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长江全线告急时，淮河流域也空前紧张起来，从６月中下旬直到７月中旬，淮河上游的暴雨就一直没有停止，洪水从河南冲入皖北，从信阳到五河之间的六十多处堤坝一触即溃，蚌埠上下近１００公里的淮河堤坝全线崩塌，地势低洼的淮北平原成了大水的新去处，三万多平方公里的良田成了波涛浩淼的洪泛区。８月初，洪泽湖和里下河附近地区也因淮河来水过多而水位猛涨，洪泽湖水位达到了１８５５年黄河北徙后的最高水位。洪泽湖水位不断上涨使淮河不断涌来的大水无处容身，只有东冲西撞，为患四方。不久以后灾难又扩大到江苏里运河地区。８月下旬，几股大水汇聚在这里，更为不幸的是，又有天文大潮助纣为虐，掀起狂风巨浪。强烈的飓风使洪泽、高邮、邵伯三湖同时发生湖啸，邵伯湖东堤首先决口，高邮附近的河堤也随即溃塌，里运河以东地区全部沦入水底，兴化、东台、泰县、宝应等县俱是水深丈余，其中以兴化地势最为低洼，数百里乡村转瞬之间成为一片大湖，城内地势较低处的房屋亦被水淹没。
灾难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些地方，由于长江众多支流水位同时上涨，拥有沅水、湘水等河流的湖南省不仅没有幸免，而且灾情十分严重，江湖泛滥、山洪暴发，洪水从湘西一直延伸到湘东北地区。湘西的沅水、澧水流域从４月末就出现了连续大暴雨的天气，导致一些地区山洪暴发，溆浦这个位于湘西的山城，山洪暴发时竟出现了地壳崩裂的现象，大水从土中冲出数十丈，转瞬之间一万多人葬身水底。至于江湖泛滥在河湖众多的湖南更是不胜枚举，常德濒临洞庭湖，从５月下旬开始至８月中旬，前后暴雨泛涨达四次之多，全县６２万人中有５０万人成了灾民，洪水比城墙只低二两左右，尽管有城墙的保护，城内依然是水深没顶，船只往来于街头巷尾，宛如行走在大湖之上。像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湖南东北部随处可见，昔日的鱼米之乡变成了洪水的天下。
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给受灾地区造成了无穷灾难，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在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省，７０个县有５０个县受灾，一些临江县完全变成一片水域，荆州、沙市曾经是繁华的地区性商业中心城市，竟有近一半的居民淹毙在洪水之中。武汉三镇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沟通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的交通枢纽，汉口更是素有“九省通衢”的美称，但这个繁华的城市却经常受到洪水的侵袭，在１９３１年的大洪水中，城市中大部分地区水深达１～４米，在商业汇聚的江汉路，路人都划着小艇来来往往，一时间商业凋敝，民生无着。仅在武汉一地受灾人数高达７８万，死亡３.２６万人，积水彻底消退竟用了４个月的时间，无助的灾民困于龟山、蛇山和其他的丘陵上，一直到寒冬季节依然无家可归。湖南的情况也不逊色于湖北，６１个县受灾，农业发达但水患频频的洞庭湖周围有近百万人困于堤垸高地，等待救援。另一个灾情较为严重的安徽巢湖流域，受灾人数达１５０万，２０多万间房屋毁于洪水。
苏南地区受灾更为严重，由于这里地势低洼，许多地方堤内堤外的水面持平，一些经济活跃的小市镇泡在水中，主要经济作物棉花大半绝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宛若水中孤岛，内外交通全部断绝，几乎所有工厂都停产了，商业亦处于停滞状态。政府部门的日常运作也受到很大影响，这不仅使许多日常事务无法正常处理，而且救灾的许多措施也难以立即出台、执行，一向以效率低下而着称的国民政府这一次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为自己的无能推托责任了。
这次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造成的损失是前所未有的，灾情遍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河南、上海等省市的２０５个县，受灾面积达１０万平方公里，被淹房屋１８０万间，淹没农田５０９０万亩，当年估计财产损失达１３.４５亿元（指银元），１４.５万人死于洪水，２８５５万人的生活受到影响。
由于洪水所过之处不仅是农业发达地区，也是当时中国工商业的汇聚之所，可以说这些地区支持着当时中国蹒跚不定的脚步，是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因此这次洪水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七年后那次骇人听闻的黄河花园口决堤。
由于救援赈济不力，饥饿和瘟疫接踵而至，大批难民流落他乡，但周边地区都受到洪水影响，经济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很难容纳众多的劳动力，如果向更远的地方迁徙，大部分灾民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往往在逃难的路上就悲惨地死去了。就这样，往日人口稠密、农业相对较为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变成了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许多尸体就丢弃在路边，无人理睬，而泡在水中的尸体都已腐烂发臭，瘟疫成了洪水过后又一个无情的杀手。当时中国的医药事业很不发达，在正常年份农民都没有享受过医疗保健，平常有病也很少有能力去医院，大灾之后，灾民们已经一无所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根本顾不得看病。