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满铁”和“满铁”的电影活动
一、“满铁”概述该部分内容主要参考［日］原田勝正：《満鉄》，岩波书店，1981年。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继承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即中国辽东半岛——关东州的租界权，和中东铁路南部线长春至旅顺铁路及附近的港湾等事业的经营权。对于前者，日本设立军政合一的关东都督府，后于1919年实行军政分离，分别设立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对于后者，则设立了“满铁”。
“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年，在大连设立。就法人资格而言，它是根据日本政府特定法令设立的特殊公司。从发挥的作用来看，“满铁”首届总裁后藤新平说，“满铁”担负主持满洲殖民政策之实际责任。会社资本总额为两亿元，其中一亿元由日本出资，按计划，政府官股以外之股份在中日两国人中募集。然而，官股之外的股份却“根本未向中国人募集”。［日］原田勝正：《満鉄》，岩波书店，1981年，第2页。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所谓的“特殊公司”。“满铁”和“满铁”部分投资的“满映”都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特殊公司”，即根据特定立法建立的公司。伪满的特殊公司是日本垄断资本与伪满政权的合资经营。《满洲经济建设纲要》第三项规定：“具有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原则上实行公营或交由特殊公司经营。”转引自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7页。
“满铁”这个特殊公司表面上经营铁路，实际上是多元经营。有“满铁康采恩”和“满铁王国”之称。铁路交通事业是“满铁”多元经营之冠，它还包括港湾、水运和公路运输业。其次就是“满铁”煤铁矿业。另外，还经营刺油、旅馆等各种事业。其中“调查部”最有特色，它被称为“日本最好的智囊”，负责对华研究调查工作，对日本中国学有巨大影响。
“九·一八”事变之后，“满铁”的职能进一步扩大化。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满铁”不仅承担起伪满经济政策和计划的起草工作，还直接参与筹办和投资于作为统制经济主要企业体制的特殊会社。伪满特殊会社设置原则是“一业一社”，实行行业垄断经营。
二、“满铁”的电影活动该部分内容主要参考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
“满铁”的电影活动以伪“满洲国”建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一）伪“满洲国”建国以前
“满铁”在1923年设立映画班，隶属“满铁”社长室文书课，而非专门负责各项宣传工作的弘报系，1928年才改由弘报系领导，由芥川光藏主持。映画班在“满铁”本社车库的二楼，设有办公室、机械器材室、编辑室和洗印所。当时有行政、摄影和洗印人员20名。映画班一开始时是自己洗印样片，直到东京日本照相化学研究所（PCL）成立。
这一阶段的“满铁”拍摄了随军（日本关东军）新闻纪录片。如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的经过，以及日本关东军侵犯中国吉林、长春、齐齐哈尔、锦州等地的情况等等。
纪录片制作完成后，就是开展日本国内各地和中国东北各地的巡回放映工作。负责日本国内放映的是“满铁”弘报系的宣传班或“满铁”其他部门成员、关东军、其他日本组织成员等，一个班3—6人不等；而中国东北（“满铁”铁路沿线各城镇）的放映由日本关东军亲自操纵，一般是把“满铁”和关东军掌控的汉奸组织“自治指导部”的人员组成电影宣传放映班，在中国东北各地进行“宣抚”放映，一个班6人。巡映周期为半个月、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左右。巡映强度大，快的话则一天半转一地，慢的话也是三天转一地。根据《满洲事变和满铁》，第409—第414页提供的巡映信息估计出的大概情况。所以，也可以说“‘满铁’的电影活动，从一开始就和日本关东军的军事侵略紧密配合在一起，成为关东军的一个喉舌”。胡昶、古泉：
《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第18页。
（二）伪“满洲国”建国以后
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满铁”拍摄纪录片的题材不断扩大，在扩大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闻纪录片和专题纪录片的实际分野。新闻纪录片开始纪录重要人物（如溥仪、郑孝胥、关东军司令官）、重要组织（如李顿调查团、协和会）、日本移民团或者日满儿童使节的互访活动等。在1933年后，专题纪录片开始成为“重点片”。尤其是在1936年10月“满铁”将映画班扩充壮大成为“满铁映画制作所”以后，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专题纪录片分门别类地被制作出来。直至1937年，“满铁映画制作所”已经有摄影技师6人，其他技术人员20人，拥有摄影机18余台。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下半年，共完成专题纪录片20多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是《满铁三十年》。之后，在经历了从“满映”调来的吉田秀雄、筧太郎担任所长的时期后，满铁映画制作所于1941年6月1日被“满映”合并，结束了自己的历史。留下来的约20名职员被安排在隶属于“满映”大连事务所。
