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北三省幅员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饶。
对这片辽阔、富饶的黑土地，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早已垂涎已久。
早在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以洋洋四万余言的《对满积极态度》上奏天皇，奏折中大书特书占有满蒙的好处和称霸亚洲、争雄世界的野心。这就是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指东北和外蒙古)；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田中奏折”集中地反映了长期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政府的侵略扩张企图。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都是根据该奏折的基本方针而进行的。
被人称为“东北王”的张作霖，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政府扶植张作霖，是要把他做为日本侵略扩张的工具。但是张作霖的势力发展起来，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以后，就不那么听话了。为了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张作霖又开始和英美等国勾勾搭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见张作霖不那么驯服，对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来说，已经成了有害无益的废物，于是就想寻找机会除掉张作霖。
1928年6月2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得到情报，张作霖要离开北平(今北京市)回东北奉天(今沈阳市)了。河本大作兴奋异常，这正是下手的好时机！
在哪儿刺杀张作霖呢？河本大作经过一番思量，把下手的地点选在了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地点——奉天附近的皇姑屯。他认为，有两种方法可刺杀张作霖，一种是用军队袭击火车，一种是预埋炸药炸毁火车，只能在这两种方法中选用一种。若是用军队袭击，外界立即就会知道是日军干的，而用第二种方法，可以做到不留痕迹。
河本大作和土肥原贤二经过一番密谋后，从朝鲜请来日军的爆破专家负责实施爆破，又让一个叫做刘戴明的汉奸，找来了两个吸吗啡的游民，打算把这两人伪装成国民革命军士兵，在二人的兜里揣上伪造的南方国民革命军写给二人的炸毁火车的命令，炸毁火车之前，把两人处死在现场，以造成南方革命军刺杀张作霖的假象。
6月3日，河本大作接到了日本情报人员从北京发来的张作霖行程的秘密情报，他立即命令天津、山海关、锦州和新民府等京奉铁路上各点的日本情报人员，严密监视火车的动态，及时报告火车是否已经通过。晚上，日军在经过皇姑屯的京奉铁路的一座铁桥下面，埋下了150公斤炸药，等待着从北京开过来的张作霖的专列。
张作霖预感到了危险，为了自身的安全，他玩弄了一个花样，让他的五夫人和其他一些随从，乘坐一列专列先他而行，而他自己乘坐当年慈禧太后出巡乘坐的专列，稍晚一些才发车。为了加快速度和以防万一，他的专列使用了两部火车头，前后各配了一辆钢甲车，车上又配备了机关枪队。
张作霖一行到了天津停车用餐。他问专程赶来迎候的手下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五夫人的专列安全吗？”
吴俊升完全明白张大帅的意思，答道：“绝对安全！大帅放心！”
张作霖微微点了点头，又长长吐了一口气。警惕性非常高的张作霖，稍稍放下心来。
吴俊升说：“大帅，下令开车吧，明晨3点，我们就到奉天车站了。”
张作霖没开腔，沉思了一阵，心里又多出了一个心眼，他说道：“不！晚两个小时开车，我要天亮以后进奉天站。俊升，传我的话，列车重新编组，把我的座车由第三辆改在第四辆，晚两个小时发车。”
张作霖的防范措施，没能躲过日本情报机构的耳目。河本大作和土肥原贤二，对张作霖的打算和动向非常清楚。他俩十分得意地盘算着炸死张作霖以后的进一步行动。
河本大作说：“老家伙被炸死，小家伙(指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岂肯罢休？只要他动作，我们就可以趁机出动关东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
土肥原贤二说：“对极了！借这一事件，我们主动出击，逼奉天军(指张学良的军队)向我们关东军开火，一切就好办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0分，东北王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他乘坐的第四节车厢，被炸得粉碎。
但是，“皇姑屯事件”以后，局势并没有按照河本大作和土肥原贤二的设想发展。张学良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最终还是忍辱负重，并没有立即向日军进攻，他申明自己是中国人，不愿当卖国贼，他把东北挂的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换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归顺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他又成立了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部，并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随后，张学良又把满蒙五铁路的问题移交给国民政府交通部办理。日军制造“皇姑屯事件”，并没有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目的，未能建立起傀儡政权。而张学良的深明大义，反而使南京国民政府在东北完成了“全国统一”。