政府虽然知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但是对灾民的生死却漠不关心，少数几个医疗队连城市都照顾不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就更不用提了。许多农民有幸躲过了洪水，却无力对付瘟疫，有些甚至全家都死了，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成了野狗的美味佳肴。像这样惨不忍睹的事情每天都在灾区重复上演，以至于人们都麻木了，生命在这里成了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洪水终于消退了，然而灾民们重建家园的梦想却难以实现。长江中下游地区本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是明清以来，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这里十年九灾，洪水、干旱、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农业发展受到沉重打击，再加上适逢乱世，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农民们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生活水平已降至温饱无着的程度。在１９３１年大灾之后，农民仅有的一些财产也付之“江”流，大量牲畜或死于洪水，或被换成粮食充饥，没有了牲畜、农具的农民根本无力重新开始生产。与此同时，长年战争使国家财政几至破产边缘，国家无力也无心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只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
七、１９３８年中国黄河大洪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然而，千百年来黄河也是中国水灾的最大忧患。历史上黄河下游决口１５００多次，较大改道２６次，平均３年决口两次。
２０世纪上半叶，黄河多次决口，泛滥频仍，１９３３年汛期，黄河出现历史上最大洪峰，从河南温县到山东长垣县的２００多公里河段内，南北两岸大堤决口５４处，洪水淹没河南、山东、河北、江苏４省５０多个县的１万多平方公里，１８０００多人死亡，灾民３６４万人，直接财产损失２.３２亿元（指银元）。而１９３８年６月，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以水代兵”的愚蠢决策而人为制造的黄河花园口、赵口大堤决口是２０世纪黄河最大的一次水灾。
１９３８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到第二个年头，日军开始对中原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土肥原师团从２月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驱直入，迅速攻陷豫北二十几个县，到达黄河北岸，与南岸中国守军隔河对峙。５月日军在徐州会战中取得胜利，开始着手进行华中地区大规模作战的计划。至５月中旬，日军从山东强渡黄河，几路协同作战，中原的沦陷就在眼前了。
为了阻止日军进一步实施其战略计划，国民政府发动兰封会战，以３０个师的优势兵力，企图在兰封地区将来犯日军一举歼灭。这本是打击日军、保卫中原地区的最佳时机，但是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没有实现其战略意图，反而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把豫东广大地区拱手让给了日军，平汉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郑州暴露在日军的面前。为了避免与日军直接作战，也为了避免日军占领郑州，从平汉路长驱直入进攻武汉，国民党决定实施酝酿已久的扒开黄河大堤，以水阻敌的战略。从１９３８年６月４日起，决堤工程由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实施，但是由于当时黄河正处于枯水期，水量不大，且决口常常坍塌，难以达到以水阻敌的效果。无奈之下，商震又令军队在决口以东３０米处开挖第二道决口，同时在郑州花园口开挖第三道决口。三个开挖处以花园口的工程进展最快，八百多名士兵昼夜掘堤，至６月９日上午已开始放水。在大水的冲刷下，决口迅速扩大，尽管如此，当局仍怕水口太小，轰击已被挖开的堤岸。一个月后，决口已扩至二百多米，黄河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广袤的黄淮平原。此时推进到郑州附近的日军被洪水围困，被迫停止了他们的进攻，但是从整个战局来看，黄河大水并没有起到阻止日军进攻武汉的作用，他们转而在海军的配合下，沿江而上，一路占领安庆、湖口、九江等长江沿岸战略要地，武汉最终于１０月２５日失陷，蒋介石以水阻敌，确保武汉的梦想破灭了。
然而，这一愚蠢决策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决堤后的黄河大水却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完全失去了控制，黄河大水滔滔不绝地从花园口决口处涌出，分几股向东南方流去，淹没了豫、皖、苏三省的广大地区。由于当时并非黄河主汛期，且花园口破堤一事进行得十分严密，因而对居住在受灾地区的广大百姓来说，根本没有料到会遭受这样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豫东平原地势平坦，黄河水自决口处奔出后就沿着大平原向东南方冲去，大水一泄千里，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中牟、尉氏、扶沟、西华、淮阳、周口等地在水冲沙淤之下已面目全非。据当时的记载，洪水水面宽１０余里，一些地方甚至宽５０多里，深从三五尺至一二丈不等，所过之处仅有少数人逃生。在一望无际的洪涛巨浪中，只有一些大树的树梢露出水面，有些地区甚至是全村男女老少都葬身水底，无一幸免。幸存的居民或躲避在附近的高地，或是向西迁往黄河洪水没有波及的地区，等待着大水退去。据当时河南省政府在９月上旬的统计，有１５个县遭受了黄河洪水的袭击，被淹面积达一万多平方公里，急需救援的难民近１２０万人。
