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邮电局里一个普通职员，干了近半辈子分拣工。
父亲喜欢吹牛，动不动就在我们面前吹嘘自己与市里某某领导有多少多少年的交情了、与某局的头头关系是多么多么地铁！时间久了，我们知道他说话的水分很大，我们家背地里都称父亲为“大忽悠”。
弟弟考高中的时候，离重点中学的分数差8分，一分需要“建校费”5000元。母亲下岗前也就是个普通工人，家里根本没什么积蓄，全家人都愁死了！但是，父亲却一个劲儿地说：“这事我有办法，根本难不倒我！”然后眉飞色舞地说自己认识教育局的某某副局长，只要托他批个条子，一切搞定，父亲说的时候，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我们尽管半信半疑，但是，大家毕竟有了一线指望，也就不发愁了。
半个月后，弟弟果然进了那个学校，家里人一派喜庆，都夸父亲厉害，父亲得意地一扬眉毛：“啥事我都能摆平，没有难得倒我的事情。”
可没多久，弟弟就知道自己是高价生，是钱买的而不是条子批的真相了，母亲追问是怎么回事，父亲掩饰不住了，只得坦白：“我把多年收集的邮票卖了，交了‘建校费’……”
父亲对集邮很热衷，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买邮票，不沾烟酒，22年如一日地集邮。结果，这二十多年精心积攒的邮票，都用来给弟弟“建校”去了。
母亲下岗后，一直闲在家里，父亲一直安慰她：“别急，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个工作，这事难不倒我，我认识……”
一天，从来不怎么喝酒的父亲喝酒喝多了，在医院里打了两天的点滴。回家后，就说自己与市委副书记在一起喝酒，喝高了，喝酒的原因就是给我母亲找工作。结果，市委副书记很给面子，就把工作给安排好了。当时，母亲气得没理睬他，但是，没两天，母亲确实到电信局收费大厅做收费员了，虽然是合同工，可总比在家闲着强很多。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父亲以前的一个同事现在在电信局做副总，在一次婚宴上，两个现今职位悬殊的曾经的同事喝着喝着就喝高了，副总还让我父亲喝，父亲肚子里在揣摩母亲的事情，立即说道：“如果你能给我爱人安排个事情做，这半斤酒我一口气喝完！”喝高了的副总立即答应，结果，父亲就喝进了医院。
副总酒醒后，得知我父亲喝酒喝进了医院，很是不好意思，于是，遵守诺言给我母亲找了个差使。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爷爷需要做胆结石手术，市医院外科主任技术特别高明。但是，如果病人不托关系走人情，她是不会亲自主刀的。爸爸决定找这个女主任给爷爷主刀：“好歹我也在这城市混几十年了，这点小事还能难倒我？”
果然，爷爷的手术是她做的，效果很好。
但是，从此父亲晚上8点钟总是要出去大概一个半小时。说是找老朋友下象棋了，我们都不信，有次，我跟踪了父亲，发现他居然是去本市师范学院美术系里的画室里接一个女孩，然后把她送到市医院家属区。
我明白了，原来这个女主任夫妻俩都是医院里的骨干，常常加班，晚上根本没有时间接送这个上高考美术辅导班的女儿，一定是父亲主动提出了条件的，以换取女主任的亲自主刀……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父亲是个没有任何权势的普通小人物，然而，他用全部的身心呵护着这个家，承担着沉甸甸的家庭责任。亲爱的父亲，虽然你用可笑的吹牛来维护你的自尊心，虽然你是个“大忽悠”，但是，父亲，我内心依然非常感激非常尊敬你……
父亲是民办教师
我的父亲是一个老“民师”。我常为父亲感到悲哀，可父亲却固执地为这个“民师”劳碌着、幸福着。
