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美学界一般都认为，卡西尔和朗格是符号论艺术哲学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术流派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50－60年代在美国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美学思潮。广义上说，这是一种从符号学出发研究艺术和审美现象的美学理论。表面看来，是卡西尔首先提出他的“符号形式理论”或“符号形式的哲学”；卡西尔晚年到美国讲学，他的观点促成了符号论艺术哲学在美国的形成和发展，朗格作为卡西尔的门生，是他的符号论艺术哲学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扬者。实际上，符号论哲学或符号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积累的阶段。
（第一节）符号学的发展和应用
符号学亦译作指号学，是当代西方哲学及其它许多思想领域中的核心理论之一。顾名思义，符号学当然是有关符号的科学。而确切些说，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一般理论的学科，它研究符号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变化的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多种活动之间的关系。“符号”一词的提出和使用，至少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们的着作中就已有记载了。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约公元前300年前后）为了建立严密的三段论逻辑也使用了“符号”，并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已经指出，符号系列是按照严格的规则与词一起进行演绎的系统。按照他们的观点，词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符号来说明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希腊语汇中，符号（Symbol）与征兆（Symptom）还没有严格的区分。而在英语中，这两个词的词根都是“seme-”。该词根在希腊语中表示符号（意味）的意思。据考证，历史上第一部有关符号论的着作是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着的《论预后诊断》。这部着作讲的是如何从病人的征候（Symptom亦译作“症候”）来判断病情。其后，古罗马医师、哲学家盖伦沿着这一思路写成了《症状学》一书，定名为“Semiotics”，即现在我们所说的“符号学”。自希波克拉底之后，古希腊哲学家们便开始将符号的概念运用于人体症候之外更为广泛的领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曾论述过符号问题。如柏拉图的《克拉底鲁》就是讨论符号的着作；亚里士多德说道：“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 此外，人们还发现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家菲洛泽穆斯曾写过《符号论》（De Signis）一书，说明当时有关符号的概念已经为不少学者所关注。到古罗马时期，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就对符号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事物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事物。” 这足以说明当时对符号本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欧洲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的哲学论争，也涉及到了符号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唯名论者认为，共相作为一种符号只是事物的“名称”或人们语言中的“声息”而已，其本身没有客观实在性。唯实论者则断言，共性具有客观实在性，它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第一实体，是个别事物的本质或原始形式。无疑，这个时期的符号学观念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神学色彩，并与当时的语法学研究混淆在一起。但正是在这个时期提出了一个着名的符号学论断：任何东西都是其他象征的象征，也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是符号，而符号之间是可以相互说明和代用的。
生活于17世纪后半叶和18世纪初叶的莱布尼茨创立的符号逻辑学，被当今符号学界视为近代最壮丽的符号学事业。莱布尼茨全面地发展了斯多葛派哲学家关于符号学的基本思想，指出关于符号的科学（即符号学）应能排列符号，使其能表达人们之所思。他明确地指出，他建立符号逻辑学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的理解力数学化、公式化、符号化。在《组合艺术》和《单子论》这两部着作中，莱布尼茨把他的这一理想付诸实现，提出了关于人的理解力数学公式化的一般概念，认为这种公式化是与符号意义的不同表现直接相关的。他还认识到，在社会实践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网络中，符号只有具备多义性才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词，既按其在各个领域的使用习惯中的位置，又按其在由各个交叉领域形成的网络中的位置，而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还意识到，语言本身的系统性问题是他的符号逻辑难以克服的困难，他本人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莱布尼茨之后，符号学的研究开始转向，人们开始从语言学方面着手研究符号学。