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下，竹入义胜便和同党正木良朋一起私自拼凑了“20条”，并冒充田中角荣派出的特使身份访华，堂而皇之地为首相访华打了前站。
由此可见，严格来说，竹入义胜并不能被称为“和式基辛格”，因为他并非田中首相派出的特使。
好在最后的结局皆大欢喜。田中听了返回日本的竹入义胜向他汇报访华详情后，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选择了“假戏真做”：如果竹入义胜所言非虚，那么他“肯定去中国”。
从国际形势来看，田中角荣作出这样的决定，也在情理之中——当中美建交已经迫在眉睫，选择尽快实现中日建交，符合日本利益。但田中首相的决定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冒着一定的风险做出的，因为当时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还很大，甚至有右翼分子威胁他：如果你去中国，我们要干掉你。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田中没有带上自己的女儿田中真纪子。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率领着两百多人的庞大代表团抵达北京，周恩来到机场迎接。
在中方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角荣在致答词时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
这句不得体的表述给双方的交往增添了一丝不快——毕竟，日军侵华战争是中国人心头之痛。周总理严肃地向田中角荣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您只说“添麻烦”就了事了？用“添麻烦”一词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田中赶紧解释：从日文角度讲，“添麻烦”确有谢罪之意。后来，经过双方的多轮会谈和磋商，最后在双方的联合声明中，相关历史是这样表述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尽管有些小插曲，但大体一切顺利。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
田中角荣的此次访华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这更多是“时势造朋友”。后来，这位首相曾经轻描淡写地表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愿望。中国人当时经常讲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呢，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拍板，然后执行而已。”
联合声明签订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斋内接见了田中角荣一行。之前，他曾在那里接见过尼克松和基辛格。毛在与田中的交谈中没有谈论政治问题，只是谈个人，谈“孝道”——这照例是典型的毛泽东风格。
回国后，田中对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评价：“毛泽东是位哲人、思想家，周恩来是位美男子、实干家。周恩来和我很投缘。和周总理见面，说第一句话之后我就感觉到，和这个人合作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如果周总理不符合我的想象的话，我很可能就干脆回日本了。”
“周总理因战争时期受过伤，右臂有残疾。我看到周总理右手的样子，心想这是和日本打仗时受的伤。总之，与周恩来的结识非常有好感。（我们）很快就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毛泽东也是位很了不起的哲人，然而周恩来非常务实，非常周到。周总理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人，都是出类拔萃的。”
自然，在两国的“交友”过程中，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少的——大熊猫。1972年11月4日，原来生活在北京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康康和兰兰开始“留洋”，定居东京上野公园。
中国政府有“熊猫外交”，相应的，日本政府则有“樱花外交”——当时，日本从北海道远轻町选出1000棵樱树苗，由田中角荣赠送给中国。有800株樱花树留在了北京，其中，如今以樱花闻名的玉渊潭公园分到了180株，北京植物园拥有100株。在运往外地的樱花树中，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分到100株，武汉大学也获赠50棵。
此后，日本友人不断赠送樱花树种给武汉大学，这使得武大成为中国着名的“樱花之园”。每年春天，武大的校园都会被赏樱的人群淹没。
西欧三强
外交政策从来都是竞选中的重要部分，抓住了与中国建交的机遇赢得选民的信任，合情合理。但“在长城上搞竞选活动”并不能确保在选战中的胜利，仅仅能确保在中国获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待遇而已。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漫长时间里，在“以民促官”的外交策略下，涌现出的被称为的日本人还有很多。
比如作家池田大作，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倡导人之一。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曾坚决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反对侵华战争。1968年9月8日，为督促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池田大作发表了着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基于他为两国友谊作出的贡献，1974年，池田大作访华时，已经患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还亲切接见了他。后来，他又曾分别与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见面，并从中国收获了许多荣誉。
比如热爱中国、推崇中国文化的美术史学者和美术评论家宫川寅雄，也是之一。他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筹备发起人之一，并在1979年担任该协会的理事长一职。
