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山口慎一的笔名叫大内隆雄，毕业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与田汉、郁达夫等人也有交往。此人在伪满洲时，虽是“满映”的员工，但更为人熟知的是其中国人所著的伪满洲文学的翻译、介绍者的身份。他还曾对五四运动产生过共鸣。［日］山口猛：《哀愁の満州映画》，三天书房，2000年，第95页。作为熟知中国人的他深知中国没有必要由日本人来教化这一点无疑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尽管如此，一直在“满铁”、“满映”等国策会社就职的他也对五个民族共存共生的“五族共和”的伪满洲国有着单纯幼稚的幻想。伪满洲国实际上是因日本的侵略而形成的殖民地国家，所谓“五族共和”不过是空谈而已。就这篇文章而言，由于山口慎一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所以也只能写出一些抽象的理论。可以说，像他这种人是当时在伪满洲的日本年轻人的一个类型。
3、关于“满洲电影观众心理”
前面提到，《满洲映画》通过召集满人文艺家座谈会收集“满人需要什么样的电影”这样的意见。座谈会上，有文艺家开玩笑地说，“可以找电影院经理来解答”《满人文艺家“满洲电影动向”座谈会》，《满洲映画》，第三卷第八号，1939年8月。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后，《满洲映画》都刊登了一些比满人文艺家的发言更详细、更准确、更专业的关于“满洲电影观众心理”的调查分析文章。它们是：第二卷第十期老汉的《日本映画满系电影院配给上映问题之检讨》，调查了新京各满系影院的顾客心理和顾客阶级分野；第二卷第十一期谭复的《满洲电影界决算观众心理的总分析——满人观众之卷》，“常常跑到满系影院里去直接间接向顾客或主人调查，此外并与常看电影的人以及映画的从业员会谈”，综合了二十几个人的意见，并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三卷第八期戈禾的《满洲需要的映画》花费几天时间采访了十个社会上各阶级的标准代表，以了解一般人都喜好怎样的电影。在当时的社会调查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模式支撑的条件下，这些调查也在思想可及之处尽到了人为的最大努力，试图分析到有价值的信息。另外，对“满洲电影观众心理”的社会调查既集中体现了日本侵华时期一贯的调查分析作风，也给研究中国早期电影经营活动（如上海）提供了一个参照例。
（1）老汉：《日本映画满系电影院配给上映问题之检讨》
老汉的《日本映画满系电影院配给上映问题之检讨》关于“顾客心理分析”的调查结果表示：新京满系影院的顾客到影院的心理动机有七种，详见下表。而关于“顾客的阶级分野”的调查，他分别调查了一流影院和二流影院，对统计数字的考查长达“三个月”，“又参证各影院方面人的意见”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一流影院顾客中，有个特殊的现象，多数是喜新凑趣。以对映画之认识上来说，一流馆的顾客，不如二流馆，或再上映时之顾客。二流影院及再上映时顾客的映画认识力强深的数字，为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五。”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他分析是因为“初演影院把持操纵，无理的抬价”造成的。
老汉调查“新京各满系影院的顾客心理分析”所得，笔者公表于下：
心理动机具体解释开心因为厌烦自己职业的例行事务，到影院去开心解闷。
开心者只注重浮面的肉感的刺激。贪求高尚娱乐不但希图情感的抒发，而且追求心灵的满足。这里所谓心灵的满足，不一定是艺术的欣赏，而是指道德公平裁判。艺术的欣赏不问别的，只求剧的本身的欣赏，他们常以批评的态度，这脚本如何，这导演怎样，这服饰取景……凑趣打诨好奇喜新，盲从而自鸣为新人物的，他们的目的在人而不在剧，在表面的繁华热闹，而不在深刻的艺术欣赏，要求的是明星的腿、眼、脸……媚、荡……肉感。借地盘为了会情人，为了某种欲的发泄，利用影院的黑暗场所，去解决他们的……无聊的人士，浪荡公子，拆白姨太太，不良的男女……尽量的发泄的“欲”狂，求映画以外的开心。别有用心去捣乱者亦有其人为被看而来的这是下流堕落的女性，和些色情苦闷的少妇少女，借映画影院的地盘，寻求对手，更有那自命为美男子的，为了出卖他的颜色……这类下贱苟男女，他们所坐的地方，是很特殊的，总是四通八达，惹人注意的位置上老汉发现，“凑趣打诨”、“借地盘”和“为被看而来的”观众都不少，而为欣赏电影艺术而来的“目的最纯正的观客”却是影院中最少的顾客。
老汉调查“一、二流影院中的顾客阶级分野”所得，笔者公表于下：