我的家在一个缺路、少水的山谷中，离父亲教书的学校有十几里远。母亲在冬夜里独守着寂寞，忍受着狼吼带来的恐惧，操心着牛羊，哺育着我们。母亲来自一个离乡镇很近的大村子，她的清秀美丽在村上是出了名的。直到我嫁了人，做了人妻，我才惊讶地体悟到母亲是以何等毅力忍受着那种种苦痛。那种种苦痛，完全可以使我那清秀美丽的母亲离弃我的父亲，可母亲没有。当父亲夜里回来去背那还在谷场上的粮食袋时，当父亲在鸡鸣之前就要赶到学校时，母亲总是做好热饭，再加上两个荷包蛋，以慰劳父亲。在我那清秀美丽的母亲看来，那无尽的期待，那无尽的煎熬，都是为丈夫、为儿女，这些也都是她的一种幸福。
可在那时，我无法原谅我的父亲，无法去爱一个看起来对家、对儿女都不称职的父亲。那是一个春季，万物复苏，到处一派生机盎然。我们也和往年的春天一样，由大哥带着玩耍。谁都不曾想到，在那个春天，可怕的厄运悄悄地来到了我们家。我们兄妹三个几乎同时患上了一种传染病——麻疹。在我发烧的第三天晚上，病稍轻点的大哥却突然严重起来，妈妈背起大哥到谷外求医。那天夜里黑极了，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有在山谷中上下乱蹿呜呜吼的狂风。半夜时我心爱的小妹哭着叫妈妈。我和二哥终于不忍，过去看小妹，她的脸很红，全身滚烫，她看了看我们不哭了。过了一会儿她似乎睡着了，我就坐在床边守着小妹。
清晨，母亲背着大哥回来了，可随即，我就在母亲失态的叫声中呆住了。母亲抱着小妹，疯子似的跑了出去。此后，我唯一的小妹，美丽如母亲的小妹，就再也没有回来。
上午，父亲陪母亲回来。可下午，父亲就要回学校去。父亲低声地向母亲说着什么。母亲烧火、擀面、磕鸡蛋，一如往常，只是默默无语。
我眼光毒毒地冷盯着父亲，父亲看我时打了个寒战。父亲走过来想摸我的头，我头一甩躲开了。我那时快5岁了，我记得母亲央求过父亲，让他请几天假，可他没有答应。我固执地认为，父亲如果在家，我唯一的小妹就不会死去。
那一年，父亲所带的班级共40来个学生，9个考上了重点高中，3个考上了师范，4个考上其他中专，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父亲所在的学校，因此在县上名声大振，父亲也从此“坐”上了初三班主任的位置，直到他不能再教学。
父亲的各色光环渐渐地淹没了家中的一些悲伤。死去的小妹，逐渐被人们遗忘。我想，父亲也遗忘了她。于是在我对小妹的思念中，滋生了对父亲一种很特别且难以说清的怨恨，我谢绝了父亲对我的所有亲昵，在不知不觉中，也很少再叫他“爸爸”。
我上初中时，父亲早已调往乡重点初中，且做了领导，仍兼初三的班主任，我那时跟着父亲上学。
那些年，“民师”大批大批地转正，父亲总给母亲解释：“我是领导，我以后有的是机会。”他把名额让给了一个又一个“民师”。现在，我的同事们常说我的父亲太老实了，所以一直没转正。今天的人们也许永远无法理解我的父亲。他用失去那样多的家庭温暖，那样多的家庭亲情，却只换来了一个永久牌的“民师”。
有一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做作业，父亲走了进来，满面泪痕。他哽咽着向我转述他们教师会议的情况：他的一个学生已成了他的同事，声泪俱下为他争取了一个转正的指标。父亲说：“你知道吗？很多人都流泪了，他们都说谁也不能再占用这个指标了。要是你妈能在场看看这……”可教学成绩年年硕果累累的父亲就是没有时间来翻一下转正考试的复习资料，放走了一个又一个唾手可得的转正机会。
高三那年，我从我的班主任那儿听说，父亲可能永远没有转正的机会了，我向老师告了假，去父亲的学校。
父亲的房间门虚掩着，我推开门，父亲从作业堆中抬起头，取下老花镜，看着我。
“你知道吗？以后你没有转正的机会了！”我劈头问他。
父亲一边站起，一边说：“知道，咋啦？”
“咋啦！？”
父亲的平静让我喉头发紧，我说不出话来。
