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莉尔说，那没什么，不要放在心上。不过，她母亲还是感到自己拖累了她，每次告别的时候，都要跟自己的女儿表示歉意。直到有一天，谢莉尔找到了一种能让她母亲宽心的法子。这种法子以前她母亲对她用过许多回了。
“妈妈，还记得我上中学时参加校篮球队的事吗？”谢莉尔的母亲点点头。“您经常大老远开车到学校，然后坐上很长的时间，可我压根儿就没机会上场。每次比赛，您都耐心等我，我觉得浪费了您的宝贵时间，总是过意不去。”谢莉尔轻柔地握着她母亲的手说，“还记得您当时对我说什么吗？”
“我总是说，我是来看你的，不是来看你打球的。”
“您当时真是这样想的吗？是真的吗？”
“是的，真是这样想的。”
“那好，我现在也要对您说同样的话：我是来看您的，不是来跟您说话的。”
她母亲明白了，微笑着沉入梦乡。
她俩在一起的那些时光，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月一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直到最后的一天，她俩在默默无言中、在彼此的注视中，仍然体会着爱的给予与接纳。
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即使在她母亲去世之后的深深静寂中，谢莉尔仍能清晰地感受到母亲的深情。
旧睡袍的幸福
文/梅利塔·查尔顿
为了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些，我需要财富、荣誉和社会地位。因为只有这样，女儿才有可能在我的羽翼下更好地成长。
于是，每天我总是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早上我会穿上昂贵的职业装出现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我不俗的谈吐、出色的才能和闪光的思想为我赢得了董事们的尊敬，更为我赢得了不菲的薪金。晚上，我会穿着高贵的礼服，披金戴银地出现在高级宴会上，作为贵宾的我被人们众星捧月般簇拥着。有时候，我还会出现在某个剪彩仪式上，或者为某个展销会而忙碌。
在女儿学校老师的再三叮嘱下，我才从繁忙的事务中挤出一点时间，参加了女儿学校的家长会。在家长会上，老师要求同学们将自己写父亲或者母亲的文章拿到讲台上去念。由于我还惦记着一个会议，很多同学在讲台上念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知道他们写的作文里面不时出现“父亲”和“母亲”的字眼。
突然，老师叫到了我的女儿伊沙尔的名字，我才将思绪收回，并将目光放在了伊沙尔的身上。
我注意到，伊沙尔用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看了我数秒钟之后才开始念她的作文。我猜她肯定写的是我。不出所料，她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
伊沙尔读道：“我的妈妈很漂亮，如果她穿上职业装，她就是公司里的董事长；如果她穿上晚礼服，她就是高贵的宾客……但是，我最喜欢她穿的衣服却是一件旧睡袍，因为她只有在穿那件旧睡袍的时候才属于我，她只有属于我的时候才最美丽……”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听完女儿的作文的，只知道从学校回到家里的路上我的眼泪还在不停地往下流。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儿女需要的不是你显赫的地位和无尽的财富，平凡的日子才是最本质的生活，学会享受生活，需要从平凡的事情开始，比如享受跟儿女共一盏灯的温馨之夜。
夹缝求生
文/马歇尔
“那个男孩儿还卡在里面！”爸爸对我和弟弟说，“你们两个穿上衣服，兴许我们能帮上忙。”此刻是清晨6：30，而我们立即就明白了爸爸说的男孩是谁——他可是昨晚广播和电视的头条新闻。