阶级分野一流影院二流影院或再上映或旧片重来说明眷属20%15%其中半数以上为智识女性。这是影院的台柱顾客，也就是映画的固定的爱好者。公务员10%10%此项指官吏、行员而言。其他社会上流人物，亦计入此中。商界人30%
年节假日
大于此数45%原文写“百分之十五”，笔者计算总数不合适，根据其他文字推断原文印刷有误，改为45%。
含工人其中年岁三十以上者，对映画之喜好，亚于旧戏。因新京之旧戏欠佳，故均改向影院消遣。年龄二十左右者对映画特别富有兴趣，真有嗜之若狂之概，但心理上的要求是什么不一定。其中多因商号之性质及风格而变其要求与鉴赏力。总之皆不失为好主顾。犹以二流馆及再上映之映画，此辈顾客呈盛势。其原因实有值以研究之价值。工人5%此种顾客，大半为对映画无何兴趣，另抱目的，以及无其他可娱乐之处，故以映画为消遣。对映剧之内容，常不问其优劣，特喜喜剧闹剧类。学生中学以上5%。
小学生5%15%新京对学生入影院有禁令。流浪者15%。
妓类占1/3。
失业知识分子占1/3。
无赖流氓占1/310%其他10%5%。
（2）谭复：《满洲电影界决算观众心理的总分析——满人观众之卷》
和老汉相比，谭复的调查比较简单。他发现，观众喜欢趣剧、闹剧，喜欢“大变动、大波折、惊魂动魄、幻变出奇、恐怖神秘诸类，在观众一向是未见而少闻的”影片。与此相呼应的是，观众喜欢的角色也是滑稽的、浪漫的、怪形变格的、武侠豪杰之流的、有特殊技艺的角色。
尽管调查简单，谭复也调查出了一定的实情，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切身体验的基础上对观众如此喜好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满人观众如此喜好的原因在于“满人对映画的观念”——“映画就是一种戏”。当然，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满人对电影的观念，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国人对电影的观念。在满人/中国人的观念中，演员是“不太光明”的。既然电影是“戏”，那就是一种“玩艺”，而“玩艺”就是“供消遣娱乐的”。电影在电影制作者、电影评论者眼中已然有艺术的自觉意识的时候，在当时的电影观众的眼中，却不尽然。在谭复看来，他们去电影院的原因是：
“为了无聊，来消遣来开心，找新趣味，尝新口味的娱乐里，来找够本。这够本不止于所尝所享，是实打算盘，核核值是不值。这值与不值的标准，是拿着某次所占过的便宜为本位，若比当时的便宜，觉得不上算，不够本，便要胡道一气。”
（3）戈禾：《满洲需要的映画》
戈禾的调查照顾了被采访者的阶级分野，询问了跟谭复的调查一样的问题“您喜好的哪类电影”，不过采访比谭复更深入，因为了解到被采访者为什么喜欢某类电影。他采访了官吏、教员、老翁、农夫、商人、工人、学生、少妇和少女，虽然每个被采访者的喜好不能完全代表同类人的喜好，但是他们在回答中所体现的类型意识以及对每种影片类型的感知效果却有积极意义。
从被采访者的回答中，笔者归纳出回答涉及的影片类型各自的优越性，见下表：
影片类型优越性侦探片带有神秘性的，有时候绝处逢生，有时候别有洞天。它能给予趣味的思索，它能振起平凡的情绪。社会写实片最能予一些实际的知识和愉快。社会片含着世道人心，伦理各意味，于娱乐之外还算得上良好的社会教育。爱情片能矫正歪曲，更能助长爱苗。
最没有类型意识的是两种回答。一是农夫说“希望看高楼大厦、飞机、火轮、金銮宝殿那种片子，好给我们开开眼长长见识”；二是少女说“我说不上来什么影片好，更叫不出名字来，实在要追问，我只好说像那样温存的、美丽的、和平的比较好，至于怎样好法？侬也不晓得”。
以上调查分析，在今天看来，仍然颇有参考价值。虽然调查手段原始，但是眼光犀利，能发现问题。老汉调查顾客阶级分野的数字比例很粗糙，但是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新京甚至伪满洲全国国民的观影的大致状况。谭复的调查结果在《满洲映画》的此类讨论中，也有独特之处，但是放在整个中国早期电影史的电影讨论中，就有点陈词滥调了。戈禾的调查带有一定的趣味性，缺少科学性。
4、关于“对满洲电影的意见和期待”
《满洲映画》第三卷第八号集稿刊登特辑《对于满洲电影的意见及期待》，有孟原的《电影的文化使命与满映》、璇玲的《时代风雨中的满洲电影》、秋萤的《碎语抄》和旋风的《所期待于编剧、导演及演员者》四篇文章。争论焦点始终在电影的教育性和娱乐性之间摇摆，而这既是当时伪满洲电影面对的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又是中国早期电影史电影功能争论的一个不并新鲜的延续。
孟原认为，影片制作当局应当顾及电影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因为“电影是含有教育与娱乐的使命”。“影片要真正是站在的艺术的立场，去阐明一个社会问题，或者是一个人生问题。”对于“满映”“脚本荒”的难题，他认为可以通过把“世界名著脚本化”、拍摄历史题材的影片、拍摄“基于伦理而不麻醉大众为主体”的社会片以及拍摄力所能及的科学片。