我那死去的小妹，我那艰难地半工半读上大学的大哥，我那正在烈日下劳作的二哥，我那日益苍老的母亲，我家那歪斜的土坯房……这些都在我眼前旋转。我说不出一句话来，直直地盯着父亲。
父亲看着我，愣了一会儿，拿起粉笔、课本走出房门。我离开父亲的学校时，发现父亲正盯着校园的黑板报，半天没动一下。黑板报上又在表扬父亲呢。
高考结束，父亲才来学校看我。此时，我正要填报志愿。
父亲递给我一本志愿目录，就坐在我的桌子旁边。他的学生我的班主任走过来：“您让妮子报啥学校？”
“报——”但父亲把下半截话咽了下去，“随妮子吧！”父亲和班主任寒暄了几句，坐下，看着我，不再说话。
我翻开父亲画过重点的报考志愿目录，从第一批看到第三批，看到的全是师范类院校。我看看坐在旁边的父亲，突然想哭，但硬是让眼泪流进了肚里。
“你走吧！”我对父亲说。
父亲听我说了这三个字，默坐一会儿，便和班主任打了个招呼，走出教室。但他还在窗外看着我，见我似乎不乐意他这样做，才走开了。
暑假中，父亲因年龄大，已被摘去了“民师”的帽子，在家陪母亲，帮二哥耕作。无甚欢乐，也无甚悲伤，生活平静如水。
暑假过后，我到省师范学院去念书。猛然离开，我非常想家。奇怪的是，这时，我思念父亲甚过母亲。每当思念父亲时，我就默默地坐着，不自觉地咀嚼着父亲这个“民师”所做过的一件件事情。此时，一股似苦似涩又似甜的味道，渐渐地从心中涌出。半个学期时，父亲寄来一封信，说他又被学校聘去做代课教师了。父亲的信很短，但我能看出他的情绪很高涨。
放寒假了，我迫不及待地扑进家门。母亲正在喂猪。母亲看起来很憔悴，她长长的头发剪短了，在风中凌乱地飘动着。
“爸还没放寒假？”我问母亲。
“你爸在屋呢！”母亲低头拭眼泪。
我的心“咯噔”悸动一下，快步奔向屋门。我推开门，一下子愣住了。父亲坐在罗圈椅内烤火，床边的矮几上是一堆药瓶。见我过来，父亲嘴张了几下，口水顺着嘴角流了出来。
母亲走过来，接过我的包，把我按在凳子上。
我看着父亲，想哭。可作为父亲的女儿，我早已学会把泪水生生地咽进肚里。
“那天早上，预备铃是你爸拉响的，校长等了好长时间，也没听见打上课铃……这才发现你爸已躺在校铃下了……”
父亲的泪水流出来。我听说得了脑血栓的人最易流泪，是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掩饰自己内心的苦痛与辛酸。我不愿猜想父亲泪水中饱含的意思，尽管父亲不会在他女儿面前再掩饰他的情感！
我的父亲！我的教了一辈子书，却不是正式教师的父亲；我的得了一辈子夸奖却得不到最起码认可的父亲。我的父亲！我的听到闹钟的鸣声，一如既往地跃起，去拉响上课铃的父亲；我的当别人将他从冰冷的地上扶起，嘴里仍模糊地念着“该上课了”的父亲。
我在母亲絮絮的叙述中，仔细端详着我的父亲，他的脸上满是钝钝的皱纹，口微张着，一动也不动地盯着跳动的火焰，真像是一尊塑像。
“咋不住院？学校管不管？”我问了母亲，也觉得自己问得多余，父亲一辈子，没做过一天正式教师。
“学校管呢！多送来一个月的工资。要不，你爸哪有买药的钱。”
父亲嘟囔了一句，母亲代为翻译：“学校也难！”
我突然想和父亲交谈，很想，很想……
我拉过父亲僵硬的手，揉着，轻轻叫着：“爸——”父亲一颤。
这一颤使我泪流满面，再也说不出话来。
父亲
父亲是1955年出生的，从时间上看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父亲五六岁的年纪，在山东沂蒙山区的小村子里，一定也受到过饥寒交迫吧。只是现在，我看到更多的是父亲脸上多起来的皱纹。五十五周岁，按照古书上的说法，是知天命的年龄了，而父亲还在那里奔波和操劳，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我和妹妹。他的生命多是为了别人而活着，少有为自己考虑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