俄亥俄州某校的3名教师带着16名男生外出郊游。他们乘坐的汽车将近正午时出了毛病。修车的间歇，有3个孩子发现了一个洞穴，便决定进行一次小小的探险。其中一个男孩15岁，与我同龄，他爬过洞穴狭窄的入口后，晕头转向地沿着一处3米多长的斜坡，滑入一个V字形的裂缝，然后就被牢牢地卡住了。
几小时后，新闻播音员发出了求助消息，呼吁强壮而瘦小的志愿者参与救援。志愿者必须瘦得足以挤进男孩受困的狭窄通道。
记得爸爸听到新闻后，神情变得格外严肃。他扫视着我们——围坐在餐桌旁的8个男孩，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他们有很多专家和装备，”妈妈说，“你只会碍事。”
爸爸没再多说什么——直到第二天一早，他在上班途中从车内的电台获悉，那个孩子仍头朝下地卡在洞穴里，时间已经过去整整18个小时。
救援人员忙活了一整夜。一位从外地赶来的39公斤重的女护士，腰间绑着绳索滑入洞口，设法到达了离遇险者半米远的地方。但是，由于被石缝箍得太紧，她恐慌极了，不得不被拉了出来。
俄亥俄州州长联系到一位著名的洞穴勘探爱好者，并派空军喷气机把他和队员专程从华盛顿接来。然而，即使这位体重61公斤，体形像意大利面条的专家也没能成功——他还不够瘦，无法碰到孩子，把救援工具钩在他身上。
这正是爸爸把车停在路边，打电话向上司请假的时候。接着，他折回来接我和弟弟。
一小时后，我们驱车20英里赶到了出事地点。爸爸要求见负责人，说也许我们能帮上忙。但是想帮忙的人太多了，谁也没注意我们。
负责人此时正挠着头发，焦急地踱来踱去。爸爸看了我们一眼，我们点了点头。于是他拍了拍负责人的肩膀，“我相信我的儿子能挤过去。他们块头小，但是壮实。”
负责人打量着我们。不难看出他已经绝望了。最后他说：“你们必须签一份免责书。”爸爸犹豫了一下，咽了口吐沫，然后拔掉了钢笔帽。
我弟弟12岁，才37.5公斤重。他们在他身上绑了两根绳子，给了他一个手电筒外加一大堆叮嘱。男孩被困在裂缝内3米深的地方，裂缝顶部宽46厘米，底部仅宽23厘米。
我们眼瞅着弟弟顺着一侧石壁扭动着身体挤了进去。他几乎紧接着就大嚷要出去，于是被拉了回来。“你够到了吗？”我们大声问。
“差一点，”弟弟面色苍白，“可是我做不到！”他弯腰呕吐起来。
“没关系，儿子，”爸爸说着抱紧了弟弟，“麦克，该你了。”
我平时体重62公斤，但是为了参加中学的摔跤队，我锻炼减到了55公斤。爸爸还告诉负责人我受过急救训练。
我像螃蟹一样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有人在身后为我照明，我头朝下轻松地进入裂缝，用一种古怪的泳姿向下蠕动着身体。缝隙是如此局促，我不得不呼一口气，才能前进一寸。每次呼吸，我都被岩壁挤压得更紧。
十分钟后，我才深入了两米半的距离。怪不得那个男孩被卡在这儿了，我自己也险些被卡住！
当我终于接近男孩时，我明白了弟弟为什么呕吐。男孩闻起来就像一条臭鱼！我的胃也被熏得上下翻搅。他已经被困20个小时了。
上面的救援人员把手电光照得尽量远，但是我自己的阴影遮住了光线，而且我无法使用右手，我得靠它来支撑身体。
“救我出去！”我听见他含糊不清的声音，“求求你。”看样子他帮不上什么忙了。他的一只胳膊被压在身子下面，更糟的是，他仍在下滑而且神志不清。
负责人的声音在入口处响起来。他冲着男孩大吼大叫，骂他有多蠢，竟然把自己弄进这个洞里。这真是一条妙计。男孩被激怒了，气得不顾一切地回骂：“等我出去了，一定揍扁你！”愤怒促进了他的血液循环，使他清醒多了。
我用左手把皮带绕在他的一只膝盖上。最困难的是只用一只手把皮带穿过扣环。完成之后，我吸了一口气，蠕动着爬了出去。救援人员一阵欢呼。他们赶紧抓住绳子向上拉。
我的四肢好似扎满了滚烫的钢针一般，我不停地摩擦好让它们恢复知觉。摔跤可从来没有这么费劲！能重新看到日光，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觉真好。再也不必待在发霉的洞穴里，靠近一个像茅厕一样发臭的孩子了。
