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中央人民政府态度谨慎，耐心等待，就是希望何时改、怎么改，要等待西藏地区人民群众和上层统治集团的觉悟，以破坏更小、损失最小、相关各方更易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以保证西藏的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以更和平的方式来完成……
昌都战役结束后，十八军暂停进军，在耐心等待，以实际行动体现中央政府的和平诚意。
此时，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已经开始几个月。西藏噶厦政府的官员们认为，美英及印度等国在支持“西藏独立”问题上，目前是讲得多做得少，不愿以支持“西藏独立”而损害其自身利益，因此颇感失望；而中央政府军事上又很强大，无法对抗，昌都一战更加剧了噶厦政府的政治危机，屯兵金沙江两岸和藏北高原的解放大军早已是盘马弯弓箭待发，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他们继续前进的步伐。中央政府提出的和谈条件又是很宽容的。处于进退维谷的西藏当局，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在中央政府的感召下，只得面对现实，准备同中央和谈。噶厦政府官员会议最后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去北京，同中央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1951年1月27日，达赖喇嘛派人到印度新德里，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转呈他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件。2月1日，袁仲贤复信达赖喇嘛，转达毛泽东主席对他亲政的祝贺，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他速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达赖喇嘛收到袁大使的信后，大受鼓舞。因为历来达赖喇嘛亲政，必须有中央政府的认可。毛主席的祝贺，使其感觉得到了合法承认。
1951年4月22日傍晚，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和中央各部委首长亲自到车站欢迎代表团。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和平谈判代表第一次正式接触，地点在北京市军管会交际厅。出席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西藏方面出席的有：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土登列门、麵？登增顿珠。
双方开始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整个谈判过程曲折复杂，围绕着很多具体问题反复协商。
谈判前，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中从亚东来的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带有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内定的“底牌”。这张“底牌”的基本内容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外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内部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但不能同意派兵到边界。中央驻拉萨的代表及其工作、服务人员，总数不可超过百人左右。”这张底牌显然缺乏诚意，也不具现实性。
西藏地方政府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很清楚，他带来的这个临时组成的代表团内各代表的思想并不一致，除他和从拉萨、昌都来的两人之外，其他代表几乎都没有接触过解放军，更不了解共产党。于是，他在履行代表职责向中央政府表达了噶厦政府方面的要求外，同时也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向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讲述他在昌都见到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情况，以及在沿途所见解放军不畏艰险在高山严寒地区施工修筑公路的情景。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表示，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我们承认达赖喇嘛的地位，毛主席祝贺他亲政，他要是去印度，就会失去现有地位。中央政府决定进军西藏是履行保卫祖国的权利和义务，是正义的。
在西藏历史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是格鲁派内部的两大活佛，这两大活佛系统分别在前藏、后藏地区拥有广大的土地、百姓和寺院，自清雍正、乾隆以来，一向归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彼此各得其所，相安无事。
后来清朝灭亡，驻藏大臣废弛，积弱的民国政府一时间鞭长未及难于管束，两大活佛间的嫌隙逐渐加大：先是噶厦政府强迫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服从达赖喇嘛的统治，并向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而扎什伦布寺则沿过去旧例，不愿过高负担。十三世达赖喇嘛这种在政治上、经济上逐步加大压力迫使九世班禅就范的做法，使班禅和噶厦政府之间产生了重大争端。不仅如此，1923年冬，达赖喇嘛又以“亲汉”罪名，拘捕了九世班禅左右的重要官员，使得班禅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九世班禅不得不于当年冬天秘密率领属下僧俗官员和随从仓皇北上，于1924年年初到达青海，从此流落在外，及至1937年10月在青海玉树圆寂，终未回到西藏。其间，当时的中央政府曾多次调解，希望促成两位喇嘛关系恢复及班禅返藏，但因噶厦政府内部的各种阻挠，终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时，上世达赖和班禅已转世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
