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伏地哀号
出现了这种情况,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
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綎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九个多月的准备,到了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四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二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二十七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大军。
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綎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
因此,只派五百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綎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十万多人,而后金只有六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綎、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三万人对付杜松的八万人,才能够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
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着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兵力47万全系向努尔哈赤恫吓之辞。1619年战事前夕明兵部尚书黄嘉善言,辽东所有官兵共20万人,此数 仍不可靠。所谓20万人,系在辽东镇原额9万之外又加由关内新调往11万。辽东编制数94,693员名载在《大明会典》系国初底数,16及17世纪曾未如额。即张居正执政时代经过极端整顿,时人谓之为“掊克”,犹只能维持至83,000人,况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败之后,即不可能接近此数字。
内地遣往之11万人亦多虚员。当明军刚一与满军接触,杜松立即惨败之际,大学士方从哲即向万历帝建言: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10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7万余,岂能相敌? 但满洲资料因袭明方传言,亦谓对方有兵力2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