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病危的时候，慈禧正结束她流浪的日子，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
车队进入满目苍痍的中原地区时，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慈禧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慈禧说的是心里话，对于她来说，是最知道李鸿章之******的重要性的。这个“糊裱匠”晚年为了这个垂亡的王朝，真算是尽完了最后一份力。几天以后，李鸿章去世的噩耗传来之时，庞大的回銮车队已经到了河南辉县。尽管慈禧和光绪心里已有了准备，但还是泣不成声：“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随行人员“无不拥顾错愕，骤失倚恃者”。对于李鸿章，清廷给出的谥号是文忠公，这样的表彰，也算是对李鸿章一生对大清王朝忠心耿耿最准确的评价了。
从1861年一直到1908年的48年中，清朝的最高权力，实际上一直由慈禧掌控。这是一个曾经非常漂亮的女子，关于她的相貌和风度，当时西方的很多报纸都有着津津有味的描绘。据说慈禧年轻的时候肤色如雪，吹弹即破；牙齿如贝，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如星星般闪烁；在性情上，慈禧既有江南女子的温柔体贴，让人迷恋，又有北方女子的泼辣从容，大气果敢。一直到她60岁的时候，还曾有西洋的报纸说她像少女一样迷人。清宫中聘请的一个为慈禧专门作肖像画的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描绘说：慈禧是一位“非常面善的女士，容貌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脸上永远带着一种胜利者自得的微笑”，卡尔以她画家的敏锐描写道：“她穿着一件皇家专用颜色——明黄色的长袍，上面栩栩如生地编织着紫色的藤蔓，还镶嵌着大量珍珠。她的长袍是满族式的，有些部分从脖颈拖延及地，一排翡翠纽扣从右肩一直扣到长袍的褶边。长袍用一种爽挺、明亮的丝绸做成，穿在一件同样长度、同样颜色但比较柔软的夹袄外面。在右肩起第一枚纽扣处，挂着一串硕大的珍珠，有18只之多，并且珍珠和珍珠之间用璀璨剔透的绿宝石隔开。在这枚扣子上同时还挂着一颗淡红色的宝石，有两束丝绸做的黄穗从宝石上飘落而下，穗尾是两颗好看的圆球。”
这个生长在江南的满族女子一生追求着完美生活，但她的个人生活却一直不完美，个人生活的缺失以及生理的不平衡，可以说是慈禧性格有时暴戾、喜怒无常的重要原因。生理与生活的缺失，反过来刺激她更加注意生活的品质，力求充分享受世界的完美华章。在无休无止的繁文缛节的沉重负担之余，慈禧对生活中的一切新奇都抱有积极态度，喜欢尽兴地享受着人生。
曾有外国公使夫人称慈禧为“一条母龙”，此语一点不虚。慈禧一直就不是一个凡角。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到了后来的大权在握，慈禧实际上可以说是走过了人世间最不平凡的道路。16岁入宫时，慈禧只是一个贵人，住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当时咸丰皇帝喜爱的，还有其他好几个女子。慈禧能够脱颖而出，除了因她生育了同治之外，还在于她异常聪明，善解人意，侠肝义胆，可以为咸丰分忧。浸淫宫中，慈禧潜移默化中学会了果敢、狠毒，富有幻想。既具有极其准确的直觉，洞察秋毫；也识人无数，极重情义。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咸丰皇帝远逃热河，留下了恭亲王与英法联军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之后，咸丰万分耻辱，他一直在热河幽居，拒绝接见任何外国使臣，甚至连朝臣也拒绝接见，整天沉湎于鸦片和酒。一年之后，30岁的咸丰英年早逝，26岁的慈禧与恭亲王联手，临危不惧，心狠手辣，击败了肃顺等八大臣，与慈安一起垂帘听政。那些政治上的手段与阴谋，慈禧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她属羊，但很多如狼似虎的大臣在她面前胆战心惊。她一生在深宫之中生活和挣扎了近60年，即使是执政，也有48年，在她面前，有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驾崩，而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则在她的操控下，惶惶不可终日。
与历史上曾经的女皇武则天相比，慈禧从不轻佻，也从不****，虽然她的面前有很多优秀的男人，而慈禧也聪明异常地懂得怎样赢得男人的欢心，懂得男人的虚荣和软肋。这个年轻的寡妇对于爱新觉罗家族一直是忠心的，在某种程度上，她就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不辞辛苦，管理着这个庞大腐朽的家业。
按照现在的说法，慈禧从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以女人征服男人的方式统治这个国家，充满热情地生活在宫中。慈禧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她注意养颜美容，注重梳妆打扮，喜欢美食，爱好花草，亲自制作精致的化妆品，并且，还会写诗，会欣赏诗，善于书法、绘画，喜欢用真正的花草汁涂在自己的画作上。除此之外，慈禧还天性幽默，富有智慧，她习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理性的问题直觉化。
当然，作为一个手执最高权力的单身女子来说，始终环绕于慈禧周围的，是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恐慌。与她的前辈主宰一脉相承的是，由于满族人是征服者，相对于庞大的被统治的汉族，这个民族一直势单力薄。尽管满人入关掌握政权之后，汉族男人留起了辫子，向异族皇帝高呼万寿无疆，也尽管满族几乎毫不走样地尊奉汉文化的一切传统。但历代的满族统治者都在骨子里对于汉人有着深深的警惕，他们知道，在汉族人的骨血中，那种被他人统治的感觉300年间不曾有一刻消失。这种广袤的不安全感，使得深居高位的统治者的第一考虑就是，如何在人数众多的汉族中用尽一切办法维持自己的政权。深层次的恐慌决定了清国在整个制度上的保守性和****性——最高统治者高居一个松散的、却存在着等级和名分的社会秩序之巅，以儒家富有教导意义的道德行为准则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在这个秩序里，经典的教义是至高无上的，庞大的家族制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信条高于享受权利的信条，文官控制着军事，商人为其所用；道德行为的准则凌驾于人的****、物质利益和法律条文之上。朝廷还必须借助依靠和笼络汉人中的杰出人物，远离社会的快速进化。清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和隐秘中，延续了很多年，每届统治者在这样的位置上，都多疑，也多虑，尤其是对于手下的能臣，必定一方面要倚仗他们，另外一方面，又得无时无刻地提防他们，控制他们。慈禧当然也是如此。这样的恩威并施、处心积虑，也就决定了慈禧在很多事情上不敢大意，决定了她在很多事情上神经过敏。
