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设想，当“文明的”性道德占主导地位时，个体的健康和效能会受到损害，而这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损害，若达到一定程度，则最终导致文化的目的本身也受到损害。艾伦费尔斯确切地指出了这种性道德的一系列后果，对于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这种性道德无疑应对这些恶果负责。虽然他也充分承认这种性道德对推进文明的巨大作用，但他同时也论证了改革的需要。
在他看来，“文明的”性道德的特征表现为往昔仅对女性的要求扩大到了男性的性生活中：除了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当中，所有的性生活都要受到禁止。然而，考虑两性间的天性差异，男性的偶尔偷欢却受到了更轻的惩罚，从而导致了事实上男性的双重道德标准。一个接受了这种双重标准的社会，怎么能产生对“真理、诚实与人道的热爱”呢？若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必使人变得伪善，对错误麻木不仁、自欺欺人。不仅如此，“文明的”性道德在炫耀一夫一妻制的同时，损伤了性的选择，其实，在文明人之间，由于人道与卫生的考虑，性的选择已降至很低水平，岂不知，性的选择本身足以导致个体内在结构的改进。
在“文明的”性道德所带来的恶果中，这位医生忽视了一点，我们下面就来讨论它的意义。这就是它加速了现代人的神经质或紧张不安，这种现象在现今的社会状况下蔓延得尤为迅速。有时一个精神症患者会提醒医生，对引发病症的个体现状与文明要求之间的冲突给予注意。他们说：“在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变得神经质了，因为我们总想使自己过得更好，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达到。”同样，医生们也常发现，精神病往往会袭击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父辈曾过着简单而健康的田园生活，当他们来到大都市并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乎想培养自己的孩子，恨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孩子的文化造诣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但最重要的是，神经科的专家们在大声疾呼：“精神病人的日益增加，与现代文明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这种联系，我们要引用一些著名观察者的陈述作为证据。
W·艾尔说：“对于现代生活使得神经质不断增加的问题，只要你随意扫描一下现代生活的种种特征，就可以做出毫无迟疑的肯定性回答。”
“只要看一看下述事实，事情便会很清楚了：现代生活的出色成就，各个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为求进步而日趋增加的竞争，均需付出极大的心理努力方能取得与保持。在这种生存竞争中，对个人能力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个人只有付出全部的心理能量，才能勉强达到要求。与此同时，所有阶层的需要及对生活的享乐需求都在增加，空前的奢侈蔓延到了整个社会，而在过去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漠视宗教、不易满足和贪得无厌充斥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遍布全球的电报与电话网使得传播系统惊人地扩展，并彻底改变了商贸条件。一切都变得勿忙与狂躁。人们晚上旅游，白天经商，即使是‘假日旅行’也令神经系统紧张。严重的政治、工业与经济危机引起了空前广泛的躁动。人人都过问政治。政治、宗教与社会斗争，政党、竞选及工联主义的恣意滋蔓撩人心火，令人心绪纷乱，永远得不到歇息，就连娱乐、睡眠与休息都不得安宁。城市生活愈发繁冗与焦躁。疲惫的神经试图通过增加刺激、陶醉于愉悦而得以复原，其结果则导致了更大的衰竭。现代文学不厌其烦地关注激惹公众激情的话题，这只能激励纵欲，造成追逐快乐，蔑视基本的伦理原则及各种理想，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往往是病态的行为、病态的人物，把有关革命、反叛的种种古怪的话题塞进人们的脑海里。强烈的噪音、不和谐的音乐震耳欲聋；剧场里令人激动的表演征服了人们所有的感官；造形艺术对那些令人作呕的、丑陋的、富有暗示性的内容情有独钟，并将现实中最令人惊恐的现象，毫无迟疑与掩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样一幅简略的图画已足以展示现代文化变迁中的种种危机，至于其细节部分，不用费多大的劲就可以想到。”
宾斯万格说：“神经衰弱被描述为一种现代病。比尔德作为第一个阐释该病的人，认为这种新的神经病特别容易在美国产生，当然这种假设并不正确。但既然是一位美国医生首先发现并描述了该病的特征，显然这是建立在广泛的经验之上的，它毫无疑问地表明，神经衰弱与现代生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贪婪的金钱追求，放纵的占有欲望，以及技术领域的巨大发展，已使人们的交流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