这时，欢呼声戛然而止。男孩不但没被拉上来，反而楔得更牢了。
“着力点不够。”负责人说。他看了看我——此时仍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你是他唯一的希望，”他说，“我很不情愿开口，但是你能再下去一次吗？”
第二次历险比第一次更艰难。但我至少得到了更多的指导，知道该怎么做。
这回，我又用了一条皮带，而且系在了他的两条腿上。接着，我摸索着在岩石上寻找能钩住第二条绳子的地方。有块门把手大小的凸石也许能派上用场。我用左手和牙齿，设法绕着这块岩石系了个圈，使第一条绳子从中穿过。这就像一个滑轮装置，能提供足够的拉力。
当我终于再见天日时，简直都站不起来了。
人们拽住绳子。“管用了！”
但是，接下来又是一阵叹息。男孩只有下半身动了，上半身仍死死地卡着。
谁都没说一句话。那位负责人的眼睛湿润了，他再次转向我。不会要求我再下去一次吧！
于是，我第三次爬进那个冰冷、阴暗的地牢。
我用左手和牙齿又做了一个绳套。男孩此时几乎处于昏迷状态。我对他说：“你必须帮我，不然你永远都不能出去揍扁那家伙了。”这句话激醒了他。最后我们一起努力，把绳子在他的肩膀下绕了一圈。
我检查了绳子和皮带是否牢固——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了出去。
这次，救援队弄了一根长杆，杆子上绑了根胶皮管。他们把管子推进裂缝，然后把一加仑的甘油倒进管子。里面的孩子立即像只浑身涂了油的小猪一样。这是为了增加润滑，拉他出来才更容易。
救援人员拽着绳子，一下，两下……男孩动了……终于，他出现了！
下午1：30，我才第一次真正见到了我救上来的这个男孩，他满脸青肿，被抬上了守候的救护车。受困25小时之后，他终于脱险了。医生说：“过几天他就没事了。”那一刹那，我的疲劳感仿佛一下子烟消云散。我感觉好极了。
有时候，我们面临的任务或身处的环境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巨人。但是，一旦你勇敢地面对它，你就会被赋予前行的力量，并最终赢得胜利。
拯救自己
文/杰罗莫·格卢曼
将近三十年来，我从事医疗工作，治疗和研究癌症、血液疾病、艾滋病毒和丙肝。在此间的大多数时候，我并没有考虑到“企盼”这一心理因素对我的病人的影响力，直到身患癌症的乔治·格利菲这一病例的出现。
一
1987年的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去医院探望一个生病的同事——哈佛大学教授、病理学系主任乔治·格利菲，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被诊断出得了胃癌，而且是最糟糕的那类病症。在患有这种类型的胃癌病人中，仅有2%到3%能生存6个月，9个月的存活率不到1%。具有某种嘲讽意味的是，胃癌曾是乔治终生致力于要攻克的目标，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恶性肿瘤及其可怕的后果。
可是，乔治坚持采用大剂量的化疗以及高强度的放疗，而不顾这种杀伤力很强的治疗手段对他所患的晚期癌症能有什么显著的效果。显然，这种治疗方法极有可能把他更快地推向死神。
我走进病房，只见他的眼窝凹陷，脸色苍白，严重的溃疡形成的血块使嘴唇变得发黑。有好一阵子，我简直怀疑他是否还活在人世。
乔治缓缓扭转头，注视着我，眼睛里充满泪水，竭力想说什么。
“别说什么。”我说道。他默然同意，并闭上了眼睛。乔治忍受着治疗产生的强烈副作用，尤其是从他的嘴唇一直到直肠等多处组织都呈现灼烧、出血和溃疡症状。我在他身旁待了几分钟后准备离开。我琢磨着，我无法对这样一个病人再用平时所说的那些话来鼓励，说什么与病魔作斗争是至关重要的。我了解某些癌症病例的情况，如果病人能挺过严酷的治疗过程，肿瘤细胞可能彻底被杀死、消失。然而，对乔治的病况用这种语言来应付显得太虚假。所以在向他道别时，我只说了一些客套话，说我们大家都想念他，希望他不久能找到某些慰藉。