璇玲以抒情的语言感性地表达了自己对满洲电影的期待。他说：“我们不要学着说谎，我们不要麻醉的刺激，是需要真实的来揭开了生活的根底，表现着一些关系由生到死的大问题。”换成通俗的话说，就是需要拍摄不迁就观众的低级趣味、反映客观现实、洞察人生真谛的有着教育、启发意义，令观众深思，而不是一时行乐的电影。
秋萤批评了“满映”第一次募集剧本的广告上要求“纯娱乐”剧本的做法。他认为，“把电影当做了娱乐是一个严重的危害，无论哪一种艺术，都是应该有一种超乎娱乐的任务”。接着，他提出了自己对于伪满洲剧本的希望，希望剧本作家能够“不迁就观众”，“在这困难的情形里开拓一条新路”，写制成“一些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与生活密接有联系的真实性”的剧本。但同时，在他面对电影的“资本”属性的时候，也理解到“想要写提高大众意识向上的题材”的剧本，实际上有着相当的困难和矛盾。他总结了一句富有哲理意味的话，“真正大众需要的，未必是大众能接受，大众能接受的，也未必是他们应该需要”，并且做出了解释。原来“题材太浅了，或着重于低级，不但与他们（大众）生活毫无启示，并且更有危害；太深了，他们又不能接受，而成了徒劳”。
旋风的文章对电影剧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觉得既不应该“主张生硬的说教”，也要“绝对排斥糜烂的、麻醉的、毒害观众的‘纯娱乐’”。另外，他对于“满映”早期故事片的导演和演员表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导演未导，成了“通译”，而演员未演，除了模仿，还是模仿，毫无创造性可言。
在这一期《满洲映画》上，除了以上四篇归于《对于满洲电影的意见及期待》特辑下的文章外，还散登了其他以《我对于满洲电影的期待》、《满洲需要的映画》、《期待着“满映协会”的将来》、《谈教育片——满洲所需要的电影》等文章。对伪满洲电影的期待大致是：要适合伪满洲的风土人情，要提倡真善美，要富有人生意义，要发挥娱乐以上的功能去迎合人生的需要等等。总的来说，对“满映”电影的看法和期待大同小异，对以前的“满映”故事电影成就持否定态度，提出的意见即使是提倡教育，也是偏离电影制作当局所提倡的国策意义的。
小结：
尽管《满洲映画》做了若干的努力，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甚至可以说以失败告终。建刊的初衷也成为《满洲映画》办刊失败的重要原因。《满洲映画》第四卷第十号（革新号）的《革新辞》这样写道：
“抚育本刊最初的暖巢，是满洲映画协会，三年以来，便辅佐着它的母体，为开拓电影文化而在努力着，无论是艺术的，国策的，宣传的，本刊曾本诸同一的目标，统一的步伐，共同的精神，向前迈进着。
可是，在那个时代，满洲映画杂志，还没有走路的资格，它是被抱在满洲映画协会母亲的怀抱中的。当时，也曾蒙爱护本刊的读者们，用崇高的热情鞭挞、指导，但是所得的反映是失败，失败，第三个失败。三年以来，在读者们的热情期待下，而它本身，竟像是沉落在不自觉的半昏睡中，一直拖到现在。
因为它有母体，它是居住在生育它的暖巢中的，三载的期间，用它的血，用它的汗，用它的全生命，奉献了给它的母体。虽然有数万青年的友人，在外面向它招手，呼喊，要求它走出家庭，结果是失望，失望，第三个失望。”
不过，无论如何，《满洲映画》还是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它的使命，为满洲映画协会的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也为今人了解伪满洲、伪满洲观众、伪满洲文化、伪满洲电影等提供了颇为丰富、生动的材料。
四、配放策略
所谓配放策略是指“满映”电影的配给、上映策略。配给就是影片发行；上映特指在伪满洲国国内的固定放映（即影院放映）和巡回放映。
就上映而言，“满映”一方面直接投资影院建设，一方面在伪满洲国建立巡回放映机构。前者上映的可以是上海片、满片、日本片、朝鲜片、欧美片等，但是后者巡映的往往是满片和日本片。还有，前者会有也许丰厚的收入，后者往往是免费巡映，关心观众人数，而不是影片收入。
这一时期，影院建设还算成功。1935年，伪满全国只有影院76座。其中除了大连、哈尔滨建立影院较早、影院数量较多之外，其他各大中城市影院数目都比较少。如伪满首都新京仅有影院五处，当时奉天也只有影院六家。要扩大影片发行量，“满映”认为应该首先增加影片放映场所。于是，划出部分投资，积极发展电影院，尤其是“市县电影院”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到1940年末，伪满全国影院已发展到144座的规模。［日］市川彩：《アジア映画の創造及建設》，国际映画通信社出版部，1941年，第138页；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