用封建宗法观念和宗教信仰欺骗布列塔尼地区的落后农民为他复辟封建君主制卖命。他对平民百姓极端残忍，烧光了一村又一村的茅屋，枪杀了成批的俘虏，抢走孩子，杀害母亲。他干尽了坏事，是一个极端顽固的反革命派。就是当了俘虏，他还在高呼：“国王万岁。”
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作者还给他蒙上一层“人性”的面纱。让母亲的一声凄惨的呼嚎唤醒朗德纳克身上泯灭了的人性，让他居然在烈火之中救出被他戕害的三个孩子，“屠夫”突然变成了“天使”。作者的意图在于宣扬至高无上的人性，即使像朗德纳克这样冥顽不化的恶人，一旦良心发现，也会改恶从善。接着这个逻辑推理，只要人道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社会的理想。可是作者又赞扬革命，拥护共和。这说明作者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九三年》这部长篇小说以共和国远征军平息旺岱反革命叛乱这一事件为中心，再现了一七九三年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历史画卷，讴歌了共和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军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谴责了外国干涉者和保王党人对革命的仇视和反扑，肯定了革命是正义的事业。从这个意义来说，《九三年》仍不失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对我们具有宝贵的认识价值和一定的教育意义。
但由于作者世界观和创作思想上的矛盾，在对历史事件的描述，特别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把人道当作至高无上的真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艺术的真实，使作品散发了一些消极的、有害的毒素。
《九三年》在艺术手法上，突出的特点在于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紧扣心弦。小说以共和国远征军同旺岱叛军之间的斗争为中心线索，抽入了乞丐退尔马克和农妇米舍尔·佛莱莎和她的三个孩子的故事，由此而使故事情节复杂而多变化。尤其是佛莱莎和她的三个孩子的故事在小说中起着推波助澜、深化主题的作用。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在人物之间的关系上，作者发挥了想像的才能，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将朗德纳克同郭文的关系安排成叔祖和侄孙的关系，将西穆尔登同郭文的关系安排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但这种人伦、长幼关系在小说情节的进展中都为严峻的阶级关系所代替。这是雨果在现实主义方面获得的艺术成就之一。
其它，像真实如画的场景描写，独具匠心的布局结构，都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