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军政府的财政部长（李湛阳）
蜀军政府人事安排：
正都督张培爵（列五）
副都督夏之时（亮工）
顾问杨庶堪（沧白）朱之洪（叔痴）
参谋部部长但懋辛（怒刚）
副部长唐仲寅
总司令部总司令林绍泉
军务部部长方潮珍（琢章）
军需部部长江经源
行政部部长梅树南（也愚）
副部长龚秉枢
财政部部长李湛阳（觐枫）
副部长刘祖荫（锡封）
司法部部长邓絮
副部长张知竞
外交部部长江潘（岳生）
交通部部长杨霖
总务处处长谢持（慧生）
副处长董鸿诗（庆白）
朱蕴章（必谦）
秘书院院长向楚（仙乔）
副院长董鸿词
审计院院长李时俊
监察院院长熊兆飞
大汉银行正办朱之洪
警视厅厅长李哲夫
厘金局局长汪在椿
副局长杨鹤龄
礼贤馆馆长陈道循
军政府官员中的非同盟会员。1911年11月23日，同盟会重庆支部集合全体会员，由杨庶堪（沧白）报告蜀军政府成员酝酿情况，然后由全体同志审议。会议通过了正副都督人选，推杨庶堪、朱之洪为高等顾问，“遇有重要问题，咨商两顾问后，才决定施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34页）以上蜀军政府官员，除林绍泉、李湛阳等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员。（摘自《重庆辛亥革命史》周勇编著）
领取低俸。军政府初成立，各种开支需款甚大，幸旧道库余款及旧大清银行的流动资金所存均尚充实，足供支付；同时军政府对一切开支亦尽量节省，军政人员的薪给也采取低标准，如都督月薪仅为100元，院、部长仅为60至70元，故丝毫未给人民增加新的负担，只比照旧额增收粮税，而对厘金杂捐则略有减少。（摘自《辛亥重庆》一书中，文章《蜀军政府成立前后》向楚、朱必谦等）
管理地方财税和商务。蜀军政府对经济问题十分重视，认为“此革命饷源所关，稍不慎，极易**利也。”（《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15页）成立之初，蜀军政府立即着手恢复生产和贸易，减免税厘，以抒民困。财政部发出布告，宣布：“现值金融机关，颇形疲滞。思为活泼流通之法，则银元、铜元亟应销除殄域，不分省界，无论外省，银铜各币，均需一律行使，不得抑勒挑拨。”（《蜀军政府财政部咨》重庆市博物馆藏）蜀军政府又召集重庆绅商学界共同协商，制订了《减厘办法》：水道巡警补助经费捐、糖捐、栈房捐、茶桌捐一律免收；肉厘、牛羊捐、洒捐一律减收二成。（《蜀军政府减厘办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六册）“尽裁进口杂税”（民国《巴县志·蜀军革命始末》）蜀军政府还通告川东各县：“各州县地方积谷，应照常认真存储，除因公用外，不准耗散。”“各府厅州县应解地丁钱粮及厘税等项，照旧上纳，统解渝城军政府，转交新立财政部。”“各地方商务，无论商会成立未成立，均应维持市面，照常公平交易，以利交通。”（《蜀军政府通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六册）
对海关关税的处置。财政紧张是蜀军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而取得重庆海关关税，就成为蜀军政府解决财经难题的一个办法。重庆海关自1891年建立以来，关税收入逐年增多，到1910年，达77.2528万两。（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税收分配统计》）这些收入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一部分交给清朝中央政府，另一部分用于抵还中国所借的外债。随着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各省纷纷独立，帝国主义深恐关税落入各省革命党人之手。重庆独立前后，商业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关税没有保证。重庆海关税务司斯泰老决定设立一个收税处，加强税收，保管税款，以免被蜀军政府占用。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重庆蜀军政府和各地军政府一样，对关税采取了保护的政策，明令宣布：“偿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分年摊还。”（《蜀军政府对外宣言》，见《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第77页）海关活动也没有遇到任何妨碍。11月26日，蜀军政府财政部长李湛阳又告诉斯泰老：“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沿海海关应当像过去一样地行使公务；税收应当继续被用作偿还中国欠外国的债务。”他要求斯泰老继续履行重庆海关的职责，并将所收关税交给行使海关银行权力的重庆地方“和丰银行”。因为李湛阳是和丰银行的股东之一，又身居蜀军政府财政部长要职，斯泰老考虑到要把关税汇往上海，只有依赖地方银行，否则新政府从中作梗，关税便没有保证，所以就答应了李湛阳的要求。到12月中旬，蜀军政府财政日渐紧张，因而决定将重庆关税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军政府通知重庆海关税务司斯泰老，将税款保存在收税处，而不许汇往上海。（摘自《重庆辛亥革命史》周勇编著）
