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个世界上很多文化正在消失也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些文化所以消失，大多是因为停滞不前而导致其在现代社会中无法适应，也就是竞争力的消失。保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观念首先来自身居文化优势地位的西方知识分子，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话说，这是因为担心多样文化的消失，“可能会剥夺了全体人类寻找未来方向的许多可能选项。”但我不大相信，按现今社会的发展态势，人类会停下来，回过头去寻找另外的社会进化途径，去重新试验那些“可能选项”。这种以生物界的进化理论为根据的文化多样性理论表面看来具有充足的理由，但实际情形可能并不是这样。因为，文化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与政治、经济紧紧地纠结在一起。任何一个族群与国家，不像自然界中的花草，还可能在一些保护区中不受干扰地享有一个独立生存与演化的空间，文化早已失去这种可能性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不哀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有一定的尊重。尊重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希望其更人道，更文明。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哀悼逝者，讲述死者的故事，缅怀那些从身边消失的人的音容笑貌，肯定不是因为仇视新生命的到来。
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思想中有一种毒素，那就是必须为一个新的东西，或者貌似新的东西尽情欢呼，与此同时，就是不应该对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事物表示些许的眷恋。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对“新”的简单崇敬中间。认为“新”一定高歌猛进，“新”一定带来无边福祉，“新”不会带来不适应症，“新”当然不会包含任何悲剧性的因素。
必须再说一次，我希望“新”的到来，“旧”的消失的过裎中，能够尽量少一些悲剧，不论这些悲剧是群体性的还是纯粹只属于某些个体。
我并不认为写作会改变什么，除了自己的内心，也许可能还有另外一些人的内心。
我比较信服萨义德的观点，他说，知识分子的表达应该摆脱民族或种族观念束缚，并不针对某一部族、国家、个体，而应该针对全体人类，将人类作为表述对象。即便表述本民族或者国家、个体的灾难，也必须和人类的苦难联系起来，和每个人的苦难联系起来表述。这才是知识分子应该贯彻的原则。他说：“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
我想，当一个小说家尽其所能作了这样的表达，那么，也会希望读者有这样的视点，在阅读时把他者的命运当成自己的命运，因为相同或者相似的境遇与苦难，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曾经遭遇与经受，或者会在未来与之遭逢。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人类境况的寓言。
华文，还是汉语
——香港版小说集《遥远的温泉》序
如果说做一个作家应该有一点野心，那么我的野心就是，不只是在时势驱使下使用了一种非母语的语言，同时还希望对这种语言的丰富与表达空间的扩展有一点自己的小小贡献。
很高兴自己的小说能入选这套丛书，不因为别的，只因为喜欢华文小说这么一种说法。
我知道在大多数人那里，华文无非是中文或汉语的另一种表述，但凡在着意使用华文这个概念的地方，这些不同的说法间，我想还是有着微妙的区别。在我的体会中，使用中文或汉语概念更多是在大陆，而当言说的范围包含了港台地区，包含了东南亚，包含了欧美等处用中文书写的时候，通常的表述就成了华文。由此看来，华文这一概念较之于中文或汉语好像又有着更宽广的涵盖，即承认同一个语言在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具有差异性的表达。华文的意义是从汉语这个概念中溢出的，指认了一种古老语言的一些新的可能性，指认了这种语言对另外一些文化和语言影响的包容与接纳。
我不是语言学家，没有对这个概念的产生做过追根溯源的工作，只是越发频繁地接触到这个概念时因为喜欢而生出这样的感受。并且推测，华文这个概念是基于华族这样一个概念的出现而出现。更推测，所以有华族这个概念的产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各种方式散布到世界各个角落时，在国内只以汉族或某族来区分人群的方式已经不太合适了。于是就出现一个大于汉族这个概念的华族概念，用来指称所有的中国人。那么华文就成了所有来自中国的人的共同母语。当一个国家走向强大，其语言势必就会成为有越来越多异族人加入使用、加入建设的公共语言。
