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内部纠纷不会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而美方的基辛格也不认为中国的混乱会给尼克松总统即将到来的访问带来什么困难。
他们的判断当然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要下这样的判断无疑冒着风险。谁知道当一直被中国人仇视的“美帝国主义”总统来到中国时，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个年代里，连小女孩跳皮筋唱的歌谣都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
之前，尼克松在访问南美洲时，曾在同属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委内瑞拉遭遇了强烈的抗议。他一出飞机，民众就挥舞着“美帝国主义和尼克松一起滚出去”之类的标语叫喊起来。在乐队演奏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的整个过程中，震耳欲聋的嘘声、叫骂声一直没有中断过，甚至当委内瑞拉国歌奏响时，叫骂依然持续。
这还不算什么，最令尼克松恼火的是，当他穿过机场大楼时，站在阳台上示威的人们就往下吐口水。“唾沫密如雨点，简直无法躲避。”陪同尼克松出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弗农·阿·沃尔特斯后来回忆说，“这帮家伙眼看着我们无力还击，眼看着警察对骚动听之任之而显得极为得意。警察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对于这段令尼克松不堪回首的经历，基辛格知道得很清楚。被侮辱倒是其次，可怕的是，如果吐口水的人手里拿着一把枪，或许可以轻易命中总统。
出于对中国国内形势的担心，更出于意识形态的戒备，害怕“有某一个狂热的年轻共产党人会做出什么越轨的举动来”，美国方面最终决定，打破“安全问题依靠东道国”的传统，由美国自己负责对元首的保护。这还导致了双方的小矛盾——在地面交通工具方面，美方要求将自己的防弹车运过来，中方则坚持尼克松坐中方提供的车。最终，是美方作了让步，中方调用了国内仅有的两辆防弹车——这两辆车一辆是毛泽东专用，另一辆则曾经属于几个月前外逃坠机身亡的林彪专用。
当然，事后证明，美国人的担心是多余的。尽管看上去中国正处于全民“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但实际上，政府依然能够强有力地控制住国民。正如后来有人评价的，红卫兵们的造反并不是真的造反，而是“奉旨造反”。
体贴的中国人为了迎接这位后来被称为的美国总统来访，作了事无巨细的准备。比如，在尼克松参观故宫的当天，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专场接待美国客人，但实际上所有的其他“游客”都是事先组织的。此外，公安部、北京卫戍部队、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卫人员，还同时做了周密的内外安全保卫布置。
更需要花费人力的，是赶在尼克松到来之前，将广泛存在于各处的“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走狗”之类反美标语和反美地名进行更改。
在尼克松将要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红卫兵高举刀枪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宣传画被撤下，挂上了齐白石、徐悲鸿的画，以及一些瓷器。
与此同时，北京的很多地方也悄悄在尼克松来访前更换了名字。位于天安门广场南侧的“反帝东路”和“反帝西路”恢复了过去的路名——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反帝医院”则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重新以它原来的名字出现——地安门大街。
上海同样作了如出一辙的准备。在尼克松下榻的锦江饭店，用林风眠、徐悲鸿等国画大师的作品替换了房间里的毛泽东像和毛泽东语录。
跨洋握手
“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到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经过长久的试探与精心的准备，1972年2月21日，两个曾经互相敌视的国家终于迎来了那历史性的握手。
“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在北京机场，周恩来对还没完全走下舷梯就伸出双手的尼克松说。
显然，握手的双方都极看重这个简单动作背后的复杂寓意。在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的领导人，对握手的学问大多十分了解：是否握手，怎样握手，什么时候伸手，是站在原地不动还是主动迎向前去握，握手的力道是蜻蜓点水还是沉重紧实，握手的时间有多长，如何在拒绝握手的同时保持礼貌和体面等等，门道相当多。
根据尼克松和他的身边人后来的回忆和解释，这位越洋而来的美国总统确实为了这短短几秒钟的握手做了周详的准备。一个细节是在飞机上时，尼克松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恩来是否穿了大衣。当他得知肯定的答案后，便也穿了大衣走出飞机。
更重要的是尼克松将这次握手视为一次重要的“修补历史伤口”的机会。
他要修补的伤口，源自1954年。当时，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苏、美、英、法、中五个国家讨论了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等问题，代表中国出席的是总理周恩来，代表美国出席的则是国务卿杜勒斯。
杜勒斯被不少中国人称为“反共头子”，他对共产主义极为反感，积极倡导对华封锁和遏制政策。在会上，他曾放言“只有在自己的汽车与周恩来的相撞时”才会与周会晤。后来，两人在会场上相遇，周恩来大方地伸出手来准备握手，而杜勒斯却摇摇头，走出了会议室，完全漠视了中国总理的存在。