“皇姑屯事件”，对河本大作来说，是一次失败，他因此而被调职。
当时的田中内阁，觉得陆军少壮派军人的行动过激了，只会给政府实行“田中奏折”的计划带来被动，因而对河本等人炸死张作霖的做法极其不满，决心“以军法会议严格处分有关者”、“依靠陆军的稳健派来重建有纪律、有秩序的军队”。
东条英机也是“皇姑屯事件”的暗中参与者，并且他与河本大作、土肥原贤二都是巴登密谋产生的秘密集团的成员。田中内阁对于“皇姑屯事件”的态度，使东条英机感到恐慌。如果田中内阁真要对事件进行追查，那么他肯定会被开除出陆军，秘密集团的“宏伟计划”也将无法实现。
于是，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施展手段，四处游说，八方鼓动，怂恿陆军的激进派和朝野一切反对田中义一的势力，攻击内阁，以图推翻田中内阁。
田中义一曾两次为此事上奏天皇。但是田中义一的想法不仅遭到军部的抵制，而且连内阁大部分阁员都反对将日本陆军军人暗杀相当于元首地位的人的事件公开出去。
结果，田中内阁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辞职。东条英机和他的朋党取得了胜利。
有名的强硬派军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坂垣征四郎接替了河本大作的职务，出任日军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永田铁山调任陆军省军事课课长。东条英机出任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
东条英机在任联队长期间，因为办事像剃刀剃头一样干脆利落，得到了“剃刀东条”的绰号。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很快袭击了日本，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在国内疯狂镇压左派，同时加紧进行经济和军事上的准备。在军事方面，东条英机作为参谋本部战备动员课长，积极协助，异常活跃。对侵略东北的行动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经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准备后，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突然袭击，制造了无数震惊世界的惨案。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整个东北便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噬了。
“九？一八”事变的电报传回日本国，东条英机心花怒放：“好机会，打呀！日本国的武士们，军人们，你们终于有了为天皇效命的良机了。我也必须去那个地方，不能等到皇军凯旋之时再去了。”
东条英机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想到自己仅47岁就荣升为参谋本部第一课课长，中年得志，比起其他同龄人来讲可谓平步青云了。可是今天内阁与军部之间的事，自己甚至连发言权都没有，他深感自己人微言轻。
他对战争的狂热达到了极点，尽管只是在私下里和在自己的心中，因为他不具备操纵政府让其支持军队的权力。
课长这个职务，是负责每队的编制和动员的，由于自本年8月才走马上任，工作刚刚熟悉了一点，政府已经对军队的急进有了反感，因而动员的职能有些失灵。
但他仍在耐心等待，机会终于来了。
日本驻朝部队出兵中国东北，使陆军大臣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有些被动和为难，他们正打算过一会儿去参加内阁会议，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敲开了：
“报告，有个建议书被送到这里。”
屋里的沉寂被打破。
事情难道还会出现转机吗？
他们接过建议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陆军大臣阁下：
参谋总长时下所发生的事属下尽知，作为为国家效力、为天皇效忠、在军部服务的人员，我们自觉有责任在此危急时刻献计献策。时间紧迫，事出突然，下属未曾思谋远虑，只以眼前应急处着眼。作为军部的最高指挥官，对昨日朝鲜、满洲事件表示忧心忡忡，实乃份内之事。但仅仅是忧心、退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知二位长官现如今做何打算，政府肯定为此而刁难军部，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仔细想想，我们的处境并非全无希望，只要发挥我们的力量，希望就会到来。我们前线士兵舍死忘生为了什么？是为了日本国的权益。为什么他们在遥远的满洲不甘受辱？他们是在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军威、大日本国的国威。请问二位同意这一点吧！对此，内阁阁僚有敢反对的吗？既然如此，内阁会上，讲坛就属于我们了。为前线的“意外”之事的辩护还有比这更有力的理由吗？在内阁会上，我们为什么不去据理力争争取“既成事实”得到承认呢？