冯·克拉夫特·埃宾说：“今天，在无数文明人的生活方式中充盈着大量的不卫生因素，这些有害的因素最直接和最严重地作用于大脑，难怪精神病患者会令人悲哀地加速增长。在过去的十年中，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商业、工业和农业的改变，带来了职业、社会地位与财产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切均须以牺牲自己神经系统的健康为代价：人们必须付出更大的能量消耗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经济需求，而用于复原的机会又少得微乎其微。”
在我看来，诸如此类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意见倒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尚不能详尽地描述这种神经质的具体情况，而且遗漏了对它的最重要的病因的解释。如果不去考虑神经质的不确定形式，而是考虑神经病患者的具体表现，我们就会发现，正是施加于文明人的“文明的”性道德对性生活的压制导致了神经症的产生。
对上述观点的证明，我已在以往的一系列技术性论文中作了详细叙述，在此不再赘述。当然，我在研究中得到的那些重要论据，在此仍要提到。
临床观察，使我们区分出两种精神疾病：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前者的症状，不管是身体或心理的，本质上都是一种中毒现象，类似于神经毒素的过剩或缺乏现象。这样的神经症统称为“神经衰弱症”，其发病原因绝无遗传的因素，而往往是因性生活失调而造成的恶果。这种发病形式与毒性性质之间的确有着密切关系。多半情况下，仅凭对这种病的临床症状的观察，就可以测知其性生活是如何失调的。换言之，我们在前面所引证的关于文明造成的种种有害影响，在刚才所提到的神经症中却无半点蛛丝马迹。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造成这种真正的神经性疾病的原因，主要是性方面的因素。
而精神神经症，与遗传的关系较为明显，但病因尚不十分明确。不过，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认识到，这些疾病（歇斯底里症、强迫性神经症等）均是心因性的，源于潜意识（压抑了的）活动中各种观念化情结的作用。这种方法同样使我们知道，一般而言，这些潜意识情绪具有性的内容，它们源于人未被满足的性需要，代表着一种替代性满足。因此，我们必须把一切伤害性生活、压抑性活动、改变性对象的因素，全部视为造成精神神经症的病理成因。
当然，关于神经症中毒性与心因性的理论区分，也不否认以下的事实，即大部分神经症患者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每一个同意我的观点，从而把性生活的不满足当作神经疾患的人，都会同意我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下面我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探讨神经疾患何以会在现代生活中会不断增多的问题。
概而言之，我们的文明乃是建立在对本能的压制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如人格中的权利欲、进攻性及仇恨性。正由于此文明才得以产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共享。促使个人做出这种牺牲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的情感（连同它的性根源）大大超出了或凌驾于生存竞争之上的结果。在文明的进展中，这种放弃是循序渐进的，并且一步步被宗教神圣化了。个人牺牲其本能的满足，将之奉献于神明，得到的公众利益则被宣布为“神圣的”。那些因本能冲动十分强烈，最终压抑不住的人，便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变成一个罪犯，除非他的社会地位或特殊才能使他向世人证实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英雄。
性本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性的各种本能（心理分析的研究告诉我们，性本能中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冲动），在人类身上要比绝大多数动物身上强大得多，持续得更长久，它已经完全逾越了动物的那种周期性限制。它可以拿出巨大的能量用于文明活动，在实现这一目标中其物质强度仍然保持下来，这种将原来的性目标转移到另一个不具性特征的目标上的能力叫做“升华”。与升华的文明价值相对应，性本能还会出现顽固的固置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它宁可退化，宁可变态，也不愿意因受到阻止而改道。性本能的强度在个体间存在差异，故有多大部分会用于升华也不尽相同，似乎是个体的先天特性决定了性本能升华的比例。此外，环境的力量和知识对心理器官的影响更强化了性本能的升华。然而，正如发动机器时热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转化为动力一样，性本能转移的成分也不能无限制地增加，不管做出多大努力也是如此。一定程度的直接性满足对大部分器官都不可或缺，否则，伤害个人的生活能力，带来无限的痛苦，甚至使之成为病态的。