语言学家洪堡（1767－1835）和孔迪亚克（1715－1780）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曾试图根据语法来建立有关理解力的理论。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的着作中，有关符号的思想以及讨论符号的篇幅已经相当多了。黑格尔在其《美学》一书中，全面深刻地探讨了艺术符号问题，明确地把不同的艺术种类看成不同性质的符号：建筑是用建筑材料构成的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诗是用声音构成的一种起暗示作用的符号。可以说，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孕育了现代符号学的胚胎。与黑格尔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的布尔（1815－1864）等人创立的公理学，确定了后来现代符号学发展的模式。布尔在《逻辑的数学分析》一书中，在把数学方法引进逻辑学的同时，提出了不借助哲学和心理学就可以说明能指过程的一些数学模型。
正是沿着这一方向，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皮尔士（1839－1914）明确提出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科学，即符号学，并用“Semiotique”一词来定名该学科。在他看来，符号学只不过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逻辑学的代名词而已，因此，他在《存在的曲线图》一书中就曾试图建立一种广泛的符号学。这种符号学包括逻辑学系统，也包括说话主体的地位，尤其包括说话主体的陈述方式以及主体与被指代的对象的各种关系。皮尔士对布尔的公理学方法做了大量的阐释和发展，人们通常认为，皮尔士是与索绪尔同等重要的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
索绪尔（1857-1913）是瑞士着名语言学家和符号学的先驱。虽然人们公认他与皮尔士同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者，但人们参照较多的还是他的理论。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写道：“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整个心理学的一部分；我将把它叫做符号学。符号学将表明符号由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学科还不存在，谁也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预先已经确定了。语言学不过是符号学这门总的科学的一部分；符号学所发现的规律可以应用于语言学，语言比任何东西更适宜于使人了解符号学的性质……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 可见，索绪尔已经明确提出符号学的概念，并对符号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内容及其在科学分类中的地位作了初步设想。他对符号学研究的贡献真是功莫大焉！
20世纪以来的符号学研究，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许多学者从各门人文科学入手对符号学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在60年代末建成一个符号学研究的国际统一学术组织：1969年成立的“国际符号学协会”，并出版发行了国际性的学术刊物《符号学》。现在符号学研究在西方各国都搞得轰轰烈烈，符号学已经成为欧美当代人文学科领域内一门公认的边缘性新学科和方法论。但对符号学的性质、内容和理论体系，学术界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人们对符号学的研究囿于各自的专业限制，形成种种不同的看法，因而符号学研究逐渐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社会科学中的符号学研究。如法国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勒·高夫的历史学、前苏联J·M·劳特曼的文化类型学和日本山口昌南的文化人类学等。
其二，哲学中的符号学研究。如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德雷达和阿尔都塞等。
其三，语言－符号学研究。从索绪尔直到法国E·本维尼斯特的各派研究，以及德国和北欧的许多语言科学的研究，均属此类。
其四，逻辑符号学研究。它是将符号学作为逻辑语义学的一部分来研究，如波兰符号学家们的研究就属此类。
其五，作为一般通讯科学和行为科学一个部分的符号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侧重于科学性的研究，其理论基础涉及到生物学、控制论、信息论、语言学等。国际符号学协会会长T·西比奥克、法国尼斯大学教授皮埃尔·吉罗等人的研究大部分属于这一类。
其六，美学与文艺理论中的符号学研究。这是遍及欧美各地的研究活动，其范围比结构主义还要广泛得多。实际上文艺符号学已经成为当代欧美文艺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特别是经过欧洲结构主义的阐述以后，符号学在现代文艺理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代表有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美国哲学家苏珊·郎格等人。人们通常称卡西尔为20世纪30年代后兴起的所谓符号美学运动的“开路先锋”，而在美国，人们把卡西尔与苏珊·朗格合在一起，把他们的理论称为“卡西尔－朗格符号学”。
其七，一般符号学理论研究。当代符号学家试图在比莫里斯更广泛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一般性的符号学理论体系。如法国R·巴尔特的偏于语言学和美学的符号学理论、J·克莉思特娃的注重意指分析的符号学理论、意大利U·艾柯的兼顾语言学、信息论和行为科学的综合性理论，以及美国西比奥克的以理论生物学和行为科学为基础的符号学理论。