尽管“满铁”电影在日本国内和中国东北巡映，但是“满铁”电影的主要使命，在日本人看来，是“通过电影向日本内地介绍满洲事情”［日］林顯藏：《芥川光藏氏を悼む》，《キネマ旬報》，1942年8月11日。或者说“借‘满铁’的手对外介绍宣传大满洲的国策电影”［日］山崎真一郎：《慈父を失つた氣持》，《キネマ旬報》，1942年8月11日。
三、芥川光藏有关他的经历请参照［日］山口猛：《哀愁の満州映画》，三天书房，2000年。
芥川光藏是一位与“满铁”电影活动密不可分的重要人物。芥川光藏是一位基督徒，在报社从事映画评论工作时，被曾经就职过的“满铁”发掘，于44岁开始从事电影制作工作。他虽是一个“性情温厚”的人，却狂热地爱上了纪录片，被日本公认为“电影界的先觉者”、“纪录电影的开拓者”［日］村治夫：《記錄映画の開拓者芥川さん》，《キネマ旬報》，1942年8月11日。
芥川光藏被公认的代表作有：《秘境熱河》（1936）、《草原巴尔嘎》（1936）和《娘々廟会》（1940）。《秘境熱河》该片共5卷，前篇3卷，后篇2卷。现存《満鉄記録映画集全12卷》卷9中收录前篇第1卷和第3卷，约15分钟。记录热河省承德喇嘛教文化民俗。该片获得第13届（1936年度）《キネマ旬報（电影旬报）》“最佳影片”第10位提起［日］《哀愁的满洲电影》，
山口猛“キネマ旬报十佳影片”虽然这个叫法听起来不错，但仔细想想却存在问题。即便是在日本上映了，但原则上满洲国的电影还是外国电影，本来是不可能成为获得キネマ旬报奖这个日本国内奖项的颁奖对象的。然而，对于满洲电影成为日本电影的评选对象并未引发任何疑问，可以说这一事件本身就是日满一体，即满洲国是日本殖民地的证据。全片分五卷，后两卷集中介绍承德避暑山庄。《草原巴尔嘎》该片共2卷，收录在现存《満鉄記録映画集全12巻》卷7中，约21分钟。记录伪满与苏联、蒙古国境地带的巴尔嘎草原上蒙古游牧民的生活和风俗。《娘々廟会》该片收录在现存《満鉄記録映画集全12巻》卷8中，约20分钟。记录满洲农民传统节日中规模最大的大石桥迷镇山庙会，用高超的摄影技巧拍摄了庙会的热闹和过节的人们的表情。该片获得“昭和十六年度日本优秀文化电影的第五位”。《伟壮的草原》，《电影画报》，第六卷第六号。
芥川光藏主持“满铁”电影时对“满铁”的电影制作方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当初，“满铁映画制作所”的电影制作完全依靠从日本来旅游的电影技术人员，但在芥川光藏上任后，“从作品的策划、原稿结构到摄影导演、编辑，乃至对录音、音乐解说都有严格要求，甚至亲自撰写题词”［日］村治夫：《記錄映画の開拓者芥川さん》，《キネマ旬報》，1942年8月11日。对一切都负责到底、要求精益求精。他的作品虽达到了能让访问日本的德国导演ArnoldFranck赞叹不已的水平，但由于芥川光藏对日本的国策深信不疑，竭尽全力将满洲拍成一片充满希望的大地。当时许多日本人都是通过他的作品认识伪满的，但实际上片中所展现的是当时受到压迫的中国人民的身影。芥川于1941年调入“满映”启民映画部，“满映”的第一部作品《伟壮的草原》成了他的遗作。
（第二节）“满映”酝酿期：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
一、“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概述
关于“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一般认为是日本关东军参谋小林隆在1933年参加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主管的“全日本电影教育研究会”在伪满召开的“电影教育讲习会”后受到极大的启发，赞同讲习会上所倡导的“满洲国文化之向上由电影起”的主张，而提议建立的。
需要指出的是，“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从提议到建立并不是一种“一呼百应”的情况。1933年9月14日，伪满首都警察总监向伪民政部警务司长提出的关于设立满洲电影研究会的文件中提到：“自去年以来，曾多次向日本人及关东军提出对制片及电影摄制活动给予援助的请求，而被那些权威人士以为时尚早为由而加以拒绝。”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第23页。虽然屡遭拒绝，但是以小林隆为中心的日本关东军联合伪满警察部门不断强调在伪满建立电影统治机构是“当务之急”。以下是文件原文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第23页。
根据目前国内状况，通过电影来使国民了解国情，并通过教育性的影片提高满洲国民的文化水平，乃是当务之急。因此，应在关东军的援助下，尽快建立一个能促进满洲电影健康发展的指导机构，电影研究会就电影输出输入、其他国家教育电影状况及对电影企业减免税等法律，都进行了研究。
笔者认为，上述引文笔者用着重号标示的词句有必要在这里详细探讨。
1、从文件提交的年份来看，它是在伪满洲国1932年“建国”以后提交的，所谓的“国内状况”显然是指“伪满洲国”，所谓的“国民”是指“伪满洲国国民”。
2、表面事实和内部事实矛盾。一份“伪满首都警察总监向伪民政部警务司长”提交的文件表面上看是“伪满洲国”的内部事务，文件内容却充分暴露了是否在伪满建立电影统治机构的决策权是在“伪满洲国”相对而言的“日本国”手里。