这段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被藐视的经历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心头之痛，他曾在与斯诺谈话时谈及此事。而基辛格也在《白宫岁月》中说：“周恩来对1954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怠慢之举耿耿于怀。”
有鉴于此，尼克松特意设计了自己的动作——还未走下飞机舷梯就要伸出双手，以表示是自己主动要求与中国总理握手，要为杜勒斯的行为“赎罪”。
不过，后来也有人根据在日内瓦会议上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的回忆推断，认为所谓拒绝握手之说“纯属演绎”。但亦有包括尼克松自己的着作等不少史料说明“杜勒斯拒绝握手，尼克松意图修补”一事确实发生过。
无论如何，从1954年到1972年，中美关系的转变已经天翻地覆，双方为建交竭力表现出诚意。按照常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最大阵容由151人组成，用来迎接外国首脑，但在1972年迎接尼克松时，仪仗队员的数目竟是这一规模的两倍。
这次已经载入史册的机场迎接后来还发生了一段插曲：在中方发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来身后的翻译冀朝铸“蒸发”了。在当年，对涉及领导人的照片进行“PS”式的修改经常发生，尽管今天已经很难去弄清楚冀朝铸“被消失”的原委，但从中至少可以一窥当时中国国内复杂、微妙的政治斗争。
抵达北京后，尼克松并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见到毛泽东，更不知道具体何时能与毛泽东相见。此前，外国新闻界盛传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病重。
这样的传闻并非没有依据，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将近五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过四次。
事实证明，幸运的尼克松收获了始料未及的惊喜。他们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两点，毛泽东就让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通知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要和尼克松谈一谈。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寓所，握手的场景再次上演并被铭记。这一次，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握着尼克松的手长达一分钟之久。
上世纪90年代，美国解密了这次中美元首会谈的内容——这份文件曾被中美双方均视为绝密资料。
根据解密的文件，尼克松在谈话开始时曾恭维毛泽东为“思想深刻的哲学家”，毛泽东则指着基辛格问：“他是个哲学博士？今天请他做主讲人如何？”
在这样的谈话中，主讲人当然只可能是毛泽东和尼克松。不过基辛格也趁机攀起了“关系”，他说，自己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学生要阅读毛主席的全集。
“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毛泽东说。
有意思的是，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自己的老对头蒋介石为“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当然，并非——并对尼克松说：“我们跟他做朋友的历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历史长得多。”
尽管毛泽东表示“只讨论哲学问题”，但国际局势仍然是令双方花费了最多时间的话题。“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们对世界新的形势有了一个认识。”尼克松一针见血，“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中国的领土没有企图。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相信你们也认识到美国不想统治世界。”
“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毛泽东回应说。
临近约定的结束时间，毛问周恩来：“你看今天我们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说：“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历时75分钟的会谈中，中美双方就世界局势、中美关系等宏观问题进行了探讨。图为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双方握手长达一分钟。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华访问。“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对峙20多年的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新篇章。《人民画报》1972年第4期详细报道了同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
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他表示，希望和主席进行“坦率的谈话”。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自嘲：“‘只争朝夕’的是他。我想，大概像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尼克松的回答非常“顺从”。
“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