那些阁僚，包括总理大臣，都是吃日本国家俸禄的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怕他们不支持？这也是为二位寻求一条希望之路。难道你们除了辞职——我们认为遇到现在这事内阁会上你们做到的只有这一点，其他的只能听人家摆弄，那岂不太可怜、太可悲了！你们勇于承担责任而自贬，然而想一想，满洲的军队正在待命，政府还得任命新的军官，是否能有更擅长解决这种微妙事情的人物，值得怀疑。如果你们真的消极到想辞职的地步，那也未免为之过早，并且对于应付此时瞬息万变的局势来说亦不是聪明的、策略的做法，或者说根本是不妥当的。并没有深刻观察如今时局变化及政局的复杂，好像自己认定大势所趋，且自以为识时务地在紧急关头去辞职，实在是不可取，简直是最最下策。那么现在的环境到底如何？说实在的，的确很不容乐观，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辅助国家处理当务之急——保护大日本国在满蒙的权益，绝不能心慈手软，所以关东军的做法本没有错，二位长官大约也是这样认为的吧。政府反对的原因自有他们的认识——时机仍不成熟、马上大力出兵国际舆论对我们不利。军部似乎正与政府唱对台戏，政府有种种想法，都不足为怪。可我们还需要有应对之策，时间已很紧迫、刻不容缓，此间必须坚定意志、下定决心、稳定情绪以顽强刚毅之态度，在讨论或争论中凭着随机应变的敏锐思维，通过多方努力表达和代表我们日本国皇军的意志与信念。即使辞职了也不能变更问题的实质，那有何益？此种情形之下，下属以为除了顽强刚毅、坚决奋斗之外别无他途可走。路是逼出来的，我等认为此时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就如同过独木桥。让我们为你们加油：顽强刚毅！坚决奋斗！坚决奋斗！……
参谋本部第一课课长东条英机
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今村均
(签名)
下面还有一连串名字，均是亲自签上的，最后写着时间，即1931年9月22日晨。也就是说，这是一封由东条英机牵头的军部职员联名起草呈上的意见书。
南次郎、金谷范三，两个可称得是干练的军事长官看过这份意见书后很长时间相视无语，他们思量着意见书中的字字句句：
“我们是当局者迷呀！看来我们还是有理可申的，而且是很有力量的理由啊！先前我们被情急冲昏了头脑，若真的提前向他们说明准备辞职那岂不威信扫地、贻笑大方了吗？好后怕哟！可这又何尝不是呢，我们的表现已暴露了惴惴不安、手足无措。下属表现出的激励我们的倾向不是对我们低沉无望情绪的最好回应吗？”
两位军事长官到了内阁会议大厅，结果根本没有他们事先想到的那么严重。他们没有费尽心机地去寻求理解，内阁大臣和天皇允诺了：既成事实予以承认，军费由财政中拨出。
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惊喜之余，回忆起今天早晨的紧张无奈与那篇产生很大心理影响的长篇署名意见书。他们在内阁会上还没来得及表现出意见书中提出的顽强、刚毅的程度，也毋需长时间的“坚决奋斗”，事情就那么出乎意料地被解决了。
他们还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带头签名的两个课长及其所作所为。
东条英机，刚升为第一课长，此职务对他来说有点父职子继的意味，他承父业为天皇效忠，青年时代的梦或许到了要圆的那一刻了吧。“九？一八”以前不久的人事调换，很像是一个宣言，至少可以作为一个暗示，暗示紧张的局面制造者已经出现，紧张局势的出现由此而后只是时间早晚、闹大闹小的问题了。
1931年春天刚到，日方的背后策划工作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并已经有部分公开的倾向。陆军参谋本部中的军事课长永田、补任课长冈村、编制课长山胁、渡欧美课长、中国课长重藤加上建川芙次等人经过仔细的分析论证，整理制订了所谓的《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
《大纲》无外乎这样几项内容：争取避免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发生正面军事冲突，但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上日本已决心使用武力。武力行动之前必须争取国内外社会舆论的支持。目前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恐伯不足以应付未来的事变，因而请求支援。另外中央认为军事出击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要等待更有力的口实，这似乎与关东军有一些分歧。
东条英机、今村均、土肥原贤二等新调职位的人，一上任首先就着手研究这一方案。对于中央处理中国东北问题方针的大略，东条英机这些人没来得及也没有足够的依据提出修改建议，他们现在的职责只是在此蓝本上研究制订出具体的实施方法。
东条英机自然是核心委员会的成员。在开始着手研究工作时，“中国通”矶谷廉介、当时任日本教育总监部的课长，也参加了讨论与研究。由于这些人都是刚经过调任的骨干分子，个个都在绞尽脑汁，争取想出最好的方法。所以可以认为当时日本的军事行动每一个具体的行动指令都由此发出，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出谋划策，并且其声望不断提高，大有作为制订应付紧急时局对策的中心之架势，俨然是军部所辖的一个很有权力的智囊团。
东条英机一伙的目光并没有完全落在一纸《大纲》之上，他们需要寻找更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因而时刻关注着满洲时局的微妙变化。同时十分重视关东军、国内军部、政党、内阁的动向与主张，以提出更有利于加快军事侵略步伐的方法。他们还承担了带有煽动性的宣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