比如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他的名字在中国享有广泛的知名度——因为他是鲁迅的挚友，时常在鲁迅的笔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完造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1950年参加创建日中友好协会。1952年声明反对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相互承认，1954年参加接待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1959年，内山完造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访华期间，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并依生前愿望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比如日本实业家、前通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他积极促进中日贸易，并作为日方代表签订了发展两国民间贸易的《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而担任高碕达之助秘书的小西甚右卫门，也进入了“三代老友”序列。
再比如1972年在田中角荣内阁担任官房长官的二阶堂金，和担任外相的太平正芳，作为田中访华时的主要陪同人员，也没有悬念地收获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
关于这些老友们，在此不再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了解他们的故事。
上文曾述及，日本和美国是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最大“出产国”。而紧随其后的国家则是西欧三强：英国、法国、德国。
这三个国家也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轮“建交潮”中与中国建交的。英法德三国的具体建交日期分别为1972年3月13日、1964年1月27日、1972年10月11日。自然，促成建交的重要人物同样亦会被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
英国的主要“三代老友”是爱德华·希思。在这位前首相任内，中英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他后来曾经回忆说：“当时，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像西方国家在19世纪那样遏制中国的发展，二是让中国处于平等地位和我们打交道。那时我就认为，欧洲国家应该与中国平等相处，并鼓励它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作用。当时尼克松也得出和我相同的结论。”
这样一段表述显然经过了外交修辞，但它的核心含义非常重要。希思在任内遇到了国际时局的剧烈变化，他必须在是否同中国建交的问题上做出抉择。而最终，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虽然希思从未以首相的身份访华，但他自从1974年卸任后便先后二十六次来到中国，到访了包括拉萨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城市。
他显然以与中国的友谊而自豪。在希思的家中，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合影被摆放在显着的位置。“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交往的，在英国只有我一个，在世界上也不多。中国人把我叫作老朋友，我为此称呼感到骄傲。”希思曾对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说。
希思还与1997年的香港回归有关，详细情况将在下一章中述及。
而在法国，“三代老友”的代表则是世界闻名的戴高乐将军。这位政治家的出牌方式与其他西方国家有些不同，他主张东西方的“缓和与合作”，主动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964年，在他治下，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感佩于戴高乐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中国人曾流传一些“戴高乐仰慕中国”的故事。比如，据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戴高乐就对自己的子女们说：“我们怎么能忽略这个比历史本身还要古老的民族呢？”他把中国当作“真正的国度，真正古老的国家”，而中国人则是“真正的人，自豪的人”。
不管这样的传说是否属实，我们都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戴高乐的对华政策。战后的法国在欧洲并不风光，政局混乱，非洲殖民帝国瓦解，尤其是对阿尔及利亚统治权的丧失，极大损害了法兰西的民族自尊心以及戴高乐的个人威信。这时，与需要朋友的中国建交，将是双赢的选择，既有助于塑造法国独特的外交形象，又可以在国内赢得民意。众所周知，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左翼思潮流行，与红色中国打交道，起码不会是一件坏事。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动脉血管破裂猝然辞世，生前未能访华，留下一大遗憾。
德国（更准确地说，是通常被称为“西德”的联邦德国）方面，与中国建交时的领导人是总理施密特，有人称他为“欧洲的基辛格”，中国政府则当然是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时，在德国曾流传一种说法：“在长城上找不到德国统一的钥匙。”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德国来说，中国属于无关紧要的角色。
这种说法在1970年之前也许成立，但在基辛格访华之后，显然已经不再正确。法国人早早走在了前面，日本人、英国人也有了迅速反应，德国人不抓紧与中国恢复友谊是不行的。
在与中国建交前，德国始终没有与台湾建立官方的外交关系，这令双方的谈判少了一个重要的障碍。不过，尽管如此，建交前的谈判还是进行了四十天之久。1972年9月25日，双方达成共识；10月11日，时任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与德国外长谢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只有15分钟的签字仪式，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德建交公报。
中德建交后，有德国人说施密特“在长城上搞竞选活动”。这话并非谬论，但也不应构成对施密特的批评——外交政策从来都是竞选中的重要部分，抓住了与中国建交的机遇赢得选民的信任，合情合理。更何况，“在长城上搞竞选活动”并不能确保在选战中的胜利，仅仅能确保在中国获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待遇而已。
进入联合国
为了保住自己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台湾方面也做出了去非洲笼络朋友的努力——国民党政权与美国方面联手策划了一个名为“先锋案”的农技援助非洲计划。
就在中国与原本处于敌对状态的“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友谊纷纷破冰之时，另一处坚冰也被成功破除——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一过程被官方称为新中国“外交战线的重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