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巡回放映方面，也有议案出台。1938年8月伪满国务院弘报处、伪协和会、伪民生部、伪治安部和“满映”等单位，提出了在全满县、旗公署内设立巡回电影放映班的议案，伪满政府很快通过了这个议案。议案强调：巡回放映班“要同协和会、学校和机关团体等单位建立联系，负责对他们放映影片”。各巡映班都配备16毫米电影放映机1部，影片由各省本部定期供给；各省电影班本部为配合巡映工作，也需要每月编制影片预报。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第72页。“凡其在巡回开演的地方，多半平生莫有看过电影的居多，所以每逢开映，几乎实现‘万人空巷，盛极一时’的名言。”满映配给部第二配给系的业绩报告，《满洲电影界决算配给部门——一年来功绩与概况》，《满洲映画》，第二卷第十一期。
就配给而言，“满映”的配给是通过配给部、代办所以及同其他国家建立影片交换关系完成，所以配给对象有影院、地区和国家三种，合同事宜、配给效果有所不同。
配给部完成的是全满影院“配给统制”。1937年10月15日，在大和旅馆，招集全满配给业者与经营电影院者，研究配给实行方法。11月1日开始配给业务。后又与光耀、合成两公司签订配给契约。12月1日开始配给上海各公司出品影片。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成绩非常优良”。到了1938年6月1日与光耀、合成签订新契约，从此全部电影由“满映”统一配给。满映配给部第二配给系的业绩报告，《满洲电影界决算配给部门——一年来功绩与概况》，《满洲映画》，第二卷第十一期。
代办所有负责东京、大连、奉天（今沈阳）、哈尔滨等地的配给，也有负责在中国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的配给。比方说，在“大日本映画协会赴满洲、北支视察团”在伪满、华北活动期间，“满映”北平代办所和视察团成员一起策划成立了“新民映画协会”，“满映”通过新民映画协会在中国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建立了一批日本人经营的影院，而且主要是县城影院，使得“满映”电影和日本电影很轻松打入这些地区。
“满映”的海外配给业务是通过建立影片交换关系来实现。这种海外配给可以分两种情况：一是日本国内以及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的配给，相对来说，是很容易建立关系，且最大程度上达到“满映”自产电影的对外宣传效果的。比方说“满映”通过伪满弘报处和台湾总督府，同台湾电影公司、满台电影协会、三京贸易公司等单位，结成“满成满映配给组合”，并通过这个组织，向台湾全岛发行“满映”的影片。二是同德、意同盟国之间建立影片交换关系，这是一种更需要平衡利益关系的交换。如和德国互相交换影片的条款是包含在1938年伪满当局同德国签订的通商协定中。根据这个协定，“满映”同德国有关电影公司在1938年末正式签订了相互发行影片的协议。而同年，“满映”和意大利有关方面签订的影片交换协议也只限于时事影片。相关事实，参考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第71—72页。
这一时期，“满映”在配放方面有了初步的经验积累，建立了规模较小的系统组织，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为下一阶段的配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小结：
总的来说，“林显藏”时期的“满映”是“满映”的建立和初步发展的时期。组织结构呈粗放型。“满映”人员不断扩充，除了在伪满洲国和从日本引进日本职员以外，还着手建立自己的中国演员队伍。在宣传方面，由“满映”弘报课编辑发行《满洲映画》，不过，由于被国策束缚，《满洲映画》无论做出了多少努力，仍然以失败告终。在这一时期，对“满映”来说有两件最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征集适合拍摄给伪满洲国国民看的娱乐电影剧本和加强“满映”的国内外配给和国内巡回放映能力。和宣传不同的是，配放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再加之人才库的建立，这二者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
（第二节）“甘粕正彦”时期的“满映”
（1939、11、1—1945、8）一、组织策略重点参考《“满映”机构表》，1940年2月20日、1941年1月1日、1943年6月1日、1944年11月1日和1945年6月8日。转引自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
甘粕正彦于1939年11月1日出任“满映”第二任理事长。就任后，除了对“满映”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外，还投资一系列有助于“满映”电影事业发展的卫星机构，以最大程度上确保“满映”电影生产、发行、放映任务的顺利完成。
甘粕正彦就任后，对“满映”机构进行了五次调整，调整内容始终围绕发行放映、电影制作（娱民、启民、时事映画）相关人员和部门的调整，或合并，或分化，或升格，或取消。不管如何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姜学潜的地位却在一路攀升。第三次调整后他任制作部娱民映画处处长，第四次调整后升任制作部次长（制作部部长为八木保太郎），最后一次调整后除继任制作部次长（无制作部部长）外，还兼任企划调查局局长。以下是五次机构调整的主要内容——