在晚清诸多的汉臣当中，李鸿章无疑是当中的出类拔萃者。李鸿章的人情练达、讲究实际、足智多谋，使得慈禧与李鸿章之间比较有共同语言。就慈禧本身来说，她是很想有所作为的。早在刚刚垂帘听政时，慈禧就以后期爱新觉罗家族男儿少有的胆识，领导了当时的“自强运动”。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不仅仅使清国的财政和国力有所增强，而且增加了慈禧的威信，也稳固了她的统治。从1862年到1875年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同治中兴”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大清在慈禧与恭亲王的领导之下，似乎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整个国家在渐渐的开放中嗅到了海洋的咸涩气息……在朝廷的号召下，李鸿章无疑起到了骨干作用，是“自强”运动的马前卒。正是在慈禧掌权的初级阶段，李鸿章因为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与慈禧的接近，赢得了这个女人的好感。这也决定了慈禧与李鸿章在今后的岁月里建立了信任和不解之缘。
慈禧与李鸿章是存在着很多相同点的：他们都属羊，从年龄上说，李鸿章要比慈禧整整大一轮。慈禧极其欣赏李鸿章，不喜欢在小事上较真、酸腐而迂回的翁同。在慈禧看来，偌大的一个朝廷，绝大多数，都是一群无用的书生，真正能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解决问题的，首屈一指还是李鸿章；而且，李鸿章精通人情世故，凡事一点就通。她就喜欢这样的聪明人。正因如此，慈禧很少干涉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对他十分信任和放心，李鸿章一生曾面临多次危机，他的公开和潜在的对手曾多次罗列罪名，收集证据，要弹劾他，甚至要置其于死地，但都是慈禧，在最关键的时候保护了他。慈禧对于李鸿章的态度让李鸿章感恩戴德，李鸿章知道，只有慈禧，才是最能够理解并且信任他的人，“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句话，是极符合李鸿章心境的。对于朝廷，对于慈禧太后，虽然李鸿章也有很多不满，并且在私下也发过牢骚，但在公开场合，在“大局”面前，李鸿章从不说一个“不”字，总是表现得忠心耿耿。李鸿章知道，在内心深处，慈禧对于自己也是有提防的，尽管自己手握重权，但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李鸿章深深了解慈禧，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她一直奉行“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生不痛快”，得罪不起。是慈禧在控制李鸿章，而不是李鸿章操纵着慈禧。在一个****的体制中，最高权力者的性格与喜好，往往就是游戏规则。李鸿章是清楚地知道这个绝对规则的。
于是，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
知李鸿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并且对对方也心有余悸。他们二人的方法各异，但他们却有一样的目的，那就是全力保全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在深知李鸿章同时，慈禧还在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晚清时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术，与李鸿章一样，慈禧从未让他们担任过核心职务，但他们从未遭到过她的贬黜——当一位臣子的权力到了足以威胁她的安全时，慈禧就会心狠手辣地下手了。当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亲王。当慈禧察觉到恭亲王自以为功高盖主得意洋洋之时，她就毫不犹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个合作者，一个曾经亲密的盟友，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作为女人，慈禧还有着女人的政治方式，罢黜恭亲王的同时，慈禧还拿出女人才具有的温柔，收恭亲王的女儿为义女——这个女人，是深得这样的政治艺术的，就像她经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镌刻着：恩风长扇。慈禧，就这样经常轻摆她的羽扇，不时拂出徐徐的恩风。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不妨假设一下。假如李鸿章对清王朝取而代之，那又将如何？
李鸿章至少有三次机会面对这个问题。第一次是曾经的洋枪队统领戈登提出来的。1880年清国与俄国关系危急，俄国以伊犁之役，对清国进行威胁恫吓，大有进一步扩大事端之势。戈登这时候正好去天津拜访李鸿章。当李鸿章向戈登问询对于时局看法时，戈登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完此话后，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了。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上李傅相书》。在此之前，孙文先到上海拜见已是名满天下的乡贤郑观应，将此书交给郑观应一阅。郑观应谈了一番感想后，转请王韬润色，并给孙文写了引荐书，推荐他去见李鸿章。在这本《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议。由于这时中日在朝鲜对峙已经剑拔弩张，加上孙文上书的内容过于敏感，李鸿章并没有对此事有所表达。也许，在李鸿章眼中，像孙文这样的“知识青年”还是太过稚嫩了，不足以从长相议。并且，李鸿章到底有没有接见孙文，一直存有争议，上书的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北上议和。有一种说法是，在此关键时期，梁启超到了广州，拜会了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应对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