为“援川”军及北伐筹措费用。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滇黔两省先后独立，随借口援川，先后派遣军队进入川省。黔军从遵义到渝，见蜀军政府以礼相待，月给饷糈，意颇感动，故能拒绝林绍泉叛乱的密约，并接受节制。黔省发生动乱，拨队回黔，蜀军政府又送给开拨费用。双方一直保持较好的关系，未发生任何问题。滇省军队先后由昭通入川，直抵叙府，大肆设官任职，居然割据。蜀军政府派员到叙府联系，邀请滇军长官到渝订约，共同遵守。蜀军政府承认滇军为“援川军”按月付给兵饷，但滇军不得自由行动和干涉民财政务。蜀军政府照约履行了义务，但滇军破约：委任地方官吏、杀人、截留盐款等，行为令人发指。这些“援川”为名的侵川行为，大为四川人民所痛恨。时CD军政府经兵变之后，府库空虚，财政极感困难，仅靠发行军用票维持。适其时，传闻清廷以重兵犯潼关，将横截西北以牵制东南，于是东南、西南各省以大局危急，乃亟共谋北伐。蜀军政府邀王人文、胡景伊及滇军将领会议，议定：以CD军政府因遭兵变，财政枯竭，无法承担军费，由重庆蜀军政府先拨筹备费30万元，作为滇军筹备北伐费用，部队出川后，蜀军政府再按月给军饷15万元；后方勤务则完全由蜀军担任。为了支持北伐，蜀军政府即以李湛阳、黄肃方、刘祖荫等负责筹措北伐军饷捐事宜。李湛阳首捐倡导，文武职司捐薪者争先恐后，士兵及市民、妇女之捐金钱、脱簪珥以助北伐军费者亦极为踊跃。同时，CD军政府以省库空虚，请蜀军政府拨给10万元，作援陕出师协济的饷款，蜀军政府为照顾全局，即予如数拨付。不数日，奉南京陆军总长黄兴电令，谓清帝已宣布退位，南北统一，决罢北伐之师。当以电令示滇军，滇军仍执原约需索巨款，经反复交涉，蜀军政府以客军远道往返，愿以3万元作慰劳费，滇军仍坚留不去，卒与30万元，始得和平了事。（摘自《辛亥重庆》一书中，文章《蜀军政府成立前后》向楚、朱必谦等）
蜀军政府又与省内外光复各地联系组织北伐军，以觐枫（时任财政部长）、锡封（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经营药材出口业）、古绥之（秉钧，重庆总商会会长，经营山货、猪鬃出口业）、赵资生（城壁，重庆总商会前会长，经营百货、颜料、火柴、煤矿业）等筹备北伐饷捐事宜，发起爱国捐，觐枫首捐饷银二万两以倡导。宣传员中有唐廉江到各庙会集众演说，声泪俱下，闻者动容，捐献极为踊跃。廉江又倡议组织红十字会，协助北伐军，余曾参与其议。廉江慷慨陈词，谈及为此事奔走各处，穿破草鞋数双，当即发起红十字会，推觐枫为会长。南北和议成，中止出兵北伐。（摘自《辛亥重庆》一书中，文章《辛亥重庆光复的回忆》温少鹤）
注：王人文(1863-1939)，白族，云南大理人。清同治二年生。光绪十三年(1883年)癸未科进士。历任贵州湄潭、贵筑、开泰县知事，广西南宁平乐府、奉城锦州府知府，广西桂平梧道，广东按察使、提学使，陕西布政使。1911年曾以布政使的身份短期担任“护理四川总督“的职务。
1911年6月1日，盛宣怀致电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明确提出自己的“铁路国有化“方案。四川民众得知“上谕“后，反抗情绪激烈，提出“暂不接收铁路“及“暂缓公布停征股租“两项请求。王人文毫不犹豫地把川民的两项爱国要求，迅速电奏朝廷。王人文代民请奏的行为却受到朝廷的“斥责“，清政府要他对“生事“者“严行禁止，倘有匪徒从中煽乱，意在作乱者，照惩治乱党例格杀勿论“。清政府的专横行为，促使四川人民针锋相对的斗争，1911年6月17日在CD成立“保路同志会“。而王人文在民众“保路“精神的鼓舞下，不顾“诏旨斥之“，再度承担风险，决心如实地再向清廷反映川民的正义要求，并亲自接见“保路同志会“的请愿者，他当场向大家表示:对涉及国计民生的人事，他职责攸关，保证据理力争。1911年8月初，在盛宣怀和端方的一再催促下，正在前线督办边务的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返回CD王人文被免职。
注：胡景伊(1878-1950)字文澜，重庆巴县人。1901年(光绪27年)，他获官费派赴日本学习军事。他先入学成城学校，后来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与他同期的校友有蔡锷、蒋百里等。回国后任四川陆军武备学堂监学兼教习。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广西陆军协统，辛亥革命中被推为广西都督，但他弃职潜逃，后因调解川滇冲突任四川军团长。四川统一后，重庆虽被并入CD但尹昌衡对重庆并不放心，因为那里的革命党人最为集中，即便变成地方，仍能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他任用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1913年(民国2年)6月，袁世凯正式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尹昌衡愤而辞职。同年二次革命爆发，胡景伊支持袁世凯，镇压了革命派熊克武。1914年(民国3年)6月，胡景伊被北洋将军府任命为威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1915年(民国3年)2月，袁世凯北洋系的陈宦率北洋军入四川省。同年6月，陈宦被正式任命为四川督军，胡被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