李维汉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十世班禅即通电拥护，他们三十年来从来没有勾结过帝国主义，没有出国，这是一个界限，所以中央支持班禅和达赖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坚决维护西藏内部的团结。
对于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改革”的前提下，持谨慎和耐心等待的态度。封建农奴制度是在欧洲中世纪以后早已绝迹了的落后制度，严重束缚了西藏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必须的，迟早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中央人民政府态度谨慎，耐心等待，就是希望何时改、怎么改，要等待西藏地区人民群众和上层统治集团的觉悟，以破坏更小、损失最小、相关各方更易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改革，以保证西藏的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以更和平的方式来完成。
李维汉说，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各民族在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按照自己的情况，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西藏目前的具体情况决定的。
李维汉解释说，关于藏军改编问题，中央意见是逐步地做，和你们商量着办。对有关改革的问题，你们代表团建议改革由西藏政府自己起来改革，这样提法，我们同意。
回看历史上的藏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本来，自吐蕃王朝崩溃以来，西藏就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所设藏军，向来分派各地农牧民，有事则调集为伍，虽能达到数万名，但缺乏训练。西藏凡有内忧外患，一般都得由中央政府派兵才能平息，出兵动辄耗银成千万两，既劳师又费时；中央政府也不胜其烦、不堪其扰一比如，清雍正年间西藏噶厦政府里颇罗鼐和阿尔布巴内争导致局势动荡，中央政府干脆将达赖喇嘛接到泰宁（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境）供奉，派兵入藏平定局势后才将其送回。
为改变这种状况，加强边防，清政府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议定（次年载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建立西藏地方常备军，与驻防绿营兵一起训练。藏军总额设定三千名，编为六代本，每代本辖二如本，每如本辖二甲本，每甲本辖五定本；并规定了编制、粮饷、赏罚等制度；军官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选任并发执照。
由清中央政府组建的这支藏军，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连名字也叫“加玛”。“加”为藏语“汉族”的意思，“玛”为藏语“军队”的意思，“加玛”为“汉军”，“加炯玛噶”意即“汉式军队”。
即使如此，从昌都战役中藏军的表现即可看出，他们内部管理混乱，兵员补充缓慢，有的是父子同营、甚至祖孙同营，绝大多数兵士随军带家眷，并饲养牛、羊、马等牲畜，大部分时间放牧、料理家务，极少时间操练。再加上藏军所到之处，对当地百姓无偿地派差、抓差、抢劫财物，藏军在人民群众中非常不受欢迎。
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在讨论中同时使用汉、藏两种文本，不是在汉文定稿后才译成藏文，而是在一开始就提出两种文字的初稿。在谈判过程中条文修改过多次，每一次修改都是同步进行藏文本的修改。
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协议的藏文本的准确性，李维汉亲自检查。他并不懂藏文，就请两组人员分开，独自对汉藏文两种文字的修改稿进行翻译。一组将汉文翻译成藏文，另一组再将藏文翻译成汉文，然后再把翻译过来的汉文与汉文原文对照，藏文与藏文对照，看有没有出入。对每一个词汇的使用都认真讨论，双方认可后才放入协议中。这种做法得到了西藏各位谈判代表的认可。
经过近一个月的磋商，谈判有了结果。1951年5月23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协议的签字仪式。
这个协议的正式名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十七个条款。这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的定位及其诠释，这部分内容可以概括为：
一、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统一祖国的神圣职责必须履行，不容置疑。
二、中央人民政府统揽西藏地区的国防和外交事务，原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以保证相关义务和职责的履行。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三、西藏地区现行社会政治制度不予变更，有关各种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改革，人民有改革需求时，得与上层人士协商。