好些年前，我就曾写过一篇文章《汉语：多元共建的公共空间》，其中所指称的语言现实当然与前述华文概念所指称的语言现实有些区别，但在汉语扩张，并在这种扩张中得到丰富这一层意义上，则是一致的。我在那篇文章中主要是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了整个大陆中国，打破了境内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与文化上的封闭与禁锢，当汉语普通话成为官方语言，借国家机器的强力在所有族群中推行时，一种统一的语言对不同文化的整合就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与力度展开了，结果自然是越来越多的非汉族人来使用这种语言，同时建设这种语言。
很多时候，这种现象被描述成“汉化”。在中国之外的一些人看来，这像是一种文化阴谋。在中国的很多汉族人看来，这又是一种引以为豪的文化胜利。但在事实上，情形可能不是如此简单。
持“文化阴谋论”者视而不见的是早已在他们自己的国度中发生的语言现实，一些强势的语言变成了国际化的，而很多弱势的语言的地盘却日渐缩小。
而对中国的汉人来说，以为别族人使用了我族语言即是同化与归附的想法未免过于自大与天真了。当今之世，某族语言与某族文化内涵高度一致的情形已经有很大变化。越是强势的语言越是内容芜杂，越是包含着互相补充或互相冲突的文化感受与不同的价值观。语言自然是通向某种文化的门径，同时也越来越是通向整个人类共同感受与经验的宽阔的门户。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作为一个不用母语写作的非汉族人，我天然地更亲近华文这个概念。以为这个概念更包容，更接近当下的语言现实。当然，也许所有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揣测，但我想这至少表达了我的一种希望。那就是，当一种语言随着时代大潮发生巨大变化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的语言现实。注意到非汉语的人们加入汉语的写作中来，并非仅仅是同化那么简单。因为他们也给这种语言表达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丰富了这种语言，扩展了这种语言。这种语言现象，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了，比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论及纳兰容若的词作时，就注意到了异族人使用汉语，会给这种语言带来新的感受与新的表达。追溯更久远一些，早在佛经翻译的时代，汉语就曾被改造，被丰富，带来的结果是这种语言表达能力的扩展。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如果只理解为从文言向更接近口语的转变，而不考虑大量翻译引进的外国各种思想，各种学科的内容与演绎方式对汉语能力的扩张，我们将很难解释今天的白话文会是这种模样。
今天，随着国家文化在国境内部的强力整合，也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散布到全球，汉语本身正发生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汉语越来越多地被叫做华文。以上就是我非常乐意为这套丛书编辑一本自己的小说集的最大的动因。如果说做一个作家应该有一点野心，那么我的野心就是，不只是在时势驱使下使用了一种非母语的语言，同时还希望对这种语言的丰富与表达空间的扩展有一点自己的小小贡献。
当然，也许使用华文这个概念时人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那么，我的臆想或推测也表达了对文化包容性的一种美好期望。
为什么要写作小说
——《格拉长大》后记
也许心得都在写下那些故事的字里行间了吧。离开了城市，离开了人群，和群山、和此起彼伏的植物群落待在一起，原始的感觉能力复苏，而经过学习与训练得来的理性表述能力反倒消失了。
出版社发来短信，嘱我为《格拉长大》这本小书写个后记，延宕好些日子了，脑子里依然空空如也。以写小说为业，但关于小说，竟实在觉得没什么话好说。或者是过去说得太多的缘故。
把读过的好书中还记得的话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别人有话在说，自己于小说，特别是关于短篇小说，除了对其形式本身着迷以外，确实没有特别的话值得来说上一说。小说写法，大家都在文体上刻意讲究，自己当然也如此行事，但真还没有成套的话可以说上一通。
再把四处行走，特别是在青藏高原上四处行走时得之于浩大自然的启示也想了一下，甚至打开电脑查査那些随手记下的文字，依然觉得只是—时一地之感，尚不足以转喻短篇写作中的某些境况，也只好作罢。
近年，黏滞在长篇《空山》漫长劳作中，一卷，两卷，三卷，四卷，五卷终篇，又开笔写第六卷，故事、人物、情境浮满脑海，关于小说写法之类的东西反倒从脑子里消失干净了。写得烦了，停下来，想清理清理脑子，想读点条理一点的书也不能。
只好取两个办法，一个是写些轻松点的短篇调剂一下，这本书中有关机村的这些篇什，正是这种调剂时的小小成果。