3、清晰意图和遮蔽意图并存。“目前国内状况”当然指伪满洲国建国这一事实，故“通过电影来使国民了解国情”是真，而“通过教育性的影片提高满洲国民的文化水平”就比较含糊了，这只有通过此后的电影事实来验证。
4、确立关东军的指导地位。“在关东军的援助下”既可能被理解为“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也可以能被理解为“为关东军服务”，或者又可以被理解为是单纯的“关东军的援助”。不管怎样，又一次证明伪满电影统治机构的成立和日本关东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5、要求和实现之间颇有距离。要求“尽快建立”，但是从小林隆开始有所行动到“满映”的正式成立，也历经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在日本侵占东北的十四年间，“四年”并不算短。这同时说明一个问题：之所以有伪满电影统治机构即“满映”的出现并不是像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动一样是事先规划好的，“满映”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事件，至少在现在把“满映”的建立完全归结为“小林隆”的“突发奇想”的事实不是这样。
6、健康电影标准不明。“能促进满洲电影健康发展”说明建议者认为目前的满洲电影不够健康。在“满映”之前，中国东北的电影活动仅限于放映外地和外国影片，如上海、欧美、日本等的电影，东北地区除了“满铁”、伪满各部和日本摄影师等的电影拍摄活动以外，东北中国人并没有生产影片。“健康”和“不健康”的标准是什么，在这里是一个疑问。
7、电影制作是关键。文件开头便说提出的是“对制片和电影摄制活动给予援助的请求”。中国东北地区的电影输入工作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先从北面由俄国人传入哈尔滨，后来从南面由日本人传入大连。［日］市川彩著：《アジア映画の創造及建設》，国际映画通信社出版部，1941年，第176、178页。而电影输入伴随而来的电影检查活动也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在20年代后半期，大连警察局保安系奉命对由大连入境的外国影片进行检查。”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第12页。日本名义下的电影输出工作如“满铁”电影作品的日本巡映也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文件中提到的“制片和电影摄制活动”很显然是挂靠在以中国人为皇帝的“伪满洲国”的名义下，并以中国人为主体的“伪满洲国国民”为教育对象。这种“电影摄制活动”的结果不仅需要在“伪满洲国”内放映，还需要“输出”。
8、电影法律法规形成于先。“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将研究电影企业减免税等法律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可以体现倡导者“急中求稳”的心态。和电影活动首先起于商业活动再用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整肃电影商业活动秩序不同的是，“伪满洲国”将要出现的电影活动是会在条分缕析的电影法律法规的指导和束缚下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倡导者等不及漫长的市场选择而需要建立一个准备稳妥、目标明确、执行有度的电影统治机构。
“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所酝酿的伪满洲国电影统治机构就是以后的满洲映画协会。倡导者在文件中谈“教育”和谈“提高文化水平”，而历史证明，“满映”的建立是在日本加深对华侵略，迫切需要稳定满洲国统治的形势下出现的。
二、“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的电影活动该部分是在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12月版提供材料的基础上加以分析。
“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的电影活动主要是以会议、观片、讲座等形式展开的。其电影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构想阶段，以日本关东军参谋小林隆为中心（1933年）。这一阶段讨论了电影国策研究会的任务，提出建立电影国策研究会的目的，讨论电影检查制度、文化局设置问题以及教育电影关税问题，并且选举出研究会的领导成员。研究会职位设置是会长1名，副会长2名，委员长1名，副委员长2名。其中会长和副会长之一分别是中国人张燕卿和许汝棻，其他均为日本人。小林隆出任委员长。自1933年8月28日召开研究会第一次会议以后，商定每月进行一次活动（会议）。但是由于作为委员长的小林调转了工作，该会活动一度终止。
第二阶段是研究阶段，小林隆调动工作之后（1934年—1936年）。这一阶段广泛动员，组织专业讲习和学习，观摩包括中华民国电影在内的各国影片。1934年10月，满洲电影国策研究会被再次组织起来。与会人员比第一次会议与会人员有所增加，但是和第一次会议相同的是，与会人员全部是来自伪满各部和关东军的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