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人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只因当时积累的考古资料有限，研究者只能做一般的推测。自1959年进行的“夏墟”调查，才正式展开了对夏文化的探讨工作，进一步把夏王朝的疆域集中到河南境内的豫中、豫西，山西境内的汾河中下游，特别是汾、烩、涑以及沁、丹水流域。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学者们也做了大胆的探讨，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遗存；有人单独把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列为夏文化遗存；还有人把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列为夏文化遗存。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不少人认为所谓“禹居阳城”与今日王城岗有一定的关系，并为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是夏文化探索的重要收获。文献记载中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密切的，而王城岗遗址所在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阳城基本吻合，但是，一个文化的确立，特别是一处奴隶制王国都城的确立，都应具有令人信服的材料。夏鼐先生认为，关于夏都问题，“一般的探讨过程中，是先确定遗址属于某一王朝，然后再确定它是该王朝的京都”。又说，“如果这遗址属于是夏文化，也仍有是否有都城的问题”，“所以，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一旦夏文化解决了，夏墟之谜也就不难而破了。
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夏朝的都城与商朝一样，曾多次迁徙，但可以看出，夏朝的都城始终围绕着以河南西北部和山西西南部这两个中心。《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夏墟，大夏，今太原晋阳也”。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由此而产生了夏墟位“晋中太原”说和“晋西南”说。由于史书中对夏墟地望的记载比较分散，传说较多，而且夏文化遗址的分布也较普遍，故缺乏足够的材料加以论定。应该提及的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和夏王朝统治的区域应该轻重分开，在探索夏墟问题上，应该从大范围集中到中心方面来。不管禹居阳城，或阳翟，或安邑，或晋阳，当然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被禹所居过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夏朝的都城，另外，夏王朝是否在此建都，还应与有无大型或典型夏文化遗址的材料相印证。
所以，如果用更加开阔的目光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夏人的文化源头应该到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北方细石器文化中去寻找，这样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论。
在中国北方，主要是长城以北，从东北沿内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新疆以至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是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它们的特征一致，地域相连，统一构成了我国北方草原、沙漠、高原地带从事农牧和狩猎的古代民族的大文化。考古学上称它为“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这是在仰韶遣址中出土的陶钵。
所谓细石器，指采用天然石髓、玛瑙和燧石制成的细小石器，常见种类有石核、石叶、石钻、石镞等，具有轻便、适合携带的特点，可以适应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所谓细石器文化，也并不是只有细石器，也包括大型打制和磨制石器，只是所占比重较少，故用细石器概言之。细石器文化也使用陶器，皆手制，质粗形简，器面多“之”字形纹。骨器有骨刀、鱼镖、骨锥等。
北方细石器文化主要遗址有：
昂昂溪。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
林西。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锅撑子山。
富河沟门。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林东镇北七十公里，乌尔吉木伦河东岸。
以上遗址地域相近，据张博泉推测，这类细石器属于东胡族文化，与鲜卑、乌桓、山戎先世有关。
小南山。位于黑龙江东部饶河县。
新开流。位于黑龙江东部密山县。
万里霍通。位于黑龙江东部桦川县。
以上遗址地域相近，据张博泉推测，这些属于肃慎族文化，与女真族、满族先世有关。
新乐（下层）。位于沈阳市北郊。
红山。位于内蒙古赤峰市。
小珠山。位于辽东半岛以南的广鹿岛。
大口（元峁圪旦）。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其一期遗存的陶器主要是泥质和夹砂灰陶，纹饰主要是篮纹和绳纹，也有少量附加堆纹和划纹。器形有罐、瓮、豆。也有细石器。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至于二期遗存，其年代要晚于夏商时期。