如果考虑到，人类的性本能并不仅仅为了生育，而且还为了获得某种快感，我们便能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这个问题。这可从婴儿的活动中得到证明：婴儿期，快感的获得不仅通过性器官，而且通过身体的其他部位（快感区），并可以不指向任何客体，我们将这一阶段称做“自体性欲”期。在我们看来，对孩子的这一行为应予以限制，否则持续下去会导致性本能的难以驾驭，甚至变得毫无用处。随着性本能的发展，它会从自体性欲走向“对象恋”，从快感区的独立存在到从属于生殖器的主导，此时才具有了生育的功能。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那种自体之内引发的性兴奋的方式被压抑了。因为它与生育功能无多大关系，在适宜时，它们就被升华掉了。这就是说，文化发展的动力，绝大部分是靠对性兴奋中所谓的“错乱”成分的压抑获得的。
与性本能的发展过程相对应，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种种不导致生育的性行为，能够自由自地进行；第二时期，除了能导致生育的性行为外，其他各种均被压制；第三时期，只有“合法的”生育，才能作为性目标。我们目前所流行的性道德，便是第三个时期的代表。
在所设想的这三个时期中，如果将第二时期视为性道德的标准，我们必须承认，仍有一部分人，由于生理结构原因，还是不能适应要求。如上所述，性本能应从自体性欲到对象之恋，再到性器官的结合，但尚无一人已正确并充分地完成这一发展过程。这就是说，任何的性欲发展都会受到干扰和阻碍。这样的障碍，必将导致两种有害的结果，或者说，与正常的或文明的性爱相悖的两种偏离方式：其一，是各种性反常的产生（将性本能过剩和难以自制者排除在外），将性欲固置于婴儿水平，从而影响了生育功能的确立；其二，是同性恋（专指对异性毫无性欲的同性恋者），其性目标竟令人不解地离开异性。那么，为何这两种发展障碍所导致的性变态者并不像预计的那样多呢？这是由于，性本能的发展并非那样毫无变通，它有一种极为复杂的自我调节能力，即使性本能中一种或多种成分在发展中受阻，未得到发展，性生活也会以其他种种形式表现出来。那些天生同性恋者，往往因为其性功能成功地升华为“文明的”东西而成为杰出的人物。
当然，如果性反常与同性恋更为强烈，以至占据了性欲全部，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便被社会视为无用之辈，得不到任何快乐和幸福。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文明的第二时期，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不能满足文化的需求而受尽苦难。这些自然禀赋异于常人的人，其命运，将因其性本能的强度不同而迥异。幸好大多数性反常者性冲动并不那么强烈，所以能成功地压制这些反常倾向，不至于在这一阶段上与“文明的”性道德发生正面冲突。然而，可想而知的是，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成就，因为在抑制其性本能时，他们已耗尽了全部的精力，因而不能对文明有所建树。下面我们将要说到那些在文化发展的第三时期中实施禁欲的人，同样会落到如此的下场。
当一个人的性本能是强烈而变态的，他便面临着两种结果：第一种不再多述，这种人将冒偏离文明标准之大不韪而继续变态下去。第二种则更为有趣，在教育和社会要求的影响之下，这种人将压制自己的变态本能。然而，这种压抑已不成其为压制，最好将其描述为失败了的压制。的确，被压制的性本能已无外显的行为，但却用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这还不如不加掩饰的压制为好，因为它对个体产生的伤害使该类人对社会来说形同虚设。以长远意义上看，短暂的成功将被失败所取代，压制的结果是替代现象，即神经疾患，或更确切地说是精神神经症的产生。精神神经症者是一群天生的违反者，在文化的要求之下只能对本能施以“明显”的压制，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因此，为满足文化的要求，他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代价的付出又造成了内心的空虑，因而绝大部分时间都遭受病魔的桎梏。我们常把这种神经症称为性反常的“消极面”，这是因为，在精神神经症患者中，性反常倾向虽已被压制，却又从心灵的潜意识中部分地表现出来。这种潜抑了的倾向与明显的性反常表现其实是相同的。
经验表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假如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禀赋便难以满足文明的要求。因此，凡是那些苛求自己，为自己订下更高的标准，以至超出了其本性所允许的限度的人，便成了神经症的光顾者。如果他们能容忍一些自己的“不完美”，就会更健康些。对一个家族中一代人的观察，常常印证了性反常与神经症正负关系的正确性。比如，若哥哥是性反常者，那其妹妹往往是神经症者，尽管作为女人，她的性本能要弱一些，但她却常常表现出一种与她那性冲动较强的哥哥相同的倾向。所以，在许多家庭里，男人是健康的，然而从社会的观点上看，他们却是不顾羞耻的道德败类；同一家庭中的女人倒是崇高而优雅的，可不幸的是却十分神经质。文明的标准要求每个人具有相同的性生活方式，这是社会不公正的明显现象之一。事实上，由于天性的原因，有些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适应社会的要求，而有些人则须付出心理上的巨大牺牲。不过，由于道德规范时而被冒犯，其严重性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