以上所述几种主要类型中，文艺符号学是当代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有的学者把结构语言学也归入文艺符号学一派。这样就形成了文艺符号学的所谓两大潮流：一是卡西尔－朗格符号学，其基础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二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其基础是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结构语言学。
（第二节）建立在康德批判哲学基础上符号论艺术观
以关注人的存在为主旨的人文主义是西方现代哲学中与科学哲学相对应的思想主潮。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便是这股人文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从更广泛的人类文化的背景下揭示人的自身特性，从而创立了符号形式的文化哲学学说。他和他的学生苏珊·朗格，在欧洲、尤其是在美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卡西尔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继承了康德哲学的批判精神，但是，批判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面对的是以数学、天文学、物理学为内容的知识体系，亦即人怎样能够具有关于世界的本体知识。康德虽然提出了“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命题，但人在他那里也仅仅是以知识核心的“理性”的代名词。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卡西尔才认为在人类所生活的世界中除了科学以外，还有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等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文化系统。这样，卡西尔就把“批判哲学”的内容由对知识和理性的批判转向了对“文化的批判”。
当代西方的文艺符号学也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潮流。一是卡西尔―朗格从文化人类学出发的符号学；一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推衍而来的符号学。为了避免产生混淆，有必要先对它们作一下辨析。
卡西尔-朗格符号学理论与结构主义符号学，都是在索绪尔和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催生下产生的。但他们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symbol，可称为象征符号学，后者是semiotics，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中国学人及读者对于符号学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术语翻译的混乱。把symbole，semiotic，sign等都译成“符号”，无疑造成一定的知觉混淆。于是出现了把卡西尔、朗格与查理·莫里斯、皮尔士、罗兰·巴特等人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搞清在“符号学”笼统称谓上的区别十分必要，这关系到苏珊·朗格对艺术符号及其真实含义的独特见解。
卡西尔-朗格符号学不同于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如前所述，卡西尔符号学哲学的基础不是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结构语言学，而是康德的批判哲学。所以卡西尔的哲学是一种批判的文化哲学。这种哲学就是要把康德为科学认识建立的先验原理作为他的出发点，为人类的其他活动主要是文化活动建立基础。所以他的符号学哲学是“扩大了的认识论”。在卡西尔看来，康德哲学只为科学本身提供依据，而不能为人类其他活动提供认识论基础，这样，就把艺术、宗教、神话和语言排除在哲学范围之外。于是他认为，哲学应该把整个人类活动包括在内，为所有人类活动提供认识论基础，因此需要建立一门哲学，即符号哲学。卡西尔-朗格符号学就是要以探讨符号形式的本体论起源为宗旨，并为所有符号形式建立认识论基础。因而，卡西尔―朗格理论并不是在艺术范围内寻找艺术本体，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从整个人类文化格局中界定艺术。他们把人类的整个文化看做一种符号形式，因此艺术自然就成为一种不同于科学、语言、宗教的独特符号形式。卡西尔认为，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人类的一切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都是由人创造的符号所组成的，人就是借助于符号在现实的经验世界，即由语言、神话、艺术、宗教、历史、科学组成的世界中活动。符号在这一世界中之所以变得有意义，就因为它是处在人类活动整体中并受制于这一整体。而能够被知觉的形式或现象的功能价值，就正如他所指出的：“所有这一切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当知觉作为某些事物的再现或体现，或对意义作出揭示之时，更是这样。” 可见，符号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本身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因为它能够进入到意义的世界中去，并具有先于客体存在的价值功能，符号就是它本身的功能价值与价值载体形式的结合，人类的精神意义在符号中得到了表现。
艺术符号作为人类精神的客观化的一种独特形式，和其他符号一样，一方面它是情感质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又是精神的外观。符号这两方面的意义在艺术中之所以成为表现性的，是因为艺术家不仅仅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在实践的经验中生活，在想象或梦境中生活，而且还在他所创造的一个带有客观化形式的新领域，即造型的、建筑的或音乐的领域中生活，在构图中生活，在旋律和节奏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