转龙藏。位于包头附近。其陶器与大口一期遗存相似，如篮纹的盆、罐，纹饰有蓖点纹。有数量较多的细石器。在年代上应与大口一期遗存相近。
阿斯塔那。位于新疆吐鲁番县。打制石器中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及磨盘、石球等。细石器有条形石片、刮削器、镞、石核。条形石片长一至三厘米，刮削器一般经精细加工，镞有柳叶形、桂叶形、三角形和菱形的。陶片全为砂质陶，器形有小口罐、瓮、钵等，纹饰有附加堆纹，压印的篦点纹、划纹。
萨拉乌苏。位于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河（即红柳河）沿岸。石器多偏细小，缺乏大型的打击石器。年代应为距今三万七千年至五万年左右。当时，此地气候温和，淡水湖沼星罗棋布，草木丛茂，活动着成群的鬣狗、披毛犀、诺氏驼、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原始牛、蒙古野马、赤鹿、普氏小羚羊等。
峙峪。位于山西省朔县。其特征是细小石器和小石片为主要成分。明确地发现了石箭头，说明当时已使用弓箭。哺乳动物化石以野马、野驴为多。峙峪动物群与萨拉乌苏比较，其时代大体同时或稍晚。经测定，遗址距今约三。
虎头梁。位于河北省阳原县。石器原料以石英岩为主，在各种形式的石核中，楔形石核占绝对优势。其中台面平而呈角形的，与萨拉乌苏文化中的相同；另一种是台面向石核的隆起的一面倾斜，为虎头梁所特有。这两种石核，对于研究中国华北以至东亚、东北亚、西北美的旧石器文化，以及说明这一广大地区细石器类型文化的起源问题，都具有一定意义。
许家窑。位于山西省阳高县。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最多，其中一种短身圆头刮削器，小圆弧形的刃经过精细加工，与后来细石器遗存中“拇指盖刮削器”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一种原始棱柱状石核，从打制的台面周围边缘剥落石片，是后来细石器中常见的典型棱柱状石核的母型。遗址中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诺氏古象、野马、披毛犀、河套大角鹿、普氏羚羊、原始牛等。采用铀子系法测定许家窑遗址动物牙齿化石，年代为距今十万年左右。研究者认为，许家窑一峙峪一虎头梁，地域上互相邻近，制作技术同属华北以小石器为显著特征的文化系统，当是代表了这一支具有连续性发展序列的文化上的几个重要环节。
细石器的存在和发展是与狩猎业密切相关的。许家窑人主要以狩猎野马、野驴为主，在其遗址中，仅野马一类骨骸就发现了三百多匹。猎物的增加，促使相应的小石器大发展。“因为日渐增多的猎物要求人们必须改进剥皮工具，一方面是对石器的刃部精细加工，使其更加锋利，以提高剥皮速度；另一方面则要增加器物的种类，以适应各部位剥皮的需要。”细石器中最多的工具是刮削器，就是专门用于割剥兽皮的。许家窑人还发明了石镞，尖端周正、锋利，并带有短程，可以绑在木杆上组成箭。许家窑人的后裔峙峪人也使用弓箭，在峙峪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化石，野马达一百二十匹，野驴为八十八匹。峙峪人和许家窑人一样，都是善于猎马的氏族，因而被人们称为“猎马人”。
以上地区皆属殷商时代鬼方、土方、音方的活动范围。直到春秋时期，山西和河北北部仍是戎狄之地，由此我们推断，这一地区的细石器文化都是北狄人或夏人的文化。在所有这些细石器文化中，以山西省北部的许家窑文化最为古老。若要寻求夏文化的源头，晋北的许家窑可能是最恰当的选择。
近年来，在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曾出土为数众多的青铜短剑和铜刀，其中呈曲柄或曲刃的一种最具民族特色。柄端呈龙蛇状。这种装饰花纹，与中国河北、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式样极其相似。其中鄂尔多斯发现的龙首匕，龙首张嘴，圆眼，蘑菇柱状角。其角与晚商金文中“龙”字的造型相同。龙身，以长方点状纹表示，属于蛇纹的写实状态。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类似蛇和鳄鱼的爬行动物，以上出土的龙首形青铜短剑和钢刀，正是表现了龙的虚幻形象，是原始宗教动物崇拜的产物。夏人“己”姓，“己”正是蛇的象形，所以考古学家称这些龙首青铜兵器是夏族的文化遗存。西周以后，这种蛇纹青铜器发生变化，龙首简化，蛇纹变成了叶脉纹或网状纹，但仍然是蛇身的花纹和蛇脊骨的模拟。后来发达的鄂尔多斯式动物纹，主要的纹饰变为羊、鹿、虎和马等形式，就是在夏文化的蛇纹等动物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夏、商文化的影响，但它绝不是夏文化，也不是商文化，显然自有来源。
史载夏的发祥地在崇山。《国语·周语》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又说：“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崇山位于何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汾水下游及浍水流域之间，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多处，其中陶寺遗址被认为与夏文化有关。因为几座早期大墓中都出现了彩绘蟠龙盘，显然是夏族部落崇奉龙为神物的原始标志。陶寺位于崇山西麓。《读史方舆纪要》：“崇山在（襄汾）县东南四十里，一名卧龙山，俗名大尖山，南北连亘长二十余里。”《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义引张揖云：“崇山，狄山也。”陶寺遗址正在古崇山下，是目前发现的晋南的一个大型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物品丰富而别有特色，不是中原他处同时期的文化遗址所能比拟的，在地望上，正与汾浍间的夏墟地理位置相吻合。崇山又称狄山，正指明了戎狄夏族人居此地。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说到周初封建的情形时称：“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注：“索，法也。太原（指夏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这表明，直到周初，晋地仍保存着戎狄的生活习惯，不得不根据其旧有风俗，以戎法治之。直到春秋时代，太原地区仍使用戎狄语言。这些证据说明，山西很可能是夏文化的发源地。