四、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不予变更（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五、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相关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承担。
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接见了西藏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当天下午，毛泽东对进藏部队领导人张国华强调：“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我每一次看到这段历史的相关记载，都不禁想到，那时候中央在西藏实行的，应该就是新生共和国的第一个“一国两制”吧。
各路并进
挺进的部队，每天都在和各种突发而来的困难做着艰苦顽强的较量，时时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流血牺牲。由于进军时间长，进军路线长，这种在与大自然搏斗中的伤亡，几乎等同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十七条协议》达成了，就要把协议条款变成现实。也就是说，以十八军为主的各路进军部队，要立即进入西藏。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了进军西藏的训令，要求进藏部队贯彻执行协议，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使命。
这就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世界屋脊一青藏高原上有史以来空前规模的大进军。
关于世界屋脊的特殊地理地貌，著名康藏史地学者任乃强曾经写道：西藏高原“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周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接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
任乃强先生所说的“概难展施”，确实如此。在现代信息爆炸的社会里，各种描述西藏的文字多如满天繁星，没有去过西藏的人，只要凭借这些信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那里的一切。实际上，西藏高原的险恶与任乃强先生的话相比，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们只能通过少得可怜的消息，在对那片高原几乎完全不知详情的状态下，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两条腿去攀登险象环生的世界屋脊，这是对中国军人勇气和毅力、体能和智慧的“极限挑战”。他们将要面对的会是怎样的艰难险阻？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等待进军的日子里，十八军就已经开始做着进藏前的各种准备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负重行军训练。
这是一种特殊的训练。除了和正式行军一样全副武装，每人还要另外加重好几十斤。骡马载着物资，浩浩荡荡，在驻地周围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地段的山林小路上跋山涉水，埋锅造饭，全套演练在高原的行军生活。
行军训练时，早上出发，万里无云，极目远眺，山明水秀。午后，流云翻滚，雪花纷纷落下，大地茫茫一片。训练开始不久，就出现严重情况：走几步就喘，上坡更是上气不接下气。走到五公里时，就有掉队的，背包和人都散了架。一个上午仅仅走了十公里。这样怎么行呢？不行呀！指战员们纷纷为自己“加码”、“开小灶”。
军部收音员上海姑娘时钟曼看到有人往背包里装上石头，以增强负重行军的耐力，她也给自己设计了“一举两得训练法”：每天晚饭后，从位于山上的军政治部驻地到山下的甘孜河边去背水，再把水送到炊事班和房东阿妈家，这样既能得到锻炼，又能做好事，一举两得。开始时，她只能背半桶水，从山下到山上，一路摇摇晃晃，中途还要歇好多回，张大嘴喘大气，等回到政治部驻地时，桶里的水已所剩无几，自己却已浑身湿透。炊事班长和房东阿妈看着心疼，劝她不要再背水了。她不肯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她终于能背着满满一桶水，呼吸均匀，迈着坚实而有节奏的步子上山。
十八军的官兵们，在这样的训练中增强体质，磨炼意志，对战胜即将到来的困难已经树立了足够的信心，只等进军命令下达了。
从1951年夏天开始，人民解放军从各个方向进军西藏：
5月6日，新疆方向进军阿里的后续部队二百八十余人，由骑兵师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领从南疆于田出发。
7月25日，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领导的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赴拉萨。到边顼以后，带上一五四团八连，共四百余人，翻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夏贡拉、鲁贡拉（即东、西大雪山），穿越人烟稀少的“穷八站”，所经之地，空气稀薄，冰天雪地，道路崎岖，自然环境恶劣。指战员们以顽强的意志，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四十五天，跋涉一千多公里，于9月7日到达拉萨东郊的蔡公堂，再渡过拉萨河。9月9日是西藏传统节日“雪顿节”，进藏先遣支队进入拉萨。
8月22日，云南方向，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六团团长高建兴率六百余人从扎那出发，爬高山，穿过瘴气区，在地震塌方地带艰苦架桥修路，向察隅进军。10月1日，胜利进驻察隅。同年底，以一个排进驻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北侧的沙马，一个排进驻竹瓦根以南的中緬边境中国一侧，建立国防前哨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