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是不变的守则，而“权”则是可以灵活应用的手段，要达到中庸之道就得“持经权变”。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所以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崇尚一种平衡的、与环境和谐相处的“中庸”思想，不卑不亢，五行平衡。《周易》63卦就有“水火既济”一说，水火本来是对立相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相容相济，相得益彰，使得阴阳气脉得到调和。庖丁解牛，目无全牛，而东方皋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
中庸之道的理论在《论语》的记载中表达得很清楚：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主张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认为“过犹不及”。对学生，性格过于进取的加以遏制，过于谦退的加以鼓励。孔子反对过激的言行，但同时也反对不讲原则，“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乡愿”行为，称“乡愿，德之贼也”。
因为中庸，所以可以因时制宜，随机应变。所以虽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但是为尽忠就可以“舍生取义”，为尽孝更可以“割股救母”。“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嫂嫂落水了，便必须要出手相救。“经”是不变的守则，而“权”则是可以灵活应用的手段，所以要达到中庸之道就得“持经权变”。
“权”字最早作“秤锤”解，孔子将它纳入自己的“中庸之道”，从而使“权”成为在变化中求得中道的最高手段。《中庸》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方法论，朱熹注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量度以取中。”就是在变化或者矛盾中寻求平衡的中心点，从而使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统筹兼顾、情理均衡的价值追求。
社会科学院讲师杨一之在《非常与中庸》（原载1937年出版的舆论周刊第一卷第四号）一文中这样写道：“动静刚柔等概念，不是辩证法所谓矛盾的统一，而是融和于中庸一以贯之之道。它常是在将发而未发的状态中，以预备一切可能的将来契机。所以中国的圣人，不制作呆板的定律，不要求难能的德行。不讲理智，而处处合于理智；罕谈天命，而身心自有寄托。”
夏侯渊破敌军就是一个审时度势、灵活机变的典型例子。建安十六年，偏将军马超等人谋反，杀了凉州刺史韦康。建安十九年，韦康旧部赵衢、尹奉、姜叙等人起兵征讨马超。姜叙在卤城，马超在冀城，赵衢等人诱使马超出城攻姜叙，使冀城空虚，赵衢等人乘机攻入冀城，将马超的妻子杀死。马超攻卤城不下，又回不了冀城，他只好逃奔汉中。姜叙等人兵少，不敢贸然去追。
姜叙派人找夏侯渊求援。夏侯渊与手下诸将商议此事，诸将都说没有曹操的命令不便行动。夏侯渊却认为，将在外，应当审时度势，怎么有利就怎么干。他说：“曹操在邺城，从这里去往返一趟就有四千里地，等命令来时，姜叙他们早就被马超打败了，非赶快去救援不可。”
于是，夏侯渊命令部将张？率五千步骑兵，从陈仓一条小路上去追击马超，他自己在后面押运粮草督阵。马超如丧家之犬，战斗还没打响，他就跑了，丢下的大批军用物资，成了张？的战利品。夏侯渊赶到时，支持马超谋反的各县，都已献城投降。和马超一起叛乱的韩遂，此时正在不远处的显亲，夏侯渊想袭击显亲，斩杀韩遂。韩遂得到消息后，连夜逃走。夏侯渊与部将们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有的说应立即攻击韩遂，有的说应去攻打兴国。
夏侯渊认为，韩遂有精兵强将，兴国的城池很牢固，攻击哪一个都不可能立即得手，不如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先去攻打长离的诸羌子弟，其中有很多是在韩遂的部队中当兵。如果韩遂舍弃长离，羌人子弟就无家可归；如果韩遂去救长离，就把韩遂诱出了城，可以和他在野外作战，则韩遂必败。众将官认为主帅说得有理，遂按计划行动。
夏侯渊亲率轻兵步骑去长离，攻烧羌屯，斩杀和抓获了很多羌人。在韩遂军中的羌人将士，纷纷奔回自己的部落。韩遂也率兵出城去救长离，被夏侯渊拦在半路。夏侯渊手下的部将见韩遂的兵马很多，建议挖壕沟打持久战。夏侯渊却说：“我们围战千里，现在挖沟扎营，士兵们会很疲惫的，不能坚持多久。韩遂兵马虽多，我看很容易打败他。”于是夏侯渊下令擂起战鼓，手下将士神威大振，高喊着冲向韩遂的阵地，韩遂的将士人心已散，毫无斗志，顿时乱了阵脚，四散奔逃。
曹操派来传令的节度使到仗打完了才拿着曹操的命令赶来，如果夏侯渊一开始的时候坚持等曹操的命令来了才肯发兵，那肯定就会贻误战机，到那时侯形势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不是去增援姜叙，而是去求援姜叙了。在之后的行动中，夏侯渊根据战局的具体变化采取具体的措施，正是由于他不墨守成规，审时度势，灵活机变，所以赶马超，追韩遂，破兴国，平高平，连战皆捷。夏侯渊的审时度势就是中国式管理的很好体现。
因为组织中的人力的要素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会随着组织系统外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要实现对组织的真正现实的管理，管理者的活动和行为就要从现在出发，从具体现实出发，随机应变，不断地随着人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权变理论”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特点。通过提高管理者对环境刺激的直觉反应速度和适应性，也就是提高情境反应能力，去实现对变化的即时性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