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毛泽东说。
这段有意思的对话是当时中国外交转向的写照——要在宣称“打倒”的对象中挑几个“不在打倒之列”的朋友，并将他们培养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后来，尼克松在中国逗留的日子，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当我们握手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尼克松在事后说。
标志着“另一个时代”开端的是中美两国在上海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这是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公报不仅终结了中美多年的隔绝局面，而且在正式建交之后的双边关系中也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熊猫外交
“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
以“好客”闻名的中国人，为了展现自己结交友谊的真诚，往往会送上丰富的礼物，进行周到的接待。作为“三代老友”的最重要代表，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访华时便好好享受了一番超高规格的礼遇。
尼克松的长城之行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按照计划，他在2月24日的行程是参观长城。根据当时的中方接待人员回忆，尼克松夫妇非常期待登上长城成为“好汉”，他们此番到访中国，除了政治目的之外，“最看重的是长城”。
然而天公不作美，23日晚，北京开始下大雪。很快，路面上就有了厚厚的积雪，这让接待人员很是担心。然而，第二天一早，“奇迹”发生了：马路上厚厚的大雪居然“消失”了，而路边则能看到高高的雪堆，这让尼克松夫妇顺利按照原计划游览了长城。
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的唐龙彬后来得知，周恩来在23日晚上亲自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布置扫雪任务。为了让美国朋友们顺利到达长城，北京连夜出动了100多辆洒水车，派出60万到80万人扫雪，从钓鱼台一直扫到烽火台。这让尼克松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在美国，他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动员那么多群众。
了解新中国历史的人会明白，为了能让国家结交到来自美国的朋友，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有什么无法做到呢？只不过，以美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当然是充满了不可思议，同时也充满了哭笑不得。
当时，为了营造“友好气氛”，展示“国家形象”，中国人向美国政客和记者们表演了许多内容。比如，街道动员家家户户打扫卫生，把胡同打扫得异乎寻常的干净；又比如，记者们被安排参观西单菜市场，结果小贩们摆出的肉，又新鲜又瘦，还叫自己的员工穿上漂亮的衣服排队去买，青菜也是最好的，原价从一块变成了五毛。“结果外宾前脚走，后面新鲜的肉就收到冰箱里去了，青菜也恢复了价格，顾客们买好的肉也放回去了。去儿童医院参观，所有的儿童都换上新衣服，玩具也全换了新的，连院长护士都换上新白褂子。”唐龙彬说。
尼克松在游览长城时，也见识到了中国人的表演。
当时，在零下好几度的天气里，路边却有一些“村民”在下象棋。
“下象棋就下象棋，尼克松夫妇手挽着手经过的时候，至少应该站起来一下嘛！”唐龙彬回忆说。但实际情况是，下棋的“村民”仍低头下棋，对金发碧眼的总统夫妇驾到竟然无动于衷。尼克松自然明白个中奥秘：“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周恩来得知这些情况后，倒是非常坦诚。他在会谈时对尼克松说：“我们有些做法比较虚假，是形式主义。”
其实，在结交友谊的过程中，“形式主义”的界限很难判断。周恩来一方面批评表演者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各种形式的细节，他甚至亲自过问了送给美国代表团成员的小礼物。
为了确保与美国人的友谊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中国人还使出了“绝招”——送大熊猫。
其实，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中美两国就曾商议过赠送熊猫的事情。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1956年至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场和美国芝加哥动物园分别致信北京动物园，希望“以货币或动物交换中国一对大熊猫”。1957年5月17日，北京动物园将交换办法报给对外文化联络局，获得了同意，但对外联络局要求需“双方互派人员到对方动物园访问并领取交换的动物”。由于美国国务院等方面“不同意直接与中国进行动物交换”，此事只得作罢。
十五年后，国际形势让尼克松和毛泽东走到了一起，也让中国的大熊猫有了“留洋”的可能。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访华过程中，尼克松流露出对熊猫的喜爱。他们参观了北京动物园熊猫馆，“左照相，右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多好啊。”唐龙彬回忆说，“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送熊猫了。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
不过，出于周全的考虑，这个决定并没有马上和盘托出，因为当时的谈判还没开始，不少问题还没谈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