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逻辑很容易理解——中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早在共产党未掌握政权时就已有密切联系，建国后的关系更是亲密无间。倘若以“朋友”定位苏联领导人与中国的关系，反倒显得“见外”，更合适的称呼显然是“兄弟”，是“亲密战友”和“革命同志”。
至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局势突变，中苏关系交恶，直至彻底决裂，显然也不适合以“朋友”相称。
这也就导致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遍数被称为
的人物，竟找不到几个苏联人的名字，“老朋友”最多的竟都是些曾经的“帝国主义敌人”——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不过，考虑到20世纪的外交风云变幻，也就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
苏联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是少有的例外，迄今为止，他已经在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
中被十六次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50年，时任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来到中国，他的这番行程不是为了探险，也不是为了揭秘，而是要执行政治任务——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的总负责人。出发前，斯大林要求他“以生命作保证，一定要搞好苏中关系”。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于“老大哥”派来的援助专家自然十分看重，不仅任命阿尔希波夫为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还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屡屡请他发言。
用总理周恩来的话说：“在这方面，阿尔希波夫同志比我有发言权。”
在苏联时就熟稔经济问题的阿尔希波夫当然比泥腿子打天下，大多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中共官员更有发言权。初到中国，他召集苏联专家们到一起开会，专家们向他汇报了许多困惑。中国同志对统计工作很生疏，各部、局提供的数字常常不一致，怎么办？当时很多机关都实行供给制，连保姆也由国家供给，如何处理？钢铁厂由于缺乏设备，不能生产，怎么办？
听了这些问题，阿尔希波夫反而愈发兴奋：“很明显，问题很多，需要一个一个地解决。中国同志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人才不够，所以请我们来支援。我们来到中国不是游山玩水，不是夸夸其谈，而是为了工作，工作！”
苏联专家对新中国建设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而中国政府对苏联专家的信任也极为罕见。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阎明复回忆说：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工作证），实际上已经成为去任何单位（甚至最保密的单位）的通行证。有一次，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到了北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南海。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他们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最后居然就接见了他们。
但这样的信任几年后就灰飞烟灭。
“大跃进”开始后，违反经济规律和技术规程的“小土群”炼钢法大肆流行，令苏联专家们处于尴尬的境地。之后又由于两党交恶，多达四位数的在华苏联专家很快就被悉数撤回。正如阿尔希波夫本人所说：“经济联系终于成了政治关系的牺牲品。”
此时，已在华工作近十年的阿尔希波夫站到了中国这一边，他试图极力劝说赫鲁晓夫将撤专家的速度放缓，但未能力挽狂澜。
“在后来苏中关系恶化期间，阿老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中国的话，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中国的事。”阎明复说，“他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议，采取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显然，这样的人物如果不被称为倒会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文革”结束后，阿尔希波夫和其他很多“老朋友”一样，又成为改善两国外交关系的“前锋”——他不仅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还组织苏联专家学者研究了苏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并提出了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政策建议，为戈尔巴乔夫先生访华并同邓小平就恢复两党关系进行会谈作了准备。
西哈努克亲王
西哈努克亲王曾经说：“在与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关系中，共产党中国完全没有沙文主义。”
自从大清帝国覆亡后，“亲王”一词就远离了中国人的生活。但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这个词在官方宣传中屡屡出现，它又开始回到中国人的常用词汇库当中——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词的前面会配上一个名字：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亲王与中国的友谊始于20世纪五十年代。当时，这位18岁就继位的柬埔寨年轻国王放弃了自己的王位，将其让给自己的父亲苏拉玛里特。
