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强盛之路
回到国内，被朋友问得最多的问题大概是：国内问题那么多，你为啥不留在国外？写文章、博客多了，有时也会被批评者质问：既然德国那么好，你干吗要回来？
无论是对好朋友还是批评者，我的回答都会出乎他们的意料：“德国太安静了，我喜欢闹点的地方，中国这样的‘闹’能让人找到归属感。”仔细想来，这种归属感应该有相当多爱国的成分。是的，我不掩饰自己爱这个国家，尽管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
谈到爱国的话题，免不了经常会引起争论，有人说：“爱国是无条件的，国家如同父母，哪怕经常被打骂，我也依然爱他们。”也有人认为，如果国家不爱我，我为何要爱国？前一种观点有待商榷，因为国家毕竟不是父母。而后一种观点就稍微有些偏激了，无论如何，国还是要爱的，因为这里是你我共有的家园。
爱国的方向是想方设法让它走向强盛，这点应该不会有较大的分歧。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许也是这个意思。
然而，爱国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农民辛勤耕耘，工人开动机器，教师讲课传授知识，这都是为国做贡献，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爱国。
有一种爱国的方式则比较独特，这就是批评。但是，这种爱国的方式比较危险，搞不好会被视为卖国贼，因为有人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国家提出批评。但是，讳疾忌医不是爱国，恰恰相反，批评对国家更为有益。当然，在国外开立账户，偷偷把财产转移到国外、为了一己私利把危险食品引进中国、砸本国同胞购买的外国车或国内生产的外国品牌汽车，更不是爱国，因为这样只会减少本国的财富，祸害同胞、产生“亲痛仇快”的效果。
批评是容易的，但管理、建设国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点我深有体会：即使在国家最小的单位——家庭，像我这样拥有相当权威的人，往往有些事情都不能顺心如意，而在工作单位就更困难了。有时甚至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做不下去，首先你必须尊重上级领导的意图，同时还要考虑其他职能部门的意见。所以，我对国家的管理者表示相当程度的理解，就连李克强总理都感慨，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因此，爱国更好的方式是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有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可以拿出自己的学识，直接表达自己独特的想法，但对于我这样知识尚不很丰厚的人来说，只能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尽力把国外先进的理念介绍到中国。由于我曾长期在德国留学、生活，所以介绍德国成了我必然的选择。
经常阅读我文章的读者可能会留意到一个现象：我总是在说德国这样好，那样有优势。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德国就没有缺点吗？我的回答是，德国当然有很多缺点，但我们离德国差得很远，还没有批评的资格。其次，我写德国的目的是向其学习，当然要以他人的成功经验为主。其实，有关德国失败的教训也没少介绍，比如对魏玛共和国快速终结的分析、希特勒祸害德国的手段、问题的前因后果等。
为什么德国如此值得我费这么多笔墨来介绍呢？我的回答是，尽管二战前的德国问题重重，但战后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成功的典型，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联邦德国成功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德国制定了一部取得全民最大共识的宪法（即《基本法》），它是各党派充分协商、相互妥协的结果，同时吸取了魏玛宪法过于理想化和完美化的教训，以至于实施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容易造成“跳票”的恶果。这部新法尽可能去照顾现实并结合本国国情，充分考虑政治的可操作性，甚至只是谦虚地称为《基本法》，而不是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正因为《基本法》比较接地气，也为各党派、团体充分接受，得到全民的尊重，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宪法。
第二，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较好地避免了魏玛共和国政局动荡的教训，为此设定了两个“安全阀”，其一是“政党5%的门坎”，即任何一个政党在选举中必须达到5%以上的得票率才能进入议会，这样就圆满地解决了魏玛共和国政党林立、政府动辄解散的问题。这一点被其他国家所借鉴，成为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其二是“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任何一个政党在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之前，必须事先与其他党派达成一致，真正确保拥有充分的多数，否则就不能提出解散政府的议案。这样做的好处是，原政府垮台后马上能建立一个立即有效运作的新政府，不至于让政府空悬、政治空转。
第三，德国法律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官员的廉洁做出了近乎苛刻的规定，以至于出现了总理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家车、总理外访夫人不能搭乘专机、市长下班后必须打第二份工才能养家等“怪事”。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那么自觉遵守规定，偶尔也会出现状况，例如德国总统伍尔夫借贷50万欧元买房，议员质询时否认此事，被发现不诚实后不得不黯然下台；后来追查到其贪污700欧元，居然被拉到法院审判。所以，可以用“官不聊生”来形容德国官员的不易。
第四，德国政府的施政总是在法律框架之内。例如，德国法律规定，德国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防止经济的垄断，鼓励企业自由竞争和创新，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和个人财富的合理增长。因此，德国政府严格执行《反对限制竞争法》（也被称为卡特尔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做出严厉的处罚，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法理依据则来自于《稳定与增长法》，该法对政府调控经济的行为做了严格的限制和规范，防止决策者心血来潮，随意做出决定。在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德国政府并未随着其他国家起舞，慌慌张张地投入大量资金去拉动经济，而是严格控制调控的力度，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在2009～2010年期间，实际投入的资金仅为800亿欧元，而同时期美国财政投入的资金为5770亿欧元（7850亿美元），中国则为4300亿欧元（40000亿元人民币），其他欧盟小国投入的财政资金与其国力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结果是，美元贬值、中国物价快速上涨、欧盟小国政府陷入债务危机。
第五，德国采取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联邦制，明确划分联邦、州和地方（市镇）三级政府的权限，使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合理地考虑到各地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从而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在德国看来，任何一刀切的政策都有失偏颇，既不合理也不科学。
第六，德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德国企业强大的竞争力有关。德国经济的主要支柱是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主要以制造和精细加工为主，它们并不赶潮流，也不想把企业做得有多大，而是在自己的领域深耕细作，默默地进行技术创新、完善产品，提升产品质量和美誉度，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从而形成了一批富有竞争力的百年老店和“隐形冠军”。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德国企业始终保持不变的风格，因此很少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动荡、欧元区国家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德国依然保持经济活力，形成了一枝独秀的良好局面。
第七，企业的成功离不开教育。德国教育不是灌输式的，而更多是引导和启发。从幼儿园到大学，莫不如此。因此德国学生养成了主动思考的习惯，为后来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德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简直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德国共有一百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把移民美国、加拿大的德裔算上，获奖人数突破了200人大关。其中哥廷根大学44人、洪堡大学29人、维尔茨堡大学14人（包括5位短期研究学者）、海德堡大学10人、弗莱堡大学9人、图宾根大学7人、莱比锡大学6人，此外还有其他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列入统计。
德国的成功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由此也能看出，德国民富国强并非偶然。个人认为，通向国家强盛的道路很多，但德国的成功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和参考。
这正是此书出版的目的。
杨佩昌
2013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