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讲，解决业务资源稳定供给的关键就是选择好交易对手。与合适的交易对手在合适的条件、方式下做合适的交易，让双方在不同时间、空间、需求层面上的获益需求更完满地弥合起来，最终促成稳定、持久、紧密的业务伙伴关系。这将为战略的成功提供坚实的基础。下面我们从劳动力资源、企业家才能、资金三个方面来聊聊，如何寻求合适的业务伙伴、合适的交易方式。
劳动力供给：把握交易意愿代际变化，构筑稳定交易关系
有一类企业家的成功经历非常类似，大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外贸、外语专业毕业，然后进入了各地的国营外贸公司，后来依靠外贸业务关系创业。他们开始都在外贸公司跑业务，几年后手里都有了不少稳定的客户关系，但当时进出口还是由国营外贸公司专营，所以他们也只能留在体制内拿点业务提成和灰色收入。当外贸权利下放后，机会来了，他们用以往的客户关系，自己成立外贸公司做贸易。做得比较顺了后，他们的资本和信心都有了积累，于是租厂、建厂，杀进产业链上游，谋取更大的利润。
但是今天学外贸的学生能走这条路的恐怕就比较少了，有这个意愿的可能也不多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力资源供给出问题了。这类外贸工厂需要稳定的、数量巨大的低技术熟练工，而今天这类工人越来越难招了。
过去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此类工厂招工非常方便，那是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急于进入此类工厂。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生目标也很简单：打工攒钱，然后回乡盖房子成家。原来的生活非常困苦，所以他们也就比较容易接受外贸工厂里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环境条件。然而这些人终究会老的，他们的下一代的生长环境、受教育水平、自我期望远远高于他们。而在吃苦耐劳、对强体力低技术工作的忍受上，孩子们则远不如自己的父母，让这些80后、90后接受他们父辈一样的工作条件越来越不现实。加之多年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新生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人口红利”就快用尽了，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也就水涨船高了。(1)农民工的代际变化使得劳动力的数量下降，交易意愿上则更难满足。这让低附加值的外贸工厂模式缺乏合适的交易对手，难以得到充足稳定的低薪熟练工供给。
对这类工厂而言，还有什么办法来延续以廉价劳力为基础的经营模式吗？能够观察到的一种做法是学美国的一些企业，靠非法外劳，不用支付社会保障费用，薪水给得也很低，时不时提提移民局就能让工人任凭摆布。这种做法先不论它合不合法、是否人道，单是供给的稳定性就很成问题。中国能够使用的外劳主要来自周边的越南、柬埔寨等国。越南的人口是中国的1/16，柬埔寨的人口是越南的1/5，加在一起没有一个河南省多，就算都到中国来做外劳也很难填补我们劳动力递减的缺口。何况他们自己的外贸工厂的劳动力需求也处于上升之中。依靠外劳来支持这种模式继续走下去是不现实的，即使开放外劳入籍中国也是如此。
还有一类做法就是转移生产能力到其他劳动力充沛的地方去，比如非洲、印度，就像这些产业当年是从欧美转到日韩、日韩转到中国一样。但这种做法其实也同样面对规模不对等的问题，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劳动力价值洼地，再也没有能在劳动力优势上替代我们的经济体了。这是不光因为我们具有足够多的劳动力，还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比较扎实，这有力地保障了低技术熟练工劳动力的基本素质。此外中国劳工的纪律性、服从性也和生性乐天自由的印度、非洲工人完全不同。我们与劳动力优势配套的还有出色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成熟的产业聚集效应，这也不是非洲和印度能在短期内赶上的。
对于绝大多数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的企业而言，简单维持以低劳力成本为核心的成功模式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必须解决如何吸引80后、90后走上流水线这个问题。这就必须让新一代劳动力的交易意愿得到更多满足。这一方面要看企业所处整体交易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要看企业能否设计出合适的交易方式。
整体交易环境的情况往往受各地方政府的影响。有的地方政府开口腾笼换鸟、闭口高素质准入，总的倾向就是让流水线上的劳工在自己治下的城市里尽可能只奉献不索取，留下汗水凝成的财富，却得不到一点扶助。这些地方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尽量对劳工封闭，这些劳工一旦在流水线上干不动了，单因生活压力就只能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去。对待人的态度这么功利，吸引高科技和500强又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这样的地方劳工荒和经济发展乏力问题同时恶化就很正常了。其实如果城市真正放开胸怀调整歧视性政策，提供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和劳动技能培训等支持，帮助这些劳工和他们的孩子在城市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处处设限刁难，搞出一幕幕“喝不起纯净水就不允许喝水”的闹剧，那么我们会发现尽管依靠技术、设备来替代人力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整个过程会平稳高效得多。率先帮助农民工的地区将能吸引更大数量的劳动力供给，还能享有更强烈的提供劳动的交易意愿。比较一下不同地区在实施改革帮助农民工方面的决心和具体措施，很多企业就知道该怎么决定自己的生产能力布局了。其实如果各地一起改善给劳动者的待遇，全社会未必要投入很多的总成本，但却能创造出更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大环境能配合的情况下，企业维持人力供给的成本压力就会减轻很多，可以更关注于如何在同等人力成本水平上创造更大的产出。这需要认真思考劳工们的需求，他们要成家、要生育、要赡养老人。如何能根据他们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来设计合理公平的交易方式，借此来锁定劳动力资源、确保劳动力的稳定供应？这里面可以深入探讨的课题很多，我们将在关于人力资源激励的第九章里讨论。
企业家才能供给：确定交易规范，优化交易方式，扩大交易成果
据说全国的民营医院主要是由福建省几个县的人创建的。他们靠抱团、传帮带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人干这行成功，就一个一个地把亲朋好友都带出来合伙一起做，这个人牵头，其他人跟着搭班子一个医院一个医院地开，慢慢地就成就了一些连锁医院集团。
医院集团里独当一面的大员们都是村子里、宗族里从小玩到大的亲朋好友，宗族文化的长期熏陶潜移默化让他们观念一致、配合默契，所以扩张过程中的内部磨合成本比较小，扩张速度很快。但是经过大概20年的发展之后，他们本乡本土的人才供给慢慢出现问题。最初出来闯荡的创业者们大多把家也迁了出来，他们的孩子们生活环境完全不同，彼此间的相近程度远不能和父辈间相比，甚至不能用家乡话来相互沟通。而且这些孩子也大都有自己的人生设想，愿意子承父业的很少。在老家长大的孩子和创业者们也就是每年春节时会有些接触，也没有那种默契配合、顺利接手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