许多人对西哈努克亲王的情感经历津津乐道。据他本人的叙述，1941年到1952年，也即他的19岁至30岁间，他先后与19个女子谈过恋爱。后来，他一共娶了6任妻子，生下了8男6女共14个子女。
“看到他的每个女孩都会爱上他，他是那么英俊，这个年轻人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陛下，他圆圆的脸庞，如同闯出云丛的月亮。”柬埔寨作曲家普拉克·霍恩说。
西哈努克的吸引力显然不仅在脸庞，他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法国教育，会拍电影，会写歌，还爱好驾驶汽车、飞机，对着菜谱就可以做出味道正宗的法式西餐。
这位情感经历丰富的亲王，在政治方面也拥有过人的天赋。他名字中的“西哈”，在古印度巴利文中是狮子的意思——这是他的祖父起的，寓意是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高棉民族的狮王领袖。
后来，西哈努克亲王果然成为了民族领袖，这位政治强人在柬埔寨国内获得了神一般的地位。直到2004年，柬埔寨才真正进入“后西哈努克时代”。
1955年将王位让给父亲之后，西哈努克开始组建“人民社会同盟”，并亲自担任该联盟主席至1970年。他在大选后出任首相兼外交大臣，直接掌握了国家政权。
执政期间，西哈努克亲王抛弃了以往警察和军队镇压式的刚性统治，而是开始施展柔性治理方式，在教育和其他各项领域进行改革。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人们同样很快就看到西哈努克亲王的政治才能。
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在冷战的国际形势下，他巧妙地选择了中立的外交政策，并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
1956年，他又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签署了不结盟运动宣言，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之一。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福斯特·杜勒斯曾对西哈努克说：“你的中立政策是愚蠢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你不得不在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做出选择。那么就选吧，别说什么你是中立的。”但他的回答是：“我再次重申，我就是中立的。”
客观而言，柬埔寨的中立外交政策是有利于中国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个东南亚国家夹在美国的傀儡南越政权和追随美国的泰国之间，西方阵营试图制造全面封锁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党势力的包围圈，但置身其中的柬埔寨选择了中立立场，这使得局面中有了可以利用的松动环节，客观上起到了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
而西哈努克亲王本人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感，又令他与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极为投缘。周曾特别指示中国首任驻柬大使王幼平：“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这个朋友。”
1963年5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时，西哈努克亲王曾经表示：“在与所有其他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关系中，共产党中国完全没有沙文主义。”
作为，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56年2月14日，情人节。
自然，在北京，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西哈努克向毛泽东授予了皇家十字勋章，它代表着柬埔寨王国的最高荣誉；而中国方面则回馈以慷慨的承诺：无条件向柬埔寨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
“您知道，您是一位皇室亲王，您的祖先都是国王。而您却很特别，您理解共产主义，尊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说。
但西哈努克的回答却是“不”。“我尊敬中国和您，阁下是中国独立和解放的英雄，人民的英雄。但是我要向你坦白，我并不理解共产主义，我甚至没有读过任何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的书我都没读过。其实，我连毛泽东的书也没有读过，只读过一本红色的小册子，非常薄。”他说。
不过，毛依然坚持：“你称得上是位共产党员。”
中国领导人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虽不是真正盟友，但意义和作用胜似盟友的邻国伙伴。一个生动的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1963年2月，刘少奇陪同西哈努克在哈尔滨访问，有一天的行程是乘坐哈尔滨儿童公园内一列声名远播的大型玩具火车。乘火车的前一天晚上，刘少奇亲自吩咐，将火车的终点站“莫斯科”替换成“金边”，并且参照柬埔寨画报里的图片风格重新布置站台。
之所以这样调整，是因为亲王曾在某些场合流露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这令苏联方面十分生气，并取消了亲王预定的访苏安排。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陪同，游览了颐和园，同首都人民一起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
