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舆论主要来自统治者的正统意识形态，是封建皇权的意志体现。现代社会，特别是世纪量子力学的出现、地球村概念的出现及政治多极化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政治上极权统治的局面，而且打破了人们观念上自亚里士多德和牛顿以来的线性思维的习惯。在文学、历史、文化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以至政治和经济领域，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多元文化的观念，即承认这个世界是由许多平等的区域和民族构成的，这些平等存在的民族和地区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信仰和生存方式，每个人、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和每种意识形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权利。
因此，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和社会里，舆论也必须有文化的包容性和政治的开放性，必须是一种建设性的发展性的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种社会评价体系，这种社会评价体系不是单向的，不是封闭的，不是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的附属物，而是来自文化多元化的观念，来自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生长的观念，当然也来自权利平等和利益平等的观念。
五
作为现代文化观念和现代政治制度的体现，舆论监督提倡平等观念、公民观念和社会契约观念，这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具有深刻的冲突。不仅是理论的冲突，而且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实际的冲突。应该承认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官本位的影响，一些官在某种程度上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社会公众负责。所以，某些地方官在内心深处不欢迎、不提倡、不允许平等观念、公民观念和社会契约观念，他们所要的只是听话的老百姓，包括听话的记者。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把追求全社会各阶级的平等作为一个根本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纲领中也包含了对阶级平等的追求。但由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建立在封建等级秩序基础上的，所以，官为民之父母、上级是下级的主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就作为常识，并且以潜意识的方式流传下来。即使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地球村和全球化观念已经成为时尚的今天，这种政治上的等级秩序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而“平等”则仍停留在精神层面和理想层面。改变是必须的。改变也是困难的。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其中，既有观念的改变，也有制度的和习俗的改变。而舆论监督在这个改变过程中，可能会起到相应的推动作用，尽管这种推动可能会微不足道。首先，应当通过舆论监督，向整个社会灌输社会正义的观念，提高公民的自觉权利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概念，也有了“人民”、“群众”这些初步的公民意识。但这里的“人民”和“群众”都是一种集合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有所指向的个体集合。现在，当我们通过舆论监督的渠道来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事例来强调社会正义的观念，强调公民的个体存在价值，以对具体的个人权利的落实，来替换以往的抽象的“人民”权利。通过这样的一种权利的置换和权利的落实，使社会公众切实感受到个人作为社会成的重要性，使每个人都从中学会保护自己，也学会尊重他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社会。
在提高公民权利意识的同时，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沟通机制，必然会增强各级领导者平等的观念和社会公正的观念，进一步提高管理者的社会服务意识。
所谓舆论监督毕竟主要是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者的监督，那么，当社会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意见经由舆论的方式传递给各级领导者时，这些被置于公众目光下的社会管理者自然会提高对公众意见的重视程度。而且，如果舆论监督能够被作为一种正常有效的民主建设机制的话，社会管理者在舆论（即公众）面前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领导者视角，而以一种更加平等的姿态来看待公众的意愿。
六
当我们提出通过舆论监督来消解或弱化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等级秩序观念时，我们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针对领导者的政治行为，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文明的文化过程来理解的。
一个发展的社会，一个有健全的社会监督机制的社会，一个有精神推动力的社会，才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谓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过程、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体制的建设也有文化的建设，既有经济的发展也有文明的发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探索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一些人信仰的丧失、价值系统的瓦解和金钱权力欲望的极速膨胀，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负担。“现代化的陷阱”这样的口号在学术圈子和大众传媒中广泛流传，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思路也被作为执政纲领正式提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平衡机制，一种对社会公正的外部保障机制，那么，我们会发现，舆论监督的过程，其实往往就是某种维护社会平衡和维护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念被普及、被传播、被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社会正义的事实得以确认、得以实现，而且社会正义的观念也将被作为某种文明形态、作为文明成果而纳入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某种文化的基础成分。
所以，应当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舆论监督不是一种社会对抗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协调状态，不是为了由外至内的批评而是为了由内至外的建设，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只有形成了这样的社会氛围，舆论监督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文化建设行为。
七
我们的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是必然的、绝对的。在这样的社会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仍然是我们认识社会的基本理论武器。根据这种观点，舆论永远是经济基础的现实反映。也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舆论是有阶级性和倾向性的。不管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舆论总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阶层的沟通工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执政党，所以，舆论必然要代表党的利益、代表党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要求。这是历史赋予执政党的天然权力。
资本主义社会在理论上把舆论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鼓吹新闻的客观公正，力图给人一种新闻绝对客观、舆论绝对自由、观点绝对平等的印象。但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貌似强大的新闻媒介却始终是权力的附庸和奴隶，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客观存在。舆论总是权力者手中的工具，舆论永远处于打工的地位。当民众试图通过所谓自由、客观、公正的新闻媒介了解某些重要的事实真相时，他们得到的往往是权力者给予他们的观念。
所以，作为社会的普通一而言，我们不可能要求绝对的平等，也不可能要求超越党派利益和阶级利益之上的所谓客观公正的舆论。
但作为党的各级领导者又必须认识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党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党和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有责任、有义务认真倾听人民的声音。人民是社会利益的主体，而舆论监督则是人民利益、人民意志的直接体现。如果不承认人民的利益，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如果不尊重人民的权利，人民就会通过舆论表达他们的不满。
舆论监督通常是被作为一种民间观点来看待的，而党的领导则意味着对民间观点的引导和规范。那么，一种正确的态度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遵守宪法确定的社会规则，但同时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以一种积极的眼光来认识舆论所代表的社会意识。对这个问题的准确解释和界定，将会减化矛盾，理顺社会关系，推动社会的政治民主化与决策科学化。
舆论监督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但也同时是一个具有很高理论价值的课题，值得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各级机关工作者认真思考和探讨。对于社会和历史而言，人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舆论监督对推动法制建设的意义，对建立多元化的社会评价尺度所具有的深远理论意义。只要不是出于特别强烈的私心，每个人都应该承认舆论监督对社会公正与公平的监督作用，对社会政治文明进程的推动作用。同样，只要不是出于特别强烈的私心，每个人都会从内心赞成制度化、经常化、普遍化的舆论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