第一次调整时间是1940年2月20日。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废“满映”以往之中心总务部，代之以企划委员会，“担任检讨该社企划起案及方针等重要事项”。隶属配给部下的开发课，由于“负有启蒙民众之大使命”而升格为部。经理课也升格为经理部。此外，制作部人事方面“亦采择适材适所之处置”，改善职员尤其是演员的待遇，“确保文化战士之地位与品位”。该段引文出处：《泰东日报》伪康德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转引自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第88、89页。把“时事映画”同“文化映画”相并列，设立了时事映画课。［日］坪井與：《満洲映画協会の回想》，《映画史研究》第19号，1984年，第16页。
第二次调整时间是1940年12月27日。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将制作部分化为娱民映画部及启民映画部（启发课、时事课），取消开发部，新设上映部（直营课、巡映课），将企划委员会改成企划室，新设了理事长室。
第三次调整时间是1943年6月1日。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将原来制作部下的技术课、时事映画课和文化映画课升格为技术处、时事映画处、启民映画处，并增设娱民映画处，处长为姜学潜。将企划室改成调查企划局，新设立了监察员。而原来的开发部、配给部和经理部合并为上映部，下设上映课、巡映课、经营课、配给课等等。
第四次调整时间是1944年11月1日。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取消总务部，新设厚生部（管福利和诊疗事宜），恢复了理事长室、经理部，新设资材部，制作部下设技术处、计划处和制作处三处，而以往的娱民映画处、启民映画处都改为课，皆隶属于制作处，此时姜学潜升任制作部次长。取消了时事映画处，把“时事映画”的人员和业务合并到启发课内。
第五次调整时间是1945年1月8日。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制作部下原有的三处，又把娱民课、启民课升格为处，制作部下的其他诸如总务、录音、特殊技术等均为课，直接隶属于制作部。
除进行“满映”机构内部的调整以外，甘粕还想方设法调动“满映”外面的一切对“满映”电影事业有益的积极力量，形成以“满映”为中心的强大的电影产业链。这条电影产业链是指1941—1943年“满映”先后投资的一系列主要由甘粕正彦担任董事长或理事长或社长的一些卫星机构。它们是：满洲电影总社（负责“满映”影片的发行和部分放映业务）、“满映”光音工业株式会社（专门制作和贩卖放映机及其配件）、新京音乐团（为“满映”影片录制音乐）、满洲恒化工业株式会社（专门研究电影胶片的涂布制造）、满洲音盘配给株式会社（贩卖唱片、乐谱等）、满洲杂志社（接手“满映”电影宣传）等。
二、用人策略
（一）领导力量—创作队伍
甘粕正彦上任后除了改革机构外，同样大规模引进人才。在用人方面，甘粕正彦坚持“兼容并包”和“公平均衡”两点原则。
一、兼容并包。无论此人是左翼、右翼，无论此人属于什么党派，哪怕是日本共产党，无论此人与什么人交往，哪怕和中国共产党来往密切，无论此人来“满映”目的何在，是寻找新饭碗还是躲避征兵还是来“满映”拓展新事业，只要有能力，在人才紧张的战争环境中，甘粕都合理利用投奔“满映”的人，广泛吸纳各种流散于日本主流电影体制之外的各方面的专业电影人才。
甘粕正彦甘粕正彦的个人经历表明，他是个彻头彻脑的右翼。他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以少尉军衔担任津市步兵第51连队队副的职务，而后又去陆军户山学校学习。由于在一次骑马训练中，落马负伤，从此打消了他当陆军军官的念头而当了宪兵。从1922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东京两地的宪兵分队长。1923年因为杀死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和他妻子及侄儿而服刑。出狱后，甘粕去欧洲又到沈阳，开始正式参与日本关东军分裂中国的阴谋，秘密炸毁日本侨民的民房、炸毁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挟持溥仪、建议伪满实行帝制等等。由于深得日本关东军的信任，伪满洲国建立后，甘粕出任伪满民政部警务司司长，成为伪满警察的最高头目。1937年4月调任伪协和会总务部长兼规划部长。在“满映”新摄影棚和办公楼即将落成、伪满当局正酝酿新理事长人选之际，经伪满产业部次长岸信介和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处长武藤富男的推荐，甘粕出任了“满映”第二任理事长。关于甘粕正彦的经历主要参考［日］角田房子：《甘粕大尉—増補改訂》，ちくま文库，2005年。不过，这个不懂艺术的，连“满映”日本电影人都因他杀害大杉荣而对他接任“满映”有意见的甘粕正彦却通过自己的处事风格最终折服了“满映”的中国人和日本人。
作为“满映”右翼的最大头目甘粕正彦居然吸纳了左翼电影评论家岩崎昶和日本共产党大塚有章。1933年2月，日本当局以“违反治安法”的罪名，将大塚有章逮捕入狱，1934年11月判处大塚有章有期徒刑10年。1942年4月刑满释放后，被驱逐出国。1942年8月，大塚有章加入“满映”并担任巡映课长。1945年8月15日“满映”垮台后，他还积极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护厂斗争。［日］大塚有章：《未完の旅路》，三一书房，1976年。