不过，对于地处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前沿地带的柬埔寨来说，这种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终究是脆弱的。柬埔寨最终没能成为第二个瑞士，而西哈努克政权也在1970年遭遇了政变。
这次政变令西哈努克亲王从领袖变成流亡者，但这段经历却成为他与中国友谊急速升温的契机。
柬埔寨政变
中国政府安排他寓居北京，并且将漂亮宽敞的前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东交民巷15号院）提供给他作为官邸，请来上海着名西餐厨师、全国人大代表郭万棠为亲王主厨。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国家元首地位，后又判处他死刑。
政变发生时，西哈努克正在苏联访问。离开莫斯科前，苏联领导人将政变的消息告诉他，他搭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并在途中失声痛哭。
中国很快成为西哈努克东山再起的支持力量。中国政府安排他寓居北京，在机场，周恩来对亲王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永远是柬埔寨政府的合法领袖，我们永远支持你。”
在当时，支持西哈努克亲王显然是出于外交上的考量。
当年5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就在北京宣告成立。在这个特殊的流亡政权中，西哈努克亲王任国家元首，宾努亲王任政府首相，在柬埔寨境内作战的乔森潘任副首相。他们成为与美国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就在那个月，一份着名的声明问世了——那就是由时任外交部代部长的乔冠华起草，并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篇声明带有鲜明的毛泽东个人风格，用今天的话来说或许可以成为“霸气外露”。
在声明中，毛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西哈努克亲王的支持：“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也正是在这篇声明中，毛泽东再次使用了那个始于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谈话的着名比喻——“纸老虎”。“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
在发表声明的天安门广场集会上，西哈努克亲王情绪激动，他先后用汉语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回应道：“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
不久之后，心怀感激的西哈努克亲王创作了一首名为《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的歌曲。他在歌词中写道：“高棉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得到伟大朋友全力支持。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你一贯维护您的战友高棉人民的正义事业。中柬人民坚决战斗，直到帝国主义彻底灭亡。我们亚洲苦难将从此结束。”
在中国，西哈努克亲王得到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全力支持，还有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
中国政府将漂亮宽敞的前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东交民巷15号院）提供给他作为官邸，请来上海着名西餐厨师、全国人大代表郭万棠为亲王主厨。
为了尊重西哈努克的佛教信仰，每个月，厨师们还要遵照柬埔寨的宗教习俗安排六天作为吃斋日。
生活上的照顾当然不只包括住和吃——为了照料西哈努克亲王的身体，中国政府还特别安排了北京医院的金玉如医生担任他的保健大夫。医疗专家组为亲王制定了严格的饮食计划和健身计划，这个计划详细到对于亲王的体重也有明确的要求：最好是73公斤。
“有时候他的体重没有达到医生的要求，他还要补补课，比如在我去之前在院子里跑几圈，或者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出一身汗，冲个澡，这样他的体重就能达到我们的要求了。”金玉如回忆说，“所以有时候，我看他那个体重如果超过了一点点，我就不说了。我说您体重是74公斤，最好呢当然是73公斤是最好。”
流亡期间，1973年2月至4月，西哈努克曾经通过着名的“胡志明小道”
短暂回国。所谓“胡志明小道”，指的是一条全长1200多公里、从越南北方经过老挝南部进入柬埔寨东北部地区的道路，它是在柬埔寨伪军控制着交通要道的背景下，中方运输武器装备的唯一通道。
1974年，行驶在这条经过中方出资扩建的“小道”上的中国运输车多达1500辆。几年里，中国援助柬埔寨的物资总额达到几亿元人民币之巨。
1975年，西哈努克执掌的政权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推翻了朗诺伪政权，收复了柬埔寨，亲王本人也再次历任国家元首、主席、国王。不过，他在那首《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的歌中预言的“帝国主义彻底灭亡”和“亚洲苦难将从此结束”却不甚准确，因为历史的道路发生了吊诡的变化。
非洲老友
采访结束后，尼雷尔拉着丁邦英的手说：听说美国的基辛格博士访华次数最多？他表示，在有生之年要抓紧时间多来中国，一定要超过基辛格。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结交了一批“穷朋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名单上也由此迅速新增了许多名字，他们是非洲各国的政治领袖。
非洲是一个特殊的大洲，经济最为落后，获得民族独立的时间也普遍较短。新中国成立之时，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取得民族独立。恰好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这片土地迎来了摆脱殖民、独立建国的浪潮。自然而然地，这批有着反帝国主义基因的国家天生与中国“投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