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以这样的字幕为开始：“过去该岛上被称作‘化外之民’或‘番人’的高砂族，现在也普遍受到了天皇的教化，作为天皇的子民而战斗在前线或后方。”紧接着介绍了椰子林、溪谷等台湾内地的风景，夹杂着身着民族服装的居民向日本国旗敬礼的场面在内，有5分钟的时间，放映的都是他们进行农业生产、制作工艺品的情景。李香兰扮演的纱蓉在饲养猪、鸭的同时，还照顾着村里的约20个孩子。指挥孩子们捉逃跑的猪仔，一面教日语一面走在田间路上，这样的场景非常生动。村里唯一因成绩优秀而到日本留学村民们向日本国旗鞠躬的恋人三郎（取了日本名字的土著居民）回来了。三郎和纱蓉是这样一种近代主义者，他们汲水来增加水田，踏入女子禁入的湖里。村里的青年应日本军队的征兵，一个个都出去打仗了，纱蓉则照看婴儿、饲养动物，守护着后方。后来，充当村里的警察，教孩子们学习，充当医生，给村民治病的日本青年也被军队征集走了。一个大雨磅礴的夜晚，纱蓉把他送到河边，像日本人那样高喊了三声“万岁”，忽然桥发生坍塌，她被河水冲走了。纱蓉的送葬队伍走过她曾经和孩子们一同走过的道路。湖边，孩子们喊着纱蓉的名字，钟声则在此刻敲响。
影片中，出现了篝火晚会、土著居民跳着民族舞蹈的样子，极具异国情调，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但是影片开始有对着日本国旗进行日本式鞠躬敬礼的场景，还有出征青年的誓师大会，高喊三声“万岁”，等等，强调的这些场面完全遵照了日本的习俗。身着民族服装的人们向着日本国旗鞠躬，高喊万岁，这不能不说是一出奇特的场景。
在《纱蓉之钟》中饰演村里的日本青年的近卫敏明正是饰演《迎春花》村川的演员。《迎春花》的故事是这样的：
打冰上曲棍球的李香兰处于寒冬之中的奉天，迎来了建设公司分公司总经理的侄子——青年村川。他依靠叔叔的关系来到公司工作，遵照叔叔的意思住到了中国人的家里。但是他不会说汉语，于是不得不依赖公司员工白丽（李香兰），而白丽则喜欢上了村川。白丽冰上曲棍球打得很好，而分公司总经理的女儿八重（小暮实千代）也会打冰上曲棍球，两人正好是竞争对手关系。白丽心里顾虑这位经理千金，一直很忍让。八重仰慕青梅竹马的村川，可是村川很迟钝，一直没有发现她的心思。村川经常去白丽家玩耍，和白丽父亲的关系也热乎起来。有一天，他终于批评八重道：“打得那么烂，被人奉承了，给人添麻烦了也不知道，一幅了不起的样子。那是因为八重你是千金小姐，大多数人不敢说罢了。你看看人家白小姐，她回家之后也是个大小姐呢。是不是？”因为中文字幕看不清，笔者自己翻译。这话深深刺伤了八重。白丽发现了八重的心思，假借到哈尔滨出差，退出了这场争夺，想让那两个人和好，却未能如愿。八重不甘道：“我也要和你一样的工作。”然后突然回东京去了，而白丽也去了北京。村川一个人留在奉天，给住宿的人家的孩子和中国同事教剑道。
比较两部作品，可以看出——
一是《迎春花》是以喜剧风格来刻画的，与《纱蓉之钟》不同，并没有给日本式的习俗强行施加到中国人身上。《迎春花》通过初次来到奉天的村川，描绘出了日本和中国文化的差异，作为影片的一个小主题。例如村川在学汉语的过程中，知道用“你吃饭了吗”来打招呼后吃了一惊；同事问他“您月薪多少呢”，结果村川大怒，反问道：“我若是问你月薪，你愿意吗？”；问同事“你洗澡呢”，人家回答说“不常洗”，村川非常惊讶。而村川这名青年，以他一贯的逍遥自在逐渐接受文化差异。在这部影片中，人们并不会感受到八重和白丽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也看不到所谓的日本赞歌。八重是总经理千金，在地位上比较高，但白丽被刻画得更聪明、冷静。最后八重和白丽都没有与村川结合，都选择了各自的道路，告别了村川。而在《纱蓉之钟》中，三郎从日本学校回到村里，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恋人纱蓉，纱蓉吃醋挖苦道：“内地的女人那么漂亮，都不想回来了吧？”于是三郎反驳：“纱蓉，现在怎么能说这种无聊的话呢？内地的女人都很努力，和战场上打仗的士兵一样，在辛勤工作着。女人能干的活都干，就连男人干的活也都在干。”此外，还有这样的场景——青年们也想做一个男子汉，想发挥点作用，于是自愿请求出征。与即将出征的青年依依惜别时，他们的妻子这样鼓励道：“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的丈夫，不再是这个娃的父亲，你已经是一个优秀的日本士兵了。”影片中，这样赤裸裸地为日本唱赞歌、夸日本人伟大的场景有好几处。