二、公平均衡。这点直接决定了“满映”中后期娱乐电影的创作走向以及最大程度上决定了“满映”这个日本在伪满洲国建立的国策电影机构对接手这个国策电影机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电影事业的影响。
前面提到，在甘粕正彦就任以后，有一个名叫姜学潜的中国人地位一路攀升，在“满映”的三次机构改革中，先后任制作部娱民映画处处长、制作部次长和制作部次长兼企划调查局局长。姜学潜是甘粕正彦在伪满协和会时的同事，深得甘粕正彦赏识。调入“满映”后不但负责“娱民映画”管理还化名为姜兴亲自创作剧本，如《晚香玉》。在当时，姜学潜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卖身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他的真实身份和政治态度，一直让人捉摸不透。张奕：《满映始末》，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行，2005年，第48页。直到“满映”解体，姜学潜的真实身份才曝光，原来他是国民党在伪满洲国的卧底。
甘粕正彦不但在管理层起用了解伪满洲风俗人情的中国人，而且起用中国导演，让以前为日本导演做翻译的中国职员开始独立拍片。最早确定确立拍片的中国导演是周晓波和朱文顺。周晓波在1938年年初加入“满映”，曾在“满映”国策片中担任助理导演。在独立执导之后，“他虽也拍摄了一些反映城市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影片，但国策片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第191页。如由日本华北派遣军委托摄制的《黄河》和歌颂伪满国军的《大地逢春》。在“满映”解体后，周晓波投靠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进行对抗。朱文顺和周晓波不一样。“朱文顺导演的影片，多是反映城市小市民的生活，表现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表现穷弱被欺，善终胜恶的主题。在以国策电影为主旨的‘满映’，朱文顺能够寻找自己的题材领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沦陷区人民的生活，这是难能可贵的。”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页。后来又有王则、徐绍周、张天赐、宋绍宗、王心齐、杨叶等人都开始独立拍片。其中王则是“满映”唯一一个因反满抗日而被伪满新京警察厅逮捕且死于狱中的中国职员。
另外，甘粕正彦允许中国人进入“满映”技术部门工作。“满映”演员王福春在甘粕正彦发表就职演说之后，大胆找到甘粕正彦说：“甘粕理事长，你不是说要让满洲人有职有权，把‘满映’办成满洲人的‘满映’吗？”甘粕正彦回答：“是的。我说了就做，否则我是不说的。”于是，王福春和他的演员同事如愿以偿，开始学习摄影，后来都成了新中国的优秀摄影师。芭人：《动荡岁月十七年——总摄影师王启民和演员白玫》，载《长春文史资料》，1987年第2辑，长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行。
甘粕正彦的“日满平等”本来是为了刺激“满映”的电影生产，更好地利用中国人制作适合满洲人看的娱乐电影，以达到宣传安抚的最大效果。但是此话一出，此举一做，中国职员和日本电影人之间的交流却一发不可收拾。张奕在《我所知道的“满映”》中写到：
“一些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培养是尽心尽力的……我对他们的印象，可以用‘为艺术而艺术’这句话来概括。在他们这些人身上看不到日本军国主义那套作风。他们对中国人导演的培养，不保守，而且耐心。就是平时无论是私下接触，还是工作中，也都很谦虚，以礼待人。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导演成长是很快的，他们的导演风格，除本人的独到之处，还存有乃师即日人导演的遗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影坛上颇有成就的导演。”张奕：《我所知道的“满映”》，载《长春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总第12辑，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行。
（二）满映大养成所
1940年年底，甘粕正彦确定把演员训练所扩大为“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艺术学府”，建立电影大学——大养成所，培养演员和各项专业人才。《满洲映画》第五卷第三号对大养成所成立的原因、目的、招录程序、培养方案等做了详尽的介绍。对于大养成所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大养成所是“满映”首创。“满映”当局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大都采用的培养电影人才的方式——学徒制，“对于明日电影的发展，是有着莫大的障碍的”。于是，建立与以往的以养成演员为主的养成所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大养成所，“欲把电影制作、配给各部门，对志愿于电影报国的人，灌以新的智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