二
有好几天，我的脑海中一直惦记着乔治。我竭力回忆他以前的健康形象，试图抹去他现在的糟糕模样。61岁的乔治·格利菲是个中等个头、有着轮廓分明的脸膛、灰色头发的男子，曾经深入到亚洲最偏远的地区研究胃癌的流行病学。
尽管妻子乞求他好好休养，但他在大剂量化疗和放疗产生的症状消退一些之后，仍每天返回办公室工作两至三小时，经过这番折腾，他的体重一下子掉了30磅。
然而有一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医务人员中迅速传开了：乔治准备进行开刀手术。“为什么不干脆拿把枪对着他的脑袋？”一个同事带着挖苦的口吻说道。
给乔治做的cat（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显示，肿瘤和周围的淋巴结的确缩小了，但是这种由放疗和化疗产生的效果几乎总是暂时的，并不能改变最终的后果。此外，医生的手术刀是不能去掉已进入乔治血管的大量癌细胞和丛生在下腹部的、像铅弹大小的扩散物的。在几个星期之内，这些扩散的细胞就会重新生长，再次扩散。大手术最终只会夺去乔治为数不多的日子。
手术的结果显示出比预期的情况还要严重：在切除有肿瘤的胃组织后，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了食管，它的下部第三节必须切除。于是手术人员将一段肠子作为替代物移植到余下的食道和胃的剩余部分之间，以使乔治能进食。
在实验室，病理学专家对切下的胃组织进行了切片检验。肿瘤已经死亡，癌细胞已无处可见。当大量的细胞被放疗和化疗杀死时，其余的会进入血液和淋巴组织，新的肿块不久就会重现，恶性肿瘤会长满他的肠道，占领他的胸腔，直到置他于死地。
然而乔治对此不以为然。在手术后不久，他又说服院方让他住到医院进行又一疗程的剂量更大的化疗。我感到很悲哀。如果我是乔治的主治医生，我就会告诫他的妻子并对继续化疗和放疗提出质疑。医生的责任难道不应该保护乔治免于无意义的治疗吗？
三
我后来去了欧洲工作，便一直没有再见到乔治。2006年6月，我回到哈佛任职。一天我正在医院的一个大厅边的咖啡室里饮茶，突然看到乔治走进来，我不由地站了起来。尽管经历了这么多年，他看上去颇为瘦削，但他在与我打招呼时双眼仍很有神，嗓音仍很清晰。
我油然升起一种负罪感。我毕竟在思想上早就把乔治打发到死神那里去了。要是我的建议被重视的话，他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
我于是询问他是否一直坚持加大剂量的治疗方案。
乔治告诉我，他回家后种植了一些在来年春季才开的黄水仙花。“我对自己说，我或许能看到它们盛开，但也可能看不到了。如果那样的话，它们将在我的墓前为我送葬。”
“你知道，我、还有几乎整个部门的医疗人员其实都不同意你的治疗方案？”我问道。
“是的。”乔治严肃地说，“我知道对于不少像我这样的病例，人们都有争议。治疗会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不仅是对我，而且是对我的家庭。此外，它还要把社会的钱花费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人的身上。然而，”他把眼睛眯了起来，“即使我失败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深切地企盼活下去，不得不战斗到底。我到那时会对自己说，我已尽了一切可能来挽救自己。”
乔治奇迹般恢复健康的事实是我人生观的转折点。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求生的企盼与医生开出的处方或所采取的任何医疗措施同样重要。这种信念是人类精神的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忍受力，能够让奇迹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