河南和山西，到底哪个更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址？相信随着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和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破译夏墟之谜，一定为期不远。
古格遗址之谜
充满了历史文化之谜、宗教信仰之谜、自然地理之谜的神奇之地——古格王国让无数信徒趋之若鹜，无数向往者遐思不已。古格王国的消失，使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王国不复存在，使一个融会着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文明从此消失。
西藏是一个充满神秘传奇的童话世界，一个令人仰慕的高原女神。遥远的西藏西部，有一个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神秘高原——阿里高原。它地处我国西部边境，分别与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是连接中亚、南亚和东亚三大文明圈的大陆桥，也是西藏自然风光最为神奇的地方，这里有串串珍珠般晶莹碧蓝的高原湖泊；有驰名于南亚次大陆的宗教圣地神山、圣湖；这里有世界著名的鸟岛班公湖；有现代冰川的罕见景观；无数珍禽异兽出没于无尽的草原深处，苍茫的森林以其雄伟的身姿屹立于象泉河畔；黄沙落日之秀丽，白雪朝晖之壮美，编织成中国西部边疆最美的一幅图画。这一切，都远不如象泉河南岸台地上突兀着的一座残垣断壁的古堡更令人神往，她是阿里神秘古文明的见证。
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著名的藏学家杜齐曾沿着高原“蜀道”，踏访过这方神奇的土地。但他并没有过多的考证，只是将其简单地称之为“擦巴隆寺遗址”。殊不知，她就是一千多年前，在这荒凉偏僻的阿里高原上突然出现而又于三百多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格王国都城遗址。古格王国遗址和其中大量的佛教建筑、艺术品，数量众多的碉堡、暗道、城墙、武器库等众多的历史遗存，构成了阿里高原文化艺术史上辉煌的篇章。
阿里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谜一样晦暗不明的象雄，是西藏古老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象雄已是雄踞西藏高原的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其势力曾达到过波斯和阿拉伯。公元7世纪，象雄被强大起来的吐蕃王国所灭。吐蕃王国的晚期，吐蕃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王室直系后裔吉德尼玛衮在斗争中失败。逃亡到阿里，受到布让土王的礼遇，并被拥戴为王，建立“阿里三围”和古格王国。古格王国自吉德尼玛衮在阿里建国，分封三子，复兴佛教，迎请印度高僧，整顿教义，在阿里不惜重金修建了许多著名寺院。王室成员在弘扬佛教方面更是身体力行，屡有出家修行者。西藏佛教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王子意希沃，他主持修建的托林寺成为古格乃至全西藏最著名的寺院之一。古格王室于藏历火龙年在托林寺举行的火龙年大法会，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有很大影响。当时印度高僧阿底夏也参加了大法会，大大推动了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古格王国在西藏的地位也因此日渐提高。
古格王室虽然笃信佛教，但一直坚持政教分离、王权至高无上的原则，这在政教合一渐成风气的西藏是较为特别的。然而，元代以来在西藏确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不可能不对古格产生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古格王国的喇嘛集团对政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其与王室发生矛盾也就不可避免。恰在这时，乔装打扮混入到朝圣的印度香客中的葡萄牙传教士安德拉德等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古格王国的首都札布让。安德拉德庆幸自己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因为给国王送上一份厚礼以后，国王不仅允许他在古格传教，而且还赠巨款支持修建教堂。他以为这次确实找到了通向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卫藏地区的门户。因此，他在给罗马天主教总会的报告中欣喜地说：“上帝的力量为我们打开了进入该地的大门……”
安德拉德的到来，成为古格王室与喇嘛集团矛盾表面化的导火索。古格王室支持传教士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天主教的势力压制喇嘛，巩固王权。王室采取各种办法大力提倡天主教，因未取得民众的理解支持，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导致喇嘛集团的暴动。此时，与古格王国同宗的拉达克王国趁机出兵，占领了古格王国，其都城也随之变成一片废墟。结束了相传博二十八代、长达七百多年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