二是配角的差异也表现得很明显。《纱蓉之钟》中，除了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其他都是日本人，总体上也是用日语制作的。因此，作品整体的完整度还是《纱蓉之钟》更高，演技方面也更流畅、自然。《迎春花》则很不一样，在这部影片中中国人演中国人，日本人演日本人，除了会讲两种语言的李香兰和她的一名同事，其他人都是用母语讲话。在日本放映时，用汉语的地方，附加日语字幕；在中国公映时用日语的地方，加上汉语字幕。在这一点上确实实现了“五族共和”，不过中国演员都是遵循了日本风格的表演，因此“满映”演员不自然的演技随处可见，例如无缘无故就笑呵呵的房东。针对“满映”，这一缺陷一直都遭到指责，由此也造成了电影本身的质量降低。
三是对国策言辞的展现程度不同。《纱蓉之钟》中，是以开头的字幕为影片开始的，而且看故事情节也能看出是一部意图昭昭的国策片。在原来的真事中，为出征的日本人扛行李的少女被河水冲走了。而在影片中描写时，则摇身一变成了感动的纱蓉不顾瓢泼大雨去送行，结果桥坍塌掉，被河水冲走。相比较之下，《迎春花》这部影片中则看不到这种很直接的国策言辞。就有一句台词有点这种味道，那是分公司总经理与白丽的父亲交流书画时，说的一句话：“日本的艺术同满洲的艺术，往大处看，就得说是东亚的艺术。”这种差异就是从1895年就开始了日本殖民、甚至已经接受了日语电影的台湾与建国只有数年的伪满洲的区别。
四是主人公的人际关系不同。《纱蓉之钟》中的纱蓉与一个同一民族的青年处于恋爱关系。虽然也有日本青年出场，不过这名青年是村里的警察，是医生，也是学校的老师，对纱蓉来说，他不是恋爱对象，而是尊敬的对象。《迎春花》中的白丽很明显爱慕日本青年村川，而且与一个日本女性是情敌关系。《纱蓉之钟》中，可以说几乎没有与恋人之间的恋爱场景，而《迎春花》则不同，虽然白丽没有与村川结合，但是他们愉快地交谈，一起吃饭，互相开着玩笑，而且李香兰还唱起了甜蜜的情歌。这是她出演的其他日满合作影片中也出现的表现。她的媚态是影片中重要的看点。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纠缠在李香兰身上的性别问题。一般情况下，侵略者往往表现为男性，被侵略者表现为女性。《纱蓉之钟》中的二人都是台湾人，不需要描写恋爱场景。在台湾，日本需要的不是日本和台湾的联系、结合，而是要确认日本比台湾更高等，并且强行表现了台湾人必须主动为日本牺牲这样一种精神。因此，纱蓉不是为了恋人牺牲，而是为自己尊敬的日本青年丧命。不仅如此，直到影片最后，也没有看到为纱蓉之死而悲伤的恋人的身影。没有一个人流泪，只有怀念纱蓉、在湖边喊着她名字的孩子们。而在《迎春花》中，白丽无微不至地照顾不懂汉语的村川，经常有一种错觉，好像自己就是他的妻子。另一方面，八重与村川青梅竹马，八重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与村川会结合在一起。不言而喻，白丽代表的是中国人，八重代表的是日本人，但是这部影片的有趣之处在于，村川最后谁也没有得到。或许，当时的日本人并没有统一的某种想法，导演把处于伪满洲的一部分日本人的形象寄托在了村川身上。村川主动对中国感兴趣，拿着和中国人同等的工资，住在中国人的家中，与中国人一起在食堂里吃饭，与中国人一起朝暮相处、生活，这样的一个人并没有选择任性的日本女性八重，同样的，虽然为冷静而聪慧的中国女性白丽所吸引，最终也没能够选择她，一个人留在奉天。伪满洲有一些日本人，他们很单纯地对“五族共和”抱着一种幻想，考虑不到伪满的本质，只想很单纯地做一个伪满洲国人，却发现现实又是那么无可奈何。
总之，从整体上看，台湾电影和伪满洲电影一样，还是很贴近国策，甚至比伪满洲电影更加贴近日本国内国策。伪满洲电影倡导的“五族共和”使伪满洲国民很自然地接受日本的干涉、接受日本人统治自己的事实；那么台湾电影倡导的“皇民化”让台湾本地居民接受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成为日本的永久国民。
小结：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据时期中国不同地区（东北、华北、上海和台湾）的电影事业呈现不同的面貌。其中华北和台湾的电影事业最为薄弱，上海因为电影事业根基深厚，所以最为发达，东北的“满映”在电影建制、制片规模上最为齐备。总的来说，无论是东北、华北、上海还是台湾，日本虽然都重视利用电影作为宣传工具，以期辅助解决当地的治安问题或者同化当地中国百姓。若详细分析各个地区的电影，就会通过电影看到各个地区的不同特征。以外，似乎还能够窥见制作了这些影片的人们的心声。有将日本统治下的屈辱生活拍入电影、不停传播的上海电影人，也有作为侵略者制作了国策片、自己却并没有完全被国策同化的日本人。虽然是在被侵略地、按国策片的标准来制作的电影，这些作品中仍然隐藏了生活在当时的人们的并不单纯的、极为复杂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