再一个调剂，在春夏时节，给车加满油，带上相机，带上睡袋，长途跋涉开上髙原，拍故乡的野花。看到野花们亭亭立于蓝天之下，带露摇晃，看到花们在镜头下呈现出那么匪夷所思的结构，那么不易捕捉的奇丽色彩，那种自然天成，那种超凡之美，再想自己一字一行写下的东西，有时真的会觉得提不起气来。
现在，在定位仪显示为海拔2800米的雄壮峡谷里，四处都是怒放的丁香。在汉语诗歌里，丁香似乎不是这样，但在这样的山谷里，我眼见的这些丁香的确并不幽怨，在山坡上一大束一大束地开放，强烈的香气比雨后猛涨的溪流还要强劲。因为有雨，我躲上车，把雨关在外面，让丁香的香气进来，打开电脑写下这样的文字，等到晚上下山，找一个可以上网的地方，发出去，就算完成作业了。
至于小说心得，还是没有。
也许心得都在写下那些故事的字里行间了吧。离开了城市，离开了人群，和群山、和此起彼伏的植物群落待在一起，原始的感觉能力复苏，而经过学习与训练得来的理性表述能力反倒消失了。这就回到了一个文艺发生学上的原始的疑问，我们写小说，到底是有想法想说出来，还是因为一些朦胧的感觉，希望在写作过程中使其显示出略微清晰的轮廓？
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我真的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小说。
小说，或小说家的使命
——《格拉长大》韩文版序
要使宏大的概念不至于空洞，不至于被人盗用或窜改，我们还得回到一个一个人的命运，看看他们的经历与遭遇，生活与命运，努力或挣扎。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途径，也是他唯一的目的。
全秀贞女士来电话，告诉我小说集《格拉长大》已经翻译完成，即将在韩国出版，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消息。对用中文阅读我小说的读者，我大致是了解的，了解他们为什么要阅读我的作品。小说里有哪些因素——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会让他们感到兴趣。但是，当一个新的译本出现，也就是说，有一些新的读者将要用一种我完全不懂的语言来阅读我的小说时，我的感觉总是有些奇异的。小说在另一种语言中将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以什么样的节奏使感情流露？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要阅读我的小说？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或者，本来是从好奇开始，却因为得到某种深入的途径而产生了同情与理解？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中国首都的大街上顶着寒风行走。这个电话，还有这个电话所引起的诸多猜想，显然提高了我内心与身体的热度。一个人在一个不太熟悉而且体量巨大的城市里会自然产生出孤立之感，但是这个电话带来的消息，使我再一次确认，一个人还是有办法与整个世界产生某种使人心安的联系。
全秀贞女士在电话中交代，韩国读者对这本书还很陌生，希望我写点什么给我另一种语言中的这些读者。
在我理解，她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异国的小说家并不熟悉——虽然，这是我在韩国出版的第二本小说：再一个，我想她的意思更是说，这种语言的读者对小说所表现的那些人与事更为陌生。所以，我得对这些可能的读者说点什么。但是我真能说些什么吗？我在小说里写了一些人，这些人的一些事，这些人生存于一个在如今这个世界上说起来都显得非常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西藏。
于是，问题接踵而至，西藏又是什么？
也许读者有理由希望我用一两句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但我因此面临一个巨大的困窘，因为我无法明白地告诉大家，西藏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西藏。我只能说，西藏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就像韩国在一个地方，美国也在一个地方，法国、英国、日本又是在另一些地方。西藏也只是这世界上一个地方。是地方，就会长树，长草，树会结果，草会开花。草与树的海洋中，有人会沉浮其间。那些人大多数都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努力，而并不如外界所想象——那里的人都是一些靠玄妙的冥想而超然物外的精神上师。须知，精神上师们也有基本的生物需求。对首先需要满足生物需求然后才能丰富情感，发展文化，进而认知世界的人来说，西藏的自然是相当悭吝的，因而人的生存也就更为艰难。但是，偏偏有很多人愿意把这个高远之地想象成一个世外桃源，并给这个世界一个命名——香格里拉。当全世界都在进步时，更有人利用这种想象，要为西藏的不进步、保守与蒙昧寻找同情，寻找合理性。
本来，我只是作为一个藏族人，来讲述一些我所熟悉的那些西藏人的故事。这种讲述本来只是我个人的行为，但当西藏被严重误读，而且有着相当一些人希望这种误读继续下去的时候，我的写作似乎就具有了另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