无情的洪水继续冲向安徽省，在这里制造了更可怕的灾难。皖北地势较低，而且河湖众多。黄河洪水冲入安徽境内以后，沿着大小河流顺势冲入淮河，冲破淮河堤坝多处，使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再次变成了汪洋一片，１８个县市受灾，３００多万亩土地沦入水底，近３００万灾民流离失所。阜阳县是安徽省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全县１２０个乡镇有８０个埋在淤泥之下，最深的达６米以上，就在这一个县就有３０００多人死亡。黄淮并涨使邻近皖北的苏北地区也没有躲过大水的洗劫。９月初黄河大水从淮河河道冲入洪泽湖，与当地的狂风暴雨一起造成了多处湖堤河坝溃塌。受灾地区轻者平地水深数尺，重者房屋没顶，田地淹没无痕。
更为可悲的是，由于战争影响，花园口决口直到９年后才合龙，其间决口的宽度不断增加，到１９４１年决口竟宽至１１４５米，而到合龙的前一年，又增加了３００多米。巨大的决口使大部分黄河水从这里泛滥到黄淮平原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摇摆不定的黄泛区，大致范围包括了河南２０个县、安徽１８个县和江苏６个县。黄泛区之内年年受灾，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７年，仅河南一省大小决口就有３２次之多，其间情景之惨就连在当地视察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也不得不承认，泛区人民“所受之牺牲，所遭之痛苦，诚为抗战军民中最大而最惨者”。
长达９年的黄河洪水给泛区造成了巨大人员和经济损失。
洪水泛滥期间，村庄被毁，农田受淹，泛区人口急剧减少。据不完全统计，泛区三省，共有９５万人死于洪水，其中河南３２万人，安徽４７万人，江苏１６万人。在一些灾情较为严重的地区，死亡率竟高达２６％。共有约１２５０万人受灾，黄泛区遍及河南、安徽、江苏４４个县５.４万平方公里，淹没耕地１３３万公顷以上，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９.５亿（银）元。在长时期巨灾之后，当地农民被迫逃离家园，另谋生路，近４００万人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占当地人口的２０％。河南泛区流亡人口１１７万，平均流亡率为１７.３％，其中西华县高达６７.７％；安徽泛区流亡２５３万人，平均流亡率为２８％，其中最高者达到７８％；江苏泛区面积远小于前两个省份，流亡人数也相对较少，大约为２０万。
造成如此众多的死亡和流亡人口，追根究底还是国民党当局政府根本不关心国民的生死，在他们心中，死几个老百姓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国民们牺牲几条生命，丢弃些许家园、土地都是应尽的义务，至于骨肉分离，四处乞讨在战争年代总是免不了的。这种对国民生命极端冷漠的态度一直延续到洪水之后的救济工作，没有人关注这些因为国家领导人的愚蠢而失去了一切的灾民，他们在异乡干着最卑贱辛苦的工作却难以糊口，许多人一路乞讨，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家园，却饿死在逃荒的路上，连收尸的人都没有，难怪有人感慨人不如狗。
然而灾难并不仅仅止于此，由于黄河自古就以含沙量极高而闻名于世，大量洪水倾泄在黄淮平原的同时，也把大量泥沙带到了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据估计，黄河决口的９年间，大约有１００亿立方米泥沙淤积在淮河流域。灾情最重的河南省也是泥沙淤积最严重的地区。据善后救济总署的报告显示，河南省泛区面积有５８２１平方公里，淤沙面积约为１３７７平方公里，淤沙深度一般在１.５丈以上，安徽情况略好，但淤沙深度在３～６尺不等，江苏省部分地区有１尺左右的淤沙。面积广大的淤沙改变了受灾地区的自然地貌和植被结构，使当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在河南省一些爱灾较重的地区，昔日的房屋、村庄已深埋于沙下，肥沃的良田变成了荒芜的沙丘，大水消退之后，有些地方变成了一片沙地，几乎没有任何植被，情况略好的地方也只长出了芦苇和柳树。
黄河淤沙不仅淹没了肥沃的良田，还淤浅甚至淤平了淮河及其众多支流的部分河段。西淝河从三市镇至河口段有１００多公里被淤浅，淤泥最深处有３尺左右，其他河流被淤河段从５公里至８０公里不等。由于河流被淤，本来就不甚畅通的淮河排水系统更加紊乱了，一些河流被淤平，而另一些河流又因来水过多而膨胀成湖泊，同时洪泽湖及淮河流域的许多湖泊加快了淤积速度，蓄水量大大下降。自然地貌的破坏和水系紊乱使灾害频频的黄淮平原更是危机四伏，旱灾、蝗灾的频率大大增加，这种状况使饱经洪水折磨的黄淮平原在贫困与饥荒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泛区逐渐得到开发和利用，植树造林、防风治沙，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这里重新成为中原几省重要的粮食、水果生产基地，当地居民终于在饱受水患之后过上了安定富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