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生前发表了两部代表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前者的影响力在经济学界，后者的影响力在伦理学界。也许是前者光芒太盛，以至于掩盖了后者的光辉。其实，《道德情操论》相比《国富论》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对促进人类福祉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道德情操论》早于《国富论》近二十年发表，前后经过五次修订，是亚当·斯密毕生最重视的作品。
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认为，人有“自利”与“同情”两种基本情感，《国富论》论人的自利形成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道德情操论》则将同情贯穿始终。但在亚当·斯密的思想中，“同情”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位置，它存在着双重的“规定性”：一是主观个体美德，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成为市场经济中个人所应具有的基本人文气质与道德精神；一是客观社会伦理关系及其主观情感体验，即彼此均是具有平等自由权利及其主观情感体验的存在者，这也是构建市场经济正义性的方法原则：契约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因此，市场经济应是与道德相关，道德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引。只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不是要求个人要具有多高尚的道德品质，而只需要个人自利的同时也保持对他人权利和公共规则的尊重。这种道德也不是只要求个人的德性，而是更注重要求制度的伦理性，即制度对市场经济中个人平等自由权利的保障。
如果说《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那么《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则是“欲望约束”。但它们之间的分工，并不是“两种思想、两个斯密”的对立，只不过一个谈的是“自利”达致“利他”——个人与社会在理智行为中，基于理性自发达成一致；另一个谈的是“自爱”达致“同情”——个人与社会在情感行为中，基于理性（合宜性）自发达成一致。观点都是同一个：个体与社会基于某种理性，自发达成一致。于是，当我们发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人类行为有着太大的牵制性影响时，而受市场经济支配的人类行为又太容易导致个体的利己主义，最终将会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类的伦理生活世界在巨大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过于脆弱，甚至难以为继。正是因为斯密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伦理关切和道德焦虑才会变得更为突出与严重。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当中，要求进行道德投资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一切，也早已在斯密的预料之中。在他看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
令人震惊的是，200多年前的《道德情操论》里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其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在顷刻间灰飞烟灭。”
这与如今的情形是何其相似！突如其来的震动几乎吞没掉了整个汶川，但却让人性得到了升华。“一个天良未泯的人如果从未见过那亿万同胞，就可以为了免除他的小灾小难而甘愿牺牲他们的生命吗？”当然不会！在人类普适性价值观面前，面对天灾，人类集体表现的爱心大于私心。即使素昧平生，也会伸出援手，这才是对人性深沉的感受，也是《道德情操论》的核心思想！地震给了我们最严峻的考验，但也给了我们对道德最深沉的体味。慷慨、大度、正直、勤俭等人性的美德闪闪发光，而这些正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不厌其烦反复思考的焦点。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当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亚当·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
温家宝总理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公平和正义，关心群众的利益，让每个人都享受到改革和建设的成果。”
是的，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如果这个社会的每个人在追求“利己”的同时，都满